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湖南花鼓戏中的民间文化

花鼓戏是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是我国民间艺术宝库的璀璨明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湖南花鼓戏产生于人民群众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通俗文化,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独立性。精英文化是由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接受对象,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我们经常将民间文化简单地归为“俗”文化,与其相对应的精英文化为“雅”文化,其实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能用简单“俗”“雅”划分。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根源,有很多自己的精品,没有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湖南花鼓戏是湖南省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总称,流行于三湘四水,深受劳动人民喜爱。湖南花鼓戏尽管遭到历代统治阶级和旧势力的摧残和干扰,受到种种社会动乱或其他因素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艺术活力延续绵长的发展。“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淫戏卖武,谕禁久宣”,这是曾贴于长沙城禁演花鼓戏的四言训示,花鼓戏被统治者视为淫戏严禁演出,艺人常被提锣毁箱或抓去坐牢游乡。尽管如此,“采茶一名花鼓,政府以其导淫,悬为历禁,然农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绝”(《醴陵县志》),花鼓戏不但屡禁不绝,反而愈禁愈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为人民创造和人民需要的湖南花鼓戏艺术,历史社会所强加的暂时性束缚和打击,从来都不能扼杀其艺术生命,只要有人民存在,民间文化就会生息存在。随着时代的进步,湖南花鼓戏既继承了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更是在剧目、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加以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自2006年以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厅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公共大戏台”已连续举办五季,其中湖南花鼓戏占了很大的比重。现代舞台承载着古老的艺术,现代媒体推进着历史前进。湖南花鼓戏既坚持了传统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又领导了一条没有门槛、新潮时尚的大众路线,以平实的风格掀起了一场“梨园风暴”。湖南花鼓戏来源于民间,起源于群众,是人民群众培育了这一艺术形式,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民群众服务,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欣赏要求。

很多艺术门类是先流行于皇室贵族、上层社会然后才传到民间。湖南花鼓戏的产生和发展都在民间,贴民百姓,反映现实生活,因此极具平民性。民间文化平凡而朴素,体现的主题思想和民众生产生活休戚相关,具有自发性和广泛性。湖南花鼓戏的班社由条件简陋的草台班发展而来,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在农村集镇流动性演出。湖南花鼓戏是在地花鼓、采茶灯、车儿灯、竹马灯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民间歌舞艺术形式情节简单,曲调高亢明快,带有浓重的喜庆色彩,随着更多情节和曲调的加入就形成了花鼓戏,在劳动娱乐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农民、手工业者自娱自乐。湖南花鼓戏在清代中叶兴起并迅速发展,多以生产劳动、爱情或家庭生活为题材,幽默诙谐,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湖南花鼓戏大多为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多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通俗话本;描写对象多为劳动人民、书生公子、官吏商贾,以渔、樵、耕、读为主;表现内容上多为反封建伦理道德、追求婚姻自由,惩恶扬善,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如《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等。湖南花鼓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朴素自发的生长于民间,没有经过太多主流意识形态过滤和规导,不歌颂帝王将相,敢于揭示统治阶级矛盾,用泼辣大胆的手法讽刺鞭笞丑恶行径,劳动人民就是自己的主人,涵蕴着丰富的生活经验。

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说过:“传奇不比做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语言是戏曲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湖南花鼓戏扎根于民间,以人民群众口头语言为基础,以广大乡村和小集镇为基地,其唱词和道白具有写实的风格,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比如《张先生讨学钱》“……正月里正月正,家家户户贺新春,龙灯狮子多热闹哇,敲锣打鼓闹沉沉,忽听得门外高声喊咧,龙灯狮子要上我的门,张先生我最爱看灯,怎奈我无钱打包封,关门躲债主设法呀做人情,我关门闭户躲新春,关门哪闭户躲新春……”。民间文化只有通俗易懂,民众喜闻乐见,才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湖南花鼓戏对白和唱词从朴素的生活语言入手,汲取民谣、民歌、俗语、歇后语等民间语言文化精华,生动形象,风趣幽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湖南各地民间艺术、民俗和乡音土语多种多样,湖南花鼓戏结合不同地方语言和艺术形式,主要分为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阳―衡山花鼓戏、常德花鼓戏、岳阳花鼓戏、祁阳―边县花鼓戏、湘西阳戏、花灯戏八种[1]。各类花鼓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班社、艺师以及代表性艺人,在剧目、声腔、表演及音乐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浏阳以“采茶调”为代表,多演生活喜剧;宁乡以“学钱调”为代表,多演风流小戏;益阳、西湖以“八同牌子”“西湖调”为代表,多演正剧。湖南花鼓戏是群众的艺术,语言“中听”“好说”,在生活语言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化和韵律化,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欣赏。

民间文化就是贴近人民生活、群众易于接受理解的一种文化,具有实用性和娱乐性。戏剧表演动作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湖南花鼓戏的表演风格朴实、明快、活泼,夸张幽默的小丑,泼辣能干的小旦,风流洒脱的小生,各具特色。湖南花鼓戏表演形式丰富多彩,步法和身段比较丰富,长于扇子和手巾的运用,善于表现劳动生活的各种情景,特别是一些轻松活泼的喜剧和嬉笑怒骂的闹剧深受观众的欢迎。“手拉风箱,呼呼响,火炉烧得红旺旺。女婿来补锅,瞒了丈母娘。操作要留意呀,当心手烧伤。双手烧伤不要紧,怕只怕呀说不服我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这是湖南花鼓戏《补锅》的代表选段,男女演员表演的时候就真实再现了生活中补锅的动作和场景。湖南花鼓戏表演所蕴含的民间文化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直接模拟,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吸收了扇舞、手巾舞、矮子步、打花棍、打酒杯等民间歌舞的表现手法,又从犁田、使牛、推车、砍柴、绣花、喂鸡、纺纱等劳动生活中提炼了一些表现力极强,特色鲜明的表演程式[2]。比如《拾玉镯》中孙玉姣的绣花、搓线、穿针、飞针走线,演员刻画得非常具体细致,描绘了一个出生于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中心灵手巧的少女形象。湖南花鼓戏表演从人民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丰富了劳动人民的业余生活。一些优秀的湖南花鼓戏剧目不仅在题材、人物、情节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其唱、做、念、打的表演形式也来自生活,从生产劳动中提炼加工,保持生活中质朴的原型特征,符合大众品味。

湖南花鼓戏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唱腔曲调上具有地方戏剧特点,人民群众即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源自群众口头创作,集体加工,所以能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受到大家的喜爱,一些优秀的剧目自上演以来,百看不厌。民间文化时刻保持和人民的密切联系,才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湖南花鼓戏按调式分为宫调式、羽调式两种,宫调式强调六级音,羽调式强调七级音,花鼓戏味特别浓厚。花鼓戏的音乐曲调约300多种,基本为曲牌连缀结构体辅以板式变化,根据曲调结构、音乐风格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川调是主要腔调,曲调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由大筒和琐呐等丝竹乐器伴奏;锣腔旋律性较强,长于叙述抒情,一唱众和,以锣鼓和琐呐在唱句间伴奏,具有民歌色彩;牌子包括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保持着载歌载舞的特点,走场牌子有大过门配合表演,锣鼓牌子以唢呐、锣鼓伴奏;小调包括各种民歌小调和丝弦小调,多用作插曲,伴奏乐器以大筒为主奏乐器,琐呐为色彩性乐器,并使用打击乐器。为了适应戏剧情节的复杂化和人物思想感情表达的要求,湖南花鼓戏曲调的发展采用当地山歌、民歌、哼歌为素材发展成为几个基本曲调,通过“变手法”“改尾巴”“换骨头”“翻上去”“落下来”“把板眼扯烂或挤拢”等手法,实际上就是通过转调、变调、改变调式、音程移位、节奏扩展压缩等创作出多种节奏、表现丰富的情感、适用于男女声演唱的花鼓戏曲调。胡秀英与刘海的爱情传说在湖南家喻户晓,根据这个故事创作的《刘海砍樵》是湖南花鼓戏中的名篇:“……胡大姐――呃,我的妻――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罗嗬嗬,我把你比牛郎不差毫分啦,那我就比不上罗嗬嗬,你比他还有多咯呃……”[3],这段活泼欢快的男女对唱表达了小两口新婚燕尔、感情甜蜜,幸福喜悦的心情,是湖南花鼓戏最富特色的唱段之一。群众对花鼓戏中的一些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耳熟能详,而某些演员的一些经典唱段唱腔,群众更是能够按节拍轻声和唱,湖南花鼓戏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如此强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唱”腔的艺术魅力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民间文化是最平民化、最自由化、生命力最强的文化艺术,这也正是群众认可民间文化,欢迎民间文化的原因。湖南花鼓戏属于民间文艺,它历经沧桑容颜不改,诞生于民众的草根台、语言来自现实生活、表演源自生产劳动、音乐来源于民间曲调,乡土气息浓厚,形象生动,淳朴亲切,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正做到了“还戏于民”,使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有机融合一起,将戏曲还给群众,人人都能在花鼓戏舞台上“有戏”“出戏”,“留下来”“送下去”,最大程度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注释:

[1]贾古:《湖南花鼓戏音乐浅论》,中国戏剧家协会湖南分会印,1978年。

[2]金汉川:《湖南戏曲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3]吴凡:《民间音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沈 畅:湖南女子学院艺术表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