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清除的是“成语恶搞”背后的社会病根

日前不少论坛和QQ群上都流传着关于对9个成语“恶搞”的一个热帖，如将“有机可乘”解为“公务员考察有飞机可乘”，将“知书达礼”解为“光读书还不够，还得学会送礼”等等。针对这种“新解”，广州某高校中文系的王教授表示担忧：小学生正处在认字识字的年龄段，接触这样的“曲解”多了，可能反而记不住正确的意思。（4月21日《新快报》）

王教授的担忧虽然不无道理，但担忧毕竟只是担忧――它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更不用说改变现状了。其实，传统文化中被“恶搞”的岂只是成语，在中国目前这种由种种不可言说的原因造成的社会语境里，国人最需要的是娱乐与发泄――凡具有被“恶搞”潜质的一切事物，恐怕都难逃被“恶搞”之厄运。

就成语来说，其释义固然早已定型化，然而，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它的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微小的边际变动――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意义的突变。一个词语，只有在放入具体的文本语境、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中的时候，才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才能被我们所理解。从社会语境的角度而言，词语的意义就是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此意义上，词语语义的变迁就在于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因此，词语语义的变迁是社会变迁和社会心理变迁的镜子。

将“有机可乘”解释为“公务员考察有飞机可乘”之类的“成语恶搞”，并非语义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造成的“语义突变”，而是在因各种社会压抑而长期郁积的强大的社会心理能量所形成的“社会心理能量场”的压力下，产生的非连续性的“语义畸变”。这种“语义畸变”通常指向的是当前社会的种种阴暗和丑恶的一面――一般以原有的语义元素为基础，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对原有的词语作出“调侃式”的“新解”，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达了对当前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无奈等等。这类“语义畸变”以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方式，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社会变革的心理能量得到了释放。从总体效果上看，这种“新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当前社会的某些阴暗和丑恶，但同时也弱化了社会变革的心理动力――由于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游戏”的阶段，并没有指向有助于社会改良的、积极的、有效的、可操作的行动，所以“恶搞”的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甚至由于“恶搞”有助于维护当前不合理现状的稳定，也成了当前丑恶现实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和同谋。

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网友们所“恶搞”的其实并非成语或传统文化，而是当前社会的种种“乱象”与“怪现状”。这种“乱象”与“怪现状”大多表征的是社会公共空间的无序和混乱，而这种混乱和无序的原因则在于――形塑社会公共空间的规则是一种建立在掌握着重要的公共资源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权的少数人的喜怒哀乐――甚至“拍脑袋”――基础上的“人治社会”的变化莫测、捉摸不定、柔性和非理性的“任意规则”，而非建立在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基础上的“法治社会”的相对稳定、刚性和理性的正式规则。很显然，如果社会公共空间的无序和混乱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即产生“恶搞”的社会政治根源没有消除，在社会和文化惯性（或曰“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恶搞”就会作为国人解决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内心冲突和紧张的有效途径而以各种方式、各种面目，出现在一切具有被“恶搞”潜力的事物或事件当中。

是故，要消除“恶搞”与“恶搞”的负面影响，必定先得清除产生“恶搞” 的社会病根――而且，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和社会改良作用的具体行动。此外，尽管“恶搞”无伤大雅，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然而，“恶搞”毕竟只是小聪明――若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都把精力耗费在这种缺乏生产性与建设性的小聪明上，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