图像生态变迁中的中国艺术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回首中国美术走过的历程，可以从许多角度透析它在这一伟大时生的历史性变革与发展，而从中国美术在图像生态变迁中获得的机遇与面临的挑战，似乎能够使我们在宏观的层面认识艺术创造与时代条件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中国美术当前发展的基本课题。

艺术创造总是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时代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时代文化情境中，比较直接地作用于视觉艺术创造的因素又是时代的图像生态。马克思曾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任何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也说道：“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揭示了人类创造活动在受到经济政治的事实规定的同时，也受到已发生和积累起来的思想性材料的规定，而具体到艺术上，就是受到艺术的历史和不断发生的艺术现象的影响。艺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往往将艺术社会性内容的价值与艺术本体内容的意义分割开来，使我们在分析艺术的进程特别是艺术形态变更进程时，忽略了影响和作用于艺术创造的图像生态，而图像生态却正好是思想观念与形式语言两方面都能够同时影响和作用于艺术创造的一种外部因素。换言之，从图像生态角度看艺术变革与发展的特征，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艺术的动态进程，更何况30年的中国艺术处于前所未有的文化开放格局之中。

大致可以把30年来中国艺术所处的图像生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始到80年代末。我们都记得当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1978)、“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美国名画原作展”(1981)、“美国哈默藏画500年名作展”(1982)以及“法国250年绘画展”(1982)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大型艺术展。这些展览，包括在同一时期来华的“澳大利亚风景画展”(1980)、“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展”(1982)、“毕加索绘画展”(1983)、“法国现代艺术(1870－1920)”(1985)、“劳申柏”(1985)等专题展览，对走出“”美术模式的中国艺术界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打开思想认识和研究艺术形式技巧两方面都同时发生了作用。当时艺术界的一句流行话语是：来自西方的艺术“打开了眼界”。这个“眼界”实际就是对艺术史和艺术经典的认识，从原来的狭隘的世界艺术史视野进入到对人类艺术发展的全面的认识，例如对西方油画，看到了其艺术复兴的源头和不同国家的特色，还看到了现代的转型与流派的分野。我们不能简单说外来艺术是推动了中国艺术的主要动力，但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引进的外来艺术丰富的内容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给予了几代中国艺术家许多直接的启益，中国美术获得了一个艺术史图像的生态，也通过对外来艺术的研究和吸收形成了一个艺术史图像的生态――在现实主义观念的拓展和多种形成的探索中，可以看到艺术史图像的作用和与艺术史图像的对话。同样，在本土艺术中，随着80年代考古的许多重大发现和经典作品的开放展示，中国画的创作也获得了大量新的图像资源，对传统追溯的目光不断向历史纵深推进，从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在一个短时期内迅速吸收新的艺术资源而形成新的艺术生态，在历史上有过法国17世纪向意大利学习、俄罗斯18世纪束向西欧学习以及日本、中国于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等历史现象。这种状况反映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心理，其结果不是使本土文化成为被“适应”的文化客体，而是将外来文化内化为新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的进一步转型，中国艺术出现了以“当代”为主题的整体变革。在这个时期，中国画坛与世界的连接点从80年代的艺术史图像迅速转变为当代艺术的图像，来自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大展以及各类国际当代艺术的信息成为新的图像资源，特别在观念和方法上影响了新一代的艺术家，整个艺术成为当代性图像生态的组成部分。都市发展的新现实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艺术形式的跨媒介试验也大量涌现出来。相比起80年代中国艺术主要着力于社会的启蒙，90年代的艺术更多地表现出艺术家对现实的个人感受和语言风格的个性表现，由此形成当代艺术的图像生态。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艺术更加进入了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其特点是一个真正的图像信息时代的到来。诸如电影、电视、摄影、建筑环境艺术以及各种设计艺术形成了新的视觉文化氛围，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艺术的接受、欣赏与评判使艺术从原先的精英层面迅速进入大窳层面，新鲜活泼的大众文化图像在多元的媒体平台上成为主角，可以说，中国艺术处在了大众视觉图像的生态之中，甚至构成艺术家感受外部世界的主要经验与直觉的定势。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创造一方面要与各种媒介产生的图像世界相抗衡，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依靠和借助图像世界提供的视觉经验，二者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艺术新的特征。

简要地勾勒中国艺术所遭遇的图像生态变迁，是为了提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文化情境中，艺术的创造总是受到整个图像生态的影响和制约，从而表现出阶段性的文化特征。固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对艺术的现代“进化”保持警惕，但是，我们在考察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时，也不能不重视图像生态乃是构成一个时期艺术文化特点的主要因素，在艺术家那里甚至是直接的动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中国艺术面临的图像生态变化看到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交流与交汇过程中文化特征同一性的趋势。实际上，当我们把视点放在西方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艺术从80年代开始也进入了-_‘个新的图像生态系统。在西方现代主义发展时期，各种形式流派看上去是对传统艺术形态的反叛和极端化的语言探索，但是，西方现代艺术总体上仍然是在一个封闭的艺术本体世界中谋求发展。而随着80年代“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到来，西方艺术也进入了新的文化情境，那就是在“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图像的转型与文本的变迁。可以说，新的图像生态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艺术创作的思想观念与语言方式都具有跨学科，跨专业甚至超文化的表现形态。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图像生态的变迁对中国艺术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当艺术史图像极为丰富地展现在艺术家面 前，人们可以从具体实践的画种、类别上找到学理的根源，从前人的成果中吸收有益的经验，使自己的实践具有更牢靠的传统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既是艺术发展规律的“真理性”体现，更是活化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的有机因素，当我们说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艺术在整体水平上获得提高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确评价艺术史图像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学理层面与专业层面的支持。在当代艺术的图像生态逐步形成之后，艺术创造的当代意识很显然获得了增强，使得艺术主题具有更多切入当代现实的特点，同时也使艺术形态、样式、风格呈现出与当代文化氛围“同构”的特征。同样，当大众视觉图像形成大海般的图像资源时，艺术创造借助各种视觉文本的可能性也同样增大，获得了新的感性经验，甚至艺术的功能和作用也更加有机地融汇到大众文化消费与接受之中，构成了人们相互理解、交往、参与社会文化的空间。但是，图像生态变迁又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构筑新的艺术形态的同时，也对艺术创造构成了负面的影响。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在纷繁的图像变迁景观面前，艺术家的主体性受到了挑战，由此出现了艺术意义的丧失，也即艺术家的思想观念被外部的图像生态牵引，失去了艺术家自身的文化判断和立场，特别是基于现实进行思考、观察和感受从事创造的动机。与此同时，图像生态的变迁也容易使艺术创造越来越多地陷入工具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泥淖，甚至衍生出完全倚靠已有图像经验的惰性和陈陈相因、相互模仿的陋习。艺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杰出作品总是体现了特定时代图像创造的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同时又以超越性的姿态形成真正意义的创造，为后来的艺术进程提供新的文化精神和视觉标识。

如果我们要防止图像生态变迁对艺术创造所形成的负面影响，至少应该厘清并处理好三组关系：第一，原创图像与次生图像的关系。在不断增殖的图像面前，图像的借助、挪用、重复与改造往往成为艺术创造的捷径，甚至使人们放弃了创造新的形象本体的追求，但是。如果能够意识到任何图像总有它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话，就应该把创造的着力点放在图像的原创性上。罗兰・巴特曾经把古典的文本称为“可读”的文本，而把现代文本称为“可写”的文本，已有的文本实际上是处于艺术家创造实践之外的文本，而可写的文本意味着发现与探索始终伴随着创作的过程，同时还留有接受和理解的多义性，也就是说，在超越已有图像创造真谛变得困难的时候，原创的图像应该处于创造者自身探索和接受者进一步丰富的关系之中。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创，而是基于图像生态提供的条件的原创。第二，本土现实与外来经验的关系。应该看到，由于网络世界已经使人们的视觉经验具有趋同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创造中的外来经验很容易主宰中国艺术的创造，缓解和克服这种困境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坚持立足本土、面向现实的创造立场。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为今日艺术创造提供了无数新鲜而生动的素材，中国艺术自身的现实主义传统也足以成为中国艺术形成自身特色的强大支持，只有从本土现实出发，才能使当代的中国艺术不至于消融在全球化的洪流之中，而可以用从本土现实中提炼的主题和形式为世界艺术提供新的经验，这也是防止全球文化单一化的文化策略。第三，社会责任与自我表现的关系。图像时代带来了表现的各种可能性和自我化的条件，但是，过分地自我表现极容易陷入艺术创造的自恋与自娱，由此导致忽略了对自身之外社会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自愚”的形式。因此，我们仍然要提倡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使艺术创造成为社会意识与主流精神的载体，从而葆有充沛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