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判断和对策建议

摘 要：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看到了成都市农民工在城市的辛劳和贡献。同时，城乡均衡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最终要求，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有权利享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基于对成都市一二圈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调查研究，文章得出了一些对成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基本判断，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 市民化 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32-02

成都市是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城市的先驱者，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群体明显区别于一般城市，我们从不同的维度了解了成都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们发现成都市农民工从老一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过渡的同时，也带来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而在这个新格局下，农民工的称呼已经过于陈旧而不能充分定位这样一个群体。成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升级同时也印证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果。面对新时期和新问题，我们需要更大胆更大力度的政策创新来突破。

一、成都市农民工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

成都市农民工是全省最先享受到城镇化发展成果的农民工群体，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也分享到市民化带来的好处，相应地产生了市民化的基本诉求，且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农民工的这种诉求变得更加强烈。一方面，农民工能够看到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便利，城市高质量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强化了成都市农民工享受更好城市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市民化让农民工真正摆脱土地的束缚，能够更加有保障地进入城市，填补了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缺乏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同时，已经实现市民身份转变的农民工也形成一种正向激励，在满足基本利益诉求和后顾之忧以后，农民工会更加有信心、大胆地迈进城市，完成真正的市民化。

二、成都市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门槛逐步降低

成都市近年推出的一系列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效果正在显现。自2003年，出台《关于调整现行户口政策的意见》，取消了入城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替“入城指标”；2010年，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建立了以身份证为标识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实行户籍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相一致的新体制，并允许农民带着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进城落户，享受平等的住房、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成都市就业促进条例》，将2003年以来全市统筹城乡就业的成功经验上升到法律层面。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成都市农民工落户条件基本比其他流动人口更为宽松，且未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成都市对农民工的需求会逐渐增加，成都市农民工进入城市将更加方便。

三、成都市农民工消费需求随着代际交替更加以城市为中心

成都市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代际交替，带来了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巨大改变。在上世纪城市快速扩张的时期，老一代农民工以较低的报酬和诉求进入城市，从事重体力工作，形成城市建设大军往返城乡，最终将有限的积累带回农村维持家庭生计。这种务工行为更多是由于相对于农业生产有更多利益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迫于生活的无奈，因此，老一代农民工仅在城市维持着极底的消费水平，完全为了积累收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少了很多维持农村家庭生计的后顾之忧，有能力将获得的收入更多地用于城市消费，从而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除了基础的生活开支，消费也更加多元化，如娱乐消费、提升技能、拓展交际等层面。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消费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更加以城市为中心开支活动，而不是疲于奔波，正在向真正的市民化过渡。

四、成都市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以自身需求为中心

成都市农民工已经从单纯的积累资金阶段过渡到自我实现、获得存在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收入仅能体现其需求的一个方面，他们更加能够通过生活环境、工作条件、自身意愿、身体健康等来综合判断是否去工作。因此，成都市农民工，尤其是作为未来市民化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看重工作环境好、社会地位高的职业，这一需求与城市居民求职者的观念接近。这样以自身需求为中心的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工作生活中能够获得尊重、更能够实现自我的需求。这也是由于老一代农民工创造的积累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使其能够放下维持农村家庭生计的重担，有能力为了更高层次的个人存在的需求而工作。因此，未来农民工这样的群体会逐渐淡化，转而是上述新生代农民工转化而来的新型城市居民。

五、提升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建议

（一）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完成落户转变身份的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原有“农民”身份制约，因而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在婚姻、就业、交友等方面存在隐。应在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同时对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彻底消除成都市农民工融入城市、乃至向上流动的制度障碍。一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制定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重点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以及推动工资协商制度。二是实施过渡性和长期性政策推进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短期内，建设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通过对社区医院等进行补贴提供低成本的基本医疗，政府与用人单位、保险机构共同开展相关工伤保险项目。长期看，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子女教育、医疗、工伤保险等各项基本保障纳入城市居民保障轨道内，通过大力的社会保障来提升成都市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融入感。

（二）提高就业和培训服务精准度

成都市农民工仍然延续着传统农民工的就业渠道，亲朋介绍和企业招工为主的就业方式使农民工缺乏科学的就业指导，决定了就业行为的盲目性，直接导致农民工普遍存在“跳槽”现象，尤其是第一份工作的不稳定问题。因此，应当完善对成都市农民工就业指导工作，特别强调对初次就业群体的指导。第一，学校应有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帮助其制定职业发展规划的义务。职业院校和培训学校为新生代农民工（下转第34页）（上接第32页）在毕业前逐步开展初次就业指导服务，在就业指导过程中，要以培养法律意识、政策咨询为基础，根据农民工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农民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第二，加强对职业介绍等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监管，强调不仅要为农民工找到工作，还要找到“适合”的工作。第三，激励用工企业在招工之初就加强与农民工的沟通与交流，帮助其选择合适的岗位。第四，重视农民工的创业需求，提供针对这一群体的创业平台，提供社交、礼仪、管理、销售、经济理论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出台配套的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帮助其创业。

（三）着力解决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由于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区位的土地价值差异巨大。由于成都市农民工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代际交替，导致农民工在居住条件、受教育程度或技能等方面产生分化，极大地影响着生活成本（居住、消费、社会保障等）、收入水平。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得老一代和新一代、近郊和远郊成都农民工群体内部容易产生分化，而事实上这种分化已经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老一代和新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会在未来形成不同的群体，同时，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更缺少保障而可能面临返乡的命运，无法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而成为更为边缘化的群体。

老一代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老一代农民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寄托，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直接关系到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城。为了避免农民工内部出现阶层分化，避免老一代农民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淘汰，而仅仅作为一个时代的牺牲者被忘却。因此，应着力解决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将没有土地、特别困难的群体做好安置工作，尽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对有一定职业技能的老一代农民工，应当鼓励发挥余热，将其纳入社区、社会组织职业培训活动范畴，创造更多价值。加大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的支撑，扩大针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供求信息覆盖面，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吸纳老一代农民工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补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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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研究.开发研究，2011（4）

[3] 四川“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研究.湖湘三农论坛，2011（10）

[4] 杨琦，李玲玲.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人口科学，2011（2）

[5] 朱勇.成都统筹城乡“六位一体”经验探析.江南论坛，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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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聂云翔.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硕士论文，2013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1130）

（作者简介：倪玖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