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的举措

内容提要　宋朝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强化了宋朝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为宋朝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宋代的农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键词　宋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作者简介　郭文佳(1965－)，男，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博士。(河南商丘476000)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宋朝同中国古代其它封建王朝一样，为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诸多措施。

一、发展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举措

首先，颁布《劝农诏》令，重视农业生产。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就下《劝农诏》，强调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督促各地臣民及时耕作。如建隆三年(962)诏曰：“生民在勤，所宝唯谷，先王之明训也。朕以万邦大定，渐属于隆平，百姓为心，欲臻于富庶，永念农桑之业，是为衣食之源。今者阳和在辰，播种资始，……宜行劝诱，务广耕耘。”乾德二年(964)，宋太祖又重申劝农之诏，曰：“朕以农为政本，食乃民天，必务穑以劝分，庶家给而人足。今土膏将起，阳气方升，苟播种之失时，则丰登之何有?卿任隆分土，化洽编氓，所宜趋课东作之勤，副西成之望，使地无遗利，人有余粮，勉行敦劝之方，体我忧勤之意。”宋太祖再次重申了农业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要勤于耕作。宋初劝农诏令的反复颁布，表明宋初统治者就高度重视农业的态度。

其次，实行农师制，设置劝农使。宋朝为了更好的发展农业生产，宋朝曾在全国各地实行农师制，并设置劝农使。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月，宋太宗下置农师诏：“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常念稼穑之艰难，每虑田园之荒废，广兴山泽之利，大开衣食之源，既富庶之未臻，盖劝课之犹缺。宜令诸道州府，应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田，宜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缺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乡三老、里胥，与农师共劝民，分于旷土种莳，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常税外免其它役。民家有嗜酒蒲博、怠于农务者，俾农师谨察之，闻于州县，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垦新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农师是从民间熟识农事的人中间推举的，农师和三老里胥等人共同规划农业生产，调查各家的种子、耕牛和劳力情况，督责农户开荒种莳。农户若有只顾饮酒，不努力于农务者，农师要向州、县报告，加以处罚。由此可见，农师是指导和督查地方农业生产的重要角色，是为提高地方农业生产服务的。

第三，鼓励开垦荒田。为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土地的开垦极为重要，宋朝立国之初，就对开垦土地持鼓励的态度。乾德元年(963)四月，宋太祖在下的劝农诏令中，就指出：“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辟田荒、课农桑、增户口，凡有利于农而不扰者，有司具赏格，当议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辟，桑枣不植，户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乾德四年(966)八月，宋太祖又下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这些极大提高了官民开辟荒田的积极性。至道元年(995)，太宗为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更是“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三年(997)七月诏：“应天下荒田许人户经管请射开耕，不计岁年，未议科税，直俟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即于十分之内定二分，永远为额。”这样开垦荒田不仅可作为永业，而且还减免租税，农民开垦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景德四年(1007)六月，令开封郊区的田园旷土，“许贫民耕种。”对京城附近的禁围草地，天禧元年(1017)，真宗亦“令开封府告谕百姓，许其耕垦畜牧。”宋朝实行积极的垦田政策，其效果也是明显的，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太祖开宝末年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增至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而是五亩，真宗天禧五年(1021)已达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仁宗皇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英宗治平中，四百四十余万余万顷，神宗元丰五年(1082)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总的来看，在宋朝积极鼓励土地开垦政策指导下，土地增加的数量是很快的。

第四，因地制宜，种植粮食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宋代很注意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依据农作物品种和对环境适应能力，在不同地区进行种植。如岭南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虽雨量充沛，气候温暖，但水土不宜保持。长期以来，这里以种植稻、麦为主，但也时有水旱之虞，以致出现或不及下种，或种而无获的情况。淳化四年(993)二月，太宗令岭南诸州县，劝诱农民种植豆、黍、粟、大麦、荞麦等生长期短又耐旱的粮食作物，官府为提供种子，试种阶段免纳赋税。江淮与两浙地区，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但一遇旱灾，地势稍高的稻田便无水浇灌，禾苗枯死。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真宗派使臣调运福建引种的旱稻品种――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并将浸种、催芽、下种、浇水、播种时间及技术要领列榜示之。从此，早稻在江淮两浙地区日益普及，旱灾对农业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了。

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的举措

宋朝为发展农业生产，除积极劝课农桑外，还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宋朝水利工程的兴修，北方以疏浚河道和淤田为主，南方则主要是圩田和海塘工程等。

宋代初期，水利工程兴修的不多，到王安石变法时，出现了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改革，同年十一月就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应官吏诸色人，有能知土地所宜种植之法，及可以完复陂湖河港；……或元无陂塘、圩、堤堰、沟洫，而即今可以刨具修；或水利可及众而发之占擅；或田土去众用河港不无，为人地界所隔，可以相度均济疏通者，但干农田水利事件，并许经营勾官或所属州县。”这样，一次历史上少有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兴修水田水利的高潮便迅速开展起来。从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全国共兴建了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水利工程，受益的民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八十八亩，官田一千九百一十五顷三十亩。各路中，以两浙路最多，达十万顷以上；其次为淮南西路、河北西路各在四万顷以上；淮南东路三万顷以上；一万顷以上的还有京西南北、京东西、河北东、江东诸路及开封府等。

在宋代北方的水利工程中，主要以疏浚河道和淤田为主。宋代北方的河流，大多都携带大量泥沙，河床不断增高，容易造成决溢和泛滥，其中尤以黄河为甚。在北宋168年间，黄河多次决溢泛滥，甚至改道。因此，黄河的治理始终成为困扰北宋政府的一件大事。不

过，宋代在黄河治理上还是有自身特色的，一是实施治河责任制度，二是加强对河堤的保护和维修。

其一，实施治河责任制度。宋代，鉴于黄河河患严重，明确地规定了治河的责任制度。如乾德五年(967)，宋太祖赵匡胤“以河堤屡决”，“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盖以谨力役而重水患也。”淳化二年(991)三月，宋太宗诏：“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置于法。”元七年(1092)，宋哲宗也规定：“南北外两丞司管下河埽，今后令河北、京西转运使副、判官、府界提点分认界至，内河北仍于衔内带‘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通过这些诏令，宋朝不仅为沿河地方大员明确了治河责任，按地区设置了治河主管官员，治河不力者要给以处分，甚至对任期已满调任他职的官吏，也作了水落后才能卸任去职的规定，这是以前所未有过的。

其二，加固堤防，预防水患。为防止黄河水患，宋朝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平时就注意加固堤防，并着手对应急物料的准备。

关于黄河堤防的岁修问题，北宋作有具体规定。乾德五年(967)，赵匡胤以黄河连年溃决，曾“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并从此作为定例，“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把每年春季正、二、三月定为春修施工的季节。为了保护堤防，对堤上植树也非常重视。早在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就诏：“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开宝五年(972)，又诏“应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茕独者免。”天圣七年(1029)六月，仁宗亦诏：“缘广济河并夹黄河县分令往栽种榆柳。”徽宗重和元年(1118)三月，要求沿黄河“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籍林木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

另外，北宋平时就对预防水患的物料进行准备。据《宋史・河渠志》言：“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频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不过，宋代尽管对黄河采取了种种治理措施，由于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宋代依然没有阻挡住黄河的决溢和改道。但北宋采取的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黄河决溢和改道所造成的损害。

宋代，北方地区另一较大项目的水利工程是淤田。所谓淤田，就是利用决水的办法，把河水中挟带来的肥沃淤泥，沉积于流经的农田上，变瘠地为沃土。宋代较早进行大规模淤田，是在宋仁宗嘉年间，程师孟任河东提点刑狱公事时搞的，当时，“凡九州二十六县，兴修田四千二百余顷，并修复旧田五千八百余顷，计万八千余顷。”经过淤灌，原来亩产量五、七斗，增至两三硕，田亩旧值两三千，淤后，田价提高了三倍。王安石变法时，继续推行淤田法，由侯叔献、杨汲负责汴河沿岸的淤田，由于淤田有功，还得到宋神宗的赏赐。同时，在河北、京东、西地区，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淤田改造活动。到元丰初年，京东、西沿汴河流域淤田九千多顷，开封府地区淤田八千七百多顷。

宋代，南方地区的主要水利工程，一是圩田，一是海塘工程。圩田主要集中在江南东路的太平州、宣州、宁国府等地。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述：“宣州化成、惠民二圩，相连长八十里。芜湖县万春、陶新、政和三官圩，共长一百四十五里。当涂县广济圩长九十三里，私圩长五十里。”淮西和州、无为军亦有圩田，但没有江东围田多。圩田有官圩和私圩之分，私圩的规模有几百亩，官圩则有上百、上千顷。如宣州化成圩水陆地八百八十余顷、建康府永丰圩有田千顷，芜湖万春圩有田四千余顷等。如此规模的官圩，都是由官府出面，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成的。由于圩田旱涝保收，其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

东南沿海一带，为防止海潮侵袭，便在海边修建海塘工程。例如泰州的海陵、兴化等县频临大海，这里原有的捍海堤堰因年久失修，致使常常受到海潮威胁。这里原本土地肥沃，民众生活富足，后因海堤多年失修，潮水泛滥，土壤碱化，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在江淮发运使兼知泰州张纶的带领下，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在天圣六年(1028)把堤堰修成，“复逋户二千六百，州民利之，为立生祠。”至和元年(1054)，沈兴宗在泰州海门兴修了同类工程，“既堤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酾取江南，以灌义宁等乡之田。”北宋仁宗时，吴及在华亭，“缘海筑堤百余里，得美田万余顷，岁出谷数十万斛。”北宋末年，汪思温在余姚县修海堤，“县频海，旧有堤六十里除水患，岁久圮坏，民之垫于海者，相属也。众举公力复之。堤成，而七乡并海之田，桑麻粳之饶尽复其故。”在温州，黄度为瑞安县尉时，因“邑频海，潮坏民田，筑塘以捍之。”宋代东南沿海的海塘工程，防止了海潮，保护了耕地，提高了粮食作物产量，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宋朝无论是发展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措施，或是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举措，不仅强化了宋朝农业发展的基础，也为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宋朝的农业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