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春天:新时期的北京美术

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到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之后两年中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因为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启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进程。三中全会像沁人心脾的春风在中国大地拂过，万物复苏，美术的百花园也因此而明媚灿烂。

在“靡靡之音”、“蛤蟆镜”、“喇叭裤”、“”、“邓丽君”、“毕加索”、“形式主义”、“自我表现”、“现代派”、“精神污染”、“官办展览”都还成为问题的时代，思想的解放无疑会影响到美术创作的各个方面。当已有的思维定势成为一种习惯时，羁绊和束缚都与时代产生了矛盾，这时候的冲破和挣脱所表现出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在历史的解读中会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包括中国美术馆能够接纳在当时与许多地下文学组织相联系的“星星美展”，美协的机关刊物也介绍“星星美展”，一切的不可能都在可能的现实中，表现出了时代的推动力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变化。这一时期，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涌入，不仅加剧了矛盾，而且推动了美术界思想解放的进程，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无主题的创作，抽象的表现，非架上的艺术，民间的画会和展览，尤其是那些被看成是“垃圾”的现代派艺术，都考验着人们的宽容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

中国美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在这十年里有着迂回曲折的历程，这正是“”长期积淀的社会问题在新时期的集中反映，因此，迂回和反复不仅成为新时期的时代特征，而且为新时期的中国美术发展增添了许多时代的问题，而美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过渡时期的面貌，也成为新时期美术发展中最具有价值的内容。

十年就是这么走过。走过了这十年，一切就在见怪不怪的应对中享受着自然的发展，而社会也在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上的成果，接受着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多样化的艺术新世界。十年之中，北京因其首都特殊的中心地位，带动和推动了全国美术界的思想解放，这里是新思想、新潮流的策源地和风向标，这里集聚了在20世纪中后期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老中青三代名家，这里产生了许多代表这一时期美术成就的重要作品。北京美术在这十年中，从美术界高层到基层，从城区到郊县，都充满了生机和新机。十年内，各画种均衡发展，美术创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美术展览比过去迅速增加，美术机构也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北京美术在新时期内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的成就，为后20年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也为新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潮涌动：思想的解放

从1978年开始，在复苏的涌动下，许多美术家以其习惯和擅长的推动美术运动的方式，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画会组织。这些画会通过展览和活动，表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画坛的勃勃生机，这之中发生于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栅栏上展出的“星星美展”事件，成为一直影响当今的挑战体制的始作俑者。

北京从1978年以来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新思想的策源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影响下，对于过去在政治影响下的艺术思想进行了系列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直接成果反映到美术创作中，就是各种新的美术形式的不断出现以及在价值判断上更多地关注形式的表现，以此突破了此前美术创作中过于关注内容和题材的表现这一遏制艺术创作的瓶颈。思想的解放就是多元化诉求的萌芽，因为大门打开之后，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让人们眼花缭乱，刺激了人们反思的神经，接受和排斥、顺应和引导，都集中表现在198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八五思潮”历史记忆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八五思潮”、“新潮美术”给美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反传统为取向，具有运动的特点，尽管其中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但是，所显现的新的生机、新的气象，以及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景观，就好像一场普及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表现出了“接轨”的倾向。

毫无疑问，这十年间北京美术界的风吹草动都带来了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具有风向标性质的社会作用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影响所出现的特殊现象。

春雨滋润：画家的新生

因为1949年新政权的首都落户于北京，这里就集聚了曾经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美术界的精英，形成了历史性的大汇合。经过“反右”和“”，经过拨乱反正，枯木逢春的北京美术界依然有着庞大名家队伍，因此，“”之后1979年第三届中国美协的11位主席、副主席人中有8人为身在北京的美术家，而书记处的11人则全部为北京的美术家。这一庞大的著名美术家队伍，形成了中直()和北京市两大阵营。1981年，美协北京分会拥有会员1221人，1985年增至1564人。这两股力量都推动了改革开放后的北京美术的发展。

十年来，北京的老美术家青春焕发，创作骄人，而中青年美术家在这十年间也成为各自成长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之后的恢复高考，美术教育事业亦如沐春风而复苏，被中断十多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自是年起恢复，在近千人报名的青年美术家中，有53人幸运地成为新时期内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批研究生，这之中有一批各地有才华和创作能力的青年美术家来到北京，他们在毕业后，绝大多数留在了北京，成为各美术单位的中坚力量，并充实了北京的美术创作力量。所以，当1984年北京市文联主办“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评奖活动”时，截至到1985年1月，共有16000件作品参加了评奖，显现了北京美术家队伍的壮大和创作热情的高涨。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中，北京美术家获得了18块奖牌，为此，中国美协特向美协北京分会筹委会颁发了奖状。而在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北京更是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入选334件作品，接近全部入选作品的十分之一，其中又获得荣誉奖7件，金质奖3件，银质奖11件，铜质奖18件。

春日柳丝：画舫的画影

从历史的角度看，70年代末期的北京美术展览的空间有限，除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陈列馆之外，只有一些非专业的展览场所，因此，开辟一个属于北京市的美术展览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借助于颐和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游人较多的公园内的空间举办展览，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选择。其中的画舫斋除了举办展览之外，还是北京美协活动的主要场所。1982年6月13日，由中国美协、北京市文联、美协北京分会联合举办的“美术家之家”在画舫斋开幕，进一步明确了这里是首都美术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美协北京分会还出版了内部刊物《画舫》(1986年更名为《北京美术通讯》)。另外，1957年创刊的当时唯一的中国画刊物《中国画》也于1982年 复刊，这一中国画专业刊物在80年代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推介北京国画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年中，北京美协举办了一系列的国画、油画、版画等各个门类的美术展览，表现了北京美术各个门类均衡发展的特点。北京画院等单位也多次举办了以单位主题的展览，还有像“工笔重彩画展”、“八十年代中国画展”等形成了持续性的展览，都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美术创作。这之中的“八十年代中国画展”先后到全国的许多城市巡展，扩大了北京中国画在全国的影响。为了鼓励创作，1982年6月，经市文联和文化局报市政府批准了《美协北京分会关于收藏优秀美术作品的报告》，每年拨专款6万元专项收藏优秀美术作品，促进了美术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开体制内建立国家收藏体系的先河。无疑，这批重要的收藏也表现了北京美协在新时期的工作业绩。

春天翱翔：壁画的影响

1980年9月26日，首都机场候机楼壁画群落成，被称为1949年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为主、集合了全国17个省市的40余位美术工作者在二百七十多个日夜里通力合作完成。首都机场壁画诞生之后，为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增添了春色，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同时也在专业的领域让全国的目光聚焦到这里。

首都机场壁画从整体的规划到具体的创作，直至落成后的社会反应，都充满了时代的特色，因为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大胆嵌入3个沐浴的傣家裸女，而这一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形象却是经邓小平首肯而得以面世。因此，首都机场壁画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有着特别的社会意义，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了印证改革开放历史的风波。机场壁画的曲折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处境，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艺术发展和观念变革的艰辛。然而，因为首都机场壁画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的桎梏，轻松的社会主题，多样化的表现和不同的艺术语言，为人们开启了艺术的智库，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美术发展成就的标志之一。

机场壁画出现后的十年间，据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1988年的统计，全国新出现的壁画近千幅，形成了中国20世纪美术发展史上壁画创作的高峰期。与之相应的是，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筹建了侯一民主持的壁画研究室，1984年又成立了壁画系，以教学带动了创作，而1985年，中国美协成立了壁画艺委会，则在全国美展的体系中确立了壁画的在专业范围内的社会地位，也推动了壁画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

春风和畅：人体的冲击

1978年12月15日有关部门再次转发了1965年11月11日的文件，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开始恢复使用人体模特儿，而美术展览中也开始出现了人体作品。然而，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在有限的专业范围之内展开的。首都机场壁画触动了这一社会敏感的神经，其最后的结果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体艺术还不能公开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艺术家的表现只能是有限的可能，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宽容也仅仅限于专业范围之内。

可是，在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家们总是不断地寻求突破，以获得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和审美上的更进一步的突破。“裸”的强力突破，出现在198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内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上。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的数字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大门的打开，蜂拥而入，是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国内外50多家媒体，其中仅国外就有7大通讯社报道了这一展览，无疑，这已经超越了艺术的层面。而由北京美术界在新时期导引的人体艺术大潮，在经过了反复和迂回之后，最终冲破了拦截的堤坝，才有了此后无拘无束的表现。

春色满园：雕塑的复兴

1982年2月25日，中国美协向中央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城雕的未来发展制定了指导性方针，还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之后，全国性的城市雕塑会议频频举行(1983年、1984年、1985年等)，全国性的城市雕塑展和佳作评选活动也渐次开展(1984年、1987年等)，促进了城市雕塑在新时期的发展。1982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美协《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并拨款予以支持。同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日常工作由市美协负责的“北京城市雕塑领导小组”，从1983年明到4月的两次会议，确定了第一批城市雕塑的地点和题材。年底，首批确定建设的城市雕塑已经放大制作并接近完成，同时，又确定了首都机场、卢沟桥等八处设置雕塑的地点。可以说，始于80年代初期的城市雕塑事业，为新时期的艺术春天增添了美丽的景致，成为新时期雕塑艺术发展成就的标志。城市雕塑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北京的公共艺术环境，也带动了公共艺术和景观艺术的发展。但是，此后的遍地开花的城市雕塑也出现了一些规划、设计和制作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架上雕塑方面，形式、风格、材质在80年代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显现了思想解放给与雕塑界的影响。从第五届全国美展开始，中国雕塑的“百花齐放”首先表现在雕塑从纪念碑的宏大主题叙事中，走向了更为宽泛地选取题材表达胸襟这一新的路途。无主题的轻松与趣味的表达，使雕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令人耳目一新。与之相应的是，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雕塑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造型手法趋于简洁，抽象变形成为时尚，现成品的利用，以至装置艺术加入到雕塑的行列。以形式美感所表现出来的雕塑的情趣，以现代观念所传达的艺术的思考，成为80年代架上雕塑出现的新的特点。

北京雕塑在新时期的发展尽管受到新潮美术的影响，但是，属于学院系统的架上雕塑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放弃它已有的传统，一部分中老年雕塑家依然在写实雕塑方面进行着现实主义创作，并产生了一批代表这一时期雕塑成就的重要作品。

春晖恩泽：市场的萌芽

“”之后，艺术市场恢复的初期，经营艺术品的机构屈指可数，也就是琉璃厂的荣宝斋、王府井的北京画店和工艺美术服务部，以及北京市美术公司、北京市工艺美术公司、北京市文物商店，这为数不多的几家经营的范围基本上都集中在传统的书画方面，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国外的观光客。1978年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卖画”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大小画廊不断出现，位于使馆区周围日坛公园的“中国艺苑”，最早显现出了开放性的业态。北京的艺术市场作为中国艺术发展的晴雨表，一直引领了新时期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而市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代画家作品的收藏，促进了现实创作的发展，也提高了北京画家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市场作为一个弘扬当代美术创作成果的一个管道，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正好与体制内的渠道形成了一个互补。1984年7月，经北京市市长批准，中国美协与美协北京分会联合引进外资，筹建“中日书画交流中心”(“北京国际艺苑”的前身)，后来，刘迅负责筹备建立了北京国际艺苑有限公司及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使之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画家的活动舞台，开创了中国企业出资赞助艺术家及艺术活动的先河。

毫无疑问，北京80年代中期艺术市场的兴起，所带动的市场氛围，直接催生了90年代艺术市场中的拍卖业的兴起，并起着示范和领头羊的作用。而经由这个时期所逐步形成的国内市场开始萌芽，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外向型为主的艺术市场格局。

北京美术在新时期的发展，还得力于国际美术交流的日益增多。10年的开拓，保证了后来20年的长足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北京美术的发展历程，足以说明改革开放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性，而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美术家又保证了21世纪北京美术发展的持续性，并像北京这座国际化的都市一样，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