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N城记之天津

这个城市既充斥着与其他北方重工业城市相同的千人一面的苏式建筑，以及混乱的街道和烟尘，又奇异地留存着天津独有的“文脉”，这或许得益于决策者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举棋不定，而外来者如万科，能否对这奇异的“文脉”有所传承?

从1949年，北京被定为首都之后，天津就成了一个注定尴尬的存在。

当然了，天津从中国灿若星河的古城中脱颖而出，变得引人注目，也不过是这一百五六十年的事。

清末民初的国事动荡，给了天津一个好机会，让它一跃而上历史的舞台。洋务运动刺激了这个城市的发展，民族工业的基础在此萌芽；鸦片战争之后20年，也就是1860年前后，租界开始兴建，各路洋人在这里划地而治；清帝退位后，北京城里聚居的满清王爷、格格和遗老遗少们带着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对衰亡帝国的哀悼和怀念，一起搬到了天津当起了寓公，甚至还有战乱时期名头各异的军阀和政客，还有众多至今令人怀想的知识分子们――当这一切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涌进天津的时候，这个城市顿时展现出了一种奇异的面貌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化来。

然而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变得尴尬起来了。因为距离首都不过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因为资源向首都的倾斜，天津注定只能充当一个绿叶的形象，而不是争相辉映的双子星。

这个形象，在经历过六十年时间的；中洗之后，变得愈发模糊起来。很多人提到天津，很难在头脑中第一时间勾勒出它的样子来。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因为历史原因而成为直辖市的城市，它和其他北方重工业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充斥着大量的千人一面的苏式建筑物、混乱的布满尘土的街道，还有几乎会弥漫整个春季的浓重的烟尘和风沙。

然而，在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王受之的眼里，天津的“文脉”，却因为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决策者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举棋不定而“奇迹般”地得以保存。他说，“天津是一个基本文脉没有割断、保存了多个发展时期城市构造的城市，因此具有很浓厚的历史感。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绝大部分城镇都应该有这种感觉，可惜几十年来一直被破坏，现在，像天津这样将这种感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市倒不多了。”

王受之是国内现代设计的理论家和狂热布道者，他针对城市、建筑和居住新理念的推广，引起了业界的重视，也因此开始了他和一些著名地产商的合作。万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万科进入天津的时候，正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那是1992年，万科实施跨地域经营，“遍地开花”。香港银都置业、青岛银都花园、天津万兴和万华、上海万科房地产以及北海万达房地产等分公司相继成立；进行股权投资的国内公司达到13家；至今还存在的惟一非地产业务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是该年成立，开展电影、广告、卡拉OK影碟等制作和发行业务。

也是那一年，王石的爱将郭钧从《万科》周刊辞去主编职务，空降津门，领衔天津万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郭钧是河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在加入万科之前，在深圳市政府工作，1988年加入万科，四年之后就成了封疆大吏，可见其人之能力。万科的北大系精英郁亮和丁长峰等，也都是因为郭师兄的先例和引荐，陆续出现在王石的办公室里。

郭钧的能力在他到天津下马伊始就有所展现。拿地，拿到黄金地段的好地一向不是万科的强项，即使在万科的大本营深圳，万科所能拿到的地也总是在郊区附近打转。可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天津，郭钧硬是能拿下直隶总督府旁边、金刚桥下的一块黄金地块。有人开玩笑说，万科之前和之后，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再也没有能够拿到这么好的地块。

1993年5月28日万科成功发行B股，6月旋起宏观调控之风。不过，一开始宏观调控并没有引起万科足够的警惕，因为发行B股而握有充足资金的万科，仍然充满信心地上了很多大项目。其中就包括万科著名的问题项目――在深圳的海神广场(后来改名为俊园)，以及在天津的万科中心。

这股扩张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了1995年才戛然而止，过度的投资和不理性的扩张使万科的资金不堪重负。可是有了解内情的人的说法是，那段时间的扩张，让郭钧的声名在天津如日中天，甚至达到了只知有万兴而不知有万科、只知有郭钧而不知有王石的地步。

到1995年，金刚桥项目面临烂尾的危险，项目盖到一半便没有了资金，被迫停工。而后，万科找到日本微笑堂(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将原有的写字楼加商场的规划方案改成酒店，这才筹集到资金来完成项目。

十年以后，王石在他的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提及万科在天津这个城市的初始项目的时候，充满了检讨精神：

“尽管天津万兴成功将一个问题楼盘转变为一个吸引投资的楼盘，从战术的角度看我们解决了资金占用的问题，将一栋缺乏市场的楼盘调整为一个酒店(当时我还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成功案例)，但在战略层面上，则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

酒店，是万科完全陌生的一个领域。这个项目始终是不成功的，万科在天津的头几年。几乎都是与“亏”、“巨亏”、“还在亏”、“继续亏”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到最后，终于还是壮士断腕，将这个项目同其他外部资产进行了置换，万科在承担银行负债的同时，还额外拿了1.5亿。

从金刚桥项目艰难撤出之后，万科置换到了东丽湖的地块。

属于万科的东丽湖地块面积很大，南临东丽湖，北至东丽之光大道，西临湖堤路，几乎占据了东丽湖整个北岸。总面积4095亩(273公顷)，建筑面积可达到137万平方米。这是万科迄今为止开发面积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天津到目前为止数一数二的大项目。

可是东丽湖也很远，去天津市中心极其不方便。从北京走京津高速去东丽湖，会和整个天津城区擦肩而过，在越过天津二十多公里之后，才能看到东丽湖出口。而它距离天津的几乎所有地标的距离，都是两位数的，位于中心区与滨海域区之间，距外环线约17公里，距滨海域区约25公里，距机场26公里。

虽然政府一向有意将东丽湖开发成一个旅游度假区，可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此处仍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是一个70年代为了缓解天津居民饮水问题而开挖的一个人工湖，湖边有芦苇，湖上有飞鸟，湖里有鱼虾。但是，直到世纪之交万科得到这个地块并准备进行开发的时候，来到这个区域的工作人员发现，这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东丽湖度假村，和一些从外形到结构都明显属于上个世纪产品的小别墅。

万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地块的地产开发商。而别墅项目，成为他们当时惟一的选择――即便是今天。东丽湖和天津市区的交通仍然是一大问题，市政公交只有一条线路，其他有两条自己开的社区巴士，并且没有高速公路连接。走17公里上了外环路之后，天津人会很老实地告诉外地人，“这只是疑似快速路，红绿灯少一些，自行车不太有，

电动车和摩托车偶尔有。”当然，负责任的天津人不会忘记交待一句。“晚上比较恐怖，小树林里经常会窜出行人来，千万要提高警惕。”

好在，东丽湖有水。在缺水的北方，任何临水的地方，都会因为这荡漾的水波而显得珍贵和浪漫。所以，万科东丽湖项目在“水”上做足了文章。一进大门，一条宽阔的道路东侧是低矮的别墅群，西侧是一个“大脑袋”高个子的怪物，那个形状很怪的建筑曾经是一个“生态馆”。和道路平行的，则是万科人工开挖的10.5万平米的国际标准的滑水赛道人工湖。路边零散着一些小木屋，据说可以出租渔具。“湖里的鱼很好钓，本来这里的水生动物就很丰富，我们还经常买一些倒进去给业主们钓。夏天的时候来吧，东丽湖里的白虾味道很好，小区里的饭店就可以吃到。”万科的小伙子介绍说。

但是现在还是冬天，湖面还结着冰，尽管岸边已经开始有融化的迹象，可是整个湖面的景象仍然显得萧索。小区里的人也并不多，一期的别墅早已经售罄，在新年刚过的工作日上午，基本不见人影。商业街的店铺也大多没有开门。越往里走，楼就盖得越高，到第五期，基本上都是高层公寓。这些才是东丽湖地块逐渐成熟之后，为了满足初次置业者的产品，而对于这类产品而言，更重要的置业诱因大概与东丽湖无关，而是与那近在咫尺的天津空港保税区的建成有关了。那些进入保税区的企业，甚至在这里进行团购。

当然，到今天，万科在东丽湖不再寂寞。站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万科的工作人员指着那因为漫天的黄土而可视度很低的远方说，“这里过去是华侨城的欢乐谷，再过去是恒大。”他还不无担心地问，“不知道绿城会不会来?”过了片刻，他又说，“其实大家都来更好，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这个地块做得更旺。单靠我们一家，毕竟力量有限。”四

不知道东丽湖这种郊区大盘，在王受之教授那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至少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他对这种“郊区社区”的存在，是持批判态度的。“市中心的荒废是郊区化的直接结果，而且居住者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在汽车和燃油上。”王受之说。

他支持的是新都市主义，希望能够把市中心区改造成一些体量不大但是具有吸引力、具有高价值的商业、住宅混合区。或者简单地说，要建造一些“尺度”合适的社区。

需要提醒的是，王受之1946年出生在广州，在广州这样格外市民化的城市长大的人，实际上都很难对北方的城市产生好感。

所以，他所赞扬的天津的“尺度”，实际上也只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保留下来的和平区那一片老住宅区而已。天津这些建于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公寓大楼，其现代化程度在当时是令人惊讶的。它已经有完备的下水道，以及抽水马桶等现代卫浴设施，与“国际接轨”了，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

住在房子里的中国人，有些是达官贵人，也有先驱的思想者(如梁启超)，更多的是民族资本家(如中国化学工业开拓者李烛尘)和高级知识分子(如肿瘤医学泰斗金显宅)。

现在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区和旅游景点的“五大道”，在当时就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和文化空间。由于天津本土城区开发在前，租界开辟在后，再加上地势上西北高而东南低，天津人俗称老城内外为“上边”，“五大道”一带为“下边”。据说，这两个区是“两个世界”，不仅很少往来，连说话语调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

然而不说天津话的地区，现在成了天津文脉的代表。这里美英法德意日各式风情的建筑混杂在一起，罗马柱和英式小砖楼隔街对望，公共汽车与小汽车交错而过，政府部门与小服装店小饭馆比邻而居。昆明路小学的大门静静地关着，当带路的小伙子在路口疑惑地寻找五大道的标志“大柱子”的时候，一位头戴呢帽、身穿呢子大衣、手提公文包的老人在身边轻声说，“柱子在睦南道那边，你记错啦。”他说的也是国语，不是天津话。然后他就走进了一扇窄窄的大门，半掩的门里能看到那座充满了历史沧桑感的小洋楼，虽然每个窗户上的摆设都告诉人们，这里早已是寻常百姓人家。可是那一瞬间，的确令人感受到穿越百年的城市文脉。

据说，万科在天津最成功的项目是水晶城，不仅获奖无数，至今要评选天津的名盘，水晶城也毫无疑问会名列其中。而水晶城最成功的一点，据说就是对五大道的模仿，当然还有对传统和历史的保存。

这里所说的传统和历史，并没有五大道那么久远。它指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时代的传统。这个位于梅江南的地块，原本是一个玻璃厂，这个玻璃厂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历史颇为久远，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是法国人的产业。解放后经过扩建，厂周围有铁路，便于火车进出运送原料和成品玻璃，厂里有窄轨铁路，供烧制玻璃时窑车出入用。当然，还有巨大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

当年王石一到玻璃厂，看到烟囱的时候，立刻说，“这个一定要留下”。这给设计者们出了难题，而且最终因为这个难题在当时无法解决，王石的意愿被违背了。烟囱拆掉了，在小区东入口的显眼位置建了一个烟囱形状的钟楼。“这就是为了纪念那个烟囱。”

被保留下来的是一个厂房，经过改建之后，这里成了会所。斑驳的水泥柱和墙面与铁灰色的铁结构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架空的空间是一个庞大的火车头，不是原装的，设计者们为了还原当时的气氛，特意买了一个五六十年代的火车头，放在了铁轨上。

据说在水晶城建成的那一天，随大流来看热闹的原玻璃厂的老厂长一进小区，看到了熟悉的厂房、钢筋混泥土大立桂、原来的老树、铁轨上的火车头和铁轨中间长出的野花，老人家流下了眼泪。现在，他也成了水晶城的一位业主。

不过，对工业建筑传统的留存以及所谓“玻璃厂精神”的纪念，都还是水晶城的外形，它在内里更加推崇的还是五大道的尺度和生活方式。设计者们在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五大道呆着，看那里的建筑，感受在五大道漫步时候的感觉和氛围，并尽量将心得复制到水晶城来。

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古朴厚重的红砖外立面，层层退台的情景洋房，不超过400米的步行距离，甚至小区入口的设计和商业街的位置也在着意复制欧洲小城的意象和浓厚的历史感和文化感。

只是，生活在年轻的历史名城天津的人们，见过大世面，民风又彪悍，他们对于文化的态度，显然不象外来者那样刻意。历史上住在五大道的人们，对西方建筑师的设计随意地删减修改，加上他们认为必要的或者好看的东西，哥特式的拱顶加上希腊式的柱子，有什么不可以?小洋楼的围墙上砌出铜钱状的花纹，那又怎样?自己喜欢就是硬道理。

水晶城的业主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五六年。万科的员工指着那些情景洋房，啼笑皆非地说，“原本不是这样的，都是业主们自己千的”。是的，那些通透的窗户上，每一块玻璃都被贴上了红彤彤的年画和“招财进宝”的字样，而洋房标志性的退台，则被用各种材料封成了一个个的房间，有的涂上了鲜艳的红色，有的就是铁皮的原色，阴沉的天气也难以掩盖它流露出的解构和荒诞。

这应该也是天津的“文脉”和“精神”，由天津人自己在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