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角逐(上)

在19世纪末，中国茶与印度茶在茶马古道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商贸遭遇战。

漫长谈判

19世纪末，一场关于中茶与印茶的贸易谈判，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大吉岭展开。山麓两侧，一边响彻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轰鸣之声，被摘下的茶都交给了机械，之后被运上火车，转乘游轮，远销欧美；另一边手工作坊里挥汗如雨，茶马古道上“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古老贸易，正在人背马驮下艰难跋涉。两个大国的命运也因为这片小小的茶叶，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

今天来看，这场谈判是一道分水岭。结局不用多说，而其中的细节却鲜为人知。

从1889年1月到1894年6月，中英关于中国开放两藏通商交涉的电文共有262件，收发均为赫德与赫政两兄弟，总理衙门与在印度谈判的中国代表所需电文也由他们转手，北京去电日期均为赫政收到电文的日期。从1888年冬天开始的谈判，到1890年《中英条约》的签订，不过1年时间，清廷痛快地割让了锡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商的谈判不痛快。其后三年的谈判都与通商细节有关，而从1892'~6月开始，印茶能否入藏足最核心问题。分析这些与茶有关的电文，可以看到中印茶在商贸上的角逐，耐人寻味。

谈判由三方组成：清廷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属印度方的代表。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代表中方主谈的赫政是英国人，他是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赫德的弟弟。

1892年6月25日，大吉岭发往北京的电文说，英属印度已经放弃在购地建屋的要求。代表商上要求盐巴、茶叶进入锡金，但禁止印度茶进入，让谈判陷入僵局。清代的汉籍称地方政府管理钱财的机构为商上，商上是清廷对黄教大寺院领主所属领地内的仓库和管理税收财务以及行政等办事机构的总称谓。驻藏大臣在地方行政上与达赖、班禅平等。参予谈判的商上，是地方的代表。

对于僵持的谈判，清廷代表显得没有耐心，这从驻藏大臣升泰单独上奏的文章里，更能看出端倪。1892年7月6日升泰给清德宗爱新觉罗・载的奏折上，所言都与开导藏番有关。比如商上不同意英国人在亚东购地建屋，说未有外国人在藏区建屋先例，但升泰则说，这与租给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在税收上，商上也不赞同免税五年，升泰又以税收为朝廷之供给，商上“枉思自行收税”有违法度与大清皇帝的教化。升泰更担心因为地方的为难，导致英国人以没有利益而放弃亚东，进而改开市于内藏地区。在禁止印茶入藏的问题上，他们甚至劝告商上，如果能禁藏民购买印度茶，那印度茶叶就自然不会进口。清廷代表企图绕过商上，在商务章程中对茶叶只字不提。而英属印度对此很满意，最好由自己来禁止盐巴与茶叶。

7月8日，北京电文默认了赫政这一决议，但对商上能否自禁茶、盐有所疑惑。

7月16日，升泰回电说，“印茶入藏一节，已经赫政将窒碍情形转达，印度现在拟于第三款盐下酒上添一茶字，列在禁物之内，如能照此即可定议。”又说，“印度不欲明定禁止印茶入藏，反对无用，反多妨碍。”

事实上，早在i885年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马科蕾入京，便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印度与通商，并在派发进藏游历的护照时，就遭到来自和四川地方的强烈反对。其实根据中英的《烟台条约》的另议专条，英国人已经取得到游历的权利，但英国人要求自己带兵入藏，以免遭到的武力抵抗。四川总督丁宝桢上书说，“番众仗喇嘛为长城，视洋人如深仇，如不商议妥协，贸然前往，必至开衅生事。然番族恃众好盛，只有阻碍之心，并无坚拒之力。设彼族恃强逞凶，藏番无以抵御。”英国人与的冲突，只是丁宝桢担心之一，他更担心英国人此番是以“借通商之美名，实际上有夺我中国之诡计，先得我之利益，再霸占我国土”。他认为当前重庆已被打开，假如再被打开，那么四川全境俱失。如果四川一失，那么四通八达天下藩篱尽坏。但丁宝桢知道形势比人强，因此他一面按照清廷的要求，委派专员去做方面的开导工作，一面着手备战。但丁宝桢的派员被人兵戈挡住，他们绕道走云南进藏也没有成功。当时的驻藏大臣色楞额形容说，藏番心如铁石，百折不回，“边民奉佛法为正宗，视洋教如冰炭。如果操之过急，势必驱数百年归顺之赤子从而携贰。”他建议四川和云南都开始备战，以备未来变故。

以及四川、云南各地方的抵制，让英国与通商被拖延下来。但在1888~3月，英国以在锡金的越界和阻挡通商为由，攻打隆吐卡，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这场战争清廷完全置藏民于不顾，藏民自发的抵抗根本不是英国人枪炮的对手，以致惨遭屠戮。

当时丁宝桢已死，而新上任主张与英国交战的驻藏大臣文硕被革职。英国人担心冬天情形于自己不利，多次敦促北京加入到商贸谈判，于是1888年冬天，接替文硕的升泰来到亚东纳荡与英方谈判。在这场长达四年拉锯谈判中，升泰因患喉症去世，而特派委员张防则在大吉岭发疯，还有人在进藏赴任的路上就撒手人寰，另一位特派专员走了两年都未到达目的地。清廷频电

解决锡金的归属只是一个幌子，于中英双方来说，都知道谈与不谈的结局。只是单方面幻想清廷能够站到的立场上，帮他们要回锡金，等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后，他们的要求也就一步步缩小，只要求双方牧民在换季时能够自由往来，还能相互通信、赠送礼物。方面坚持供给锡金盐、茶一项，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升泰在1889年4月15日的奏折中，详细列举了锡金与的礼物往来，根据人与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比如新春锡金送驻藏大臣橘子两件，贺禀一件，驻藏大臣回赏缎疋银茶。送班禅的礼物与驻藏大臣相同，达赖的橘子要比他们多出两件。锡金要专办茶事的时候，也一样要送礼。给两位驻藏大臣“贺禀一件，蓝呢衣料一件，青呢衣料一件，白米两包”。大臣回赏的与新春相同。送给达赖的是“信字一件，黄呢衣料一件，红呢衣料一件，红蓝白各色洋布料一件，白米二包，茜草三包”。

锡金送出的红呢与黄呢衣料，正是来自英国的产物，但锡金拒绝饮用产自自己领域的大吉岭茶。大吉岭，英文Darjeeling，来自藏语rDorje gling，由两个藏语词Dorje(“霹雳”)和ling(“地方”)合并而成，意为“金刚之洲”。在英国与清延的谈判中，锡金是不是藩属国，一度是焦点问题。他们回溯历史，就是从双方的上贡出发。按惯例，锡金部长进藏，只要涉及新春和专办茶事，他们就会加上送达赖、班禅以及驻藏大臣的礼物，回赏的茶叶也会有很多。如果仅仅是办地方事务，锡金方面也不会惊动管理层。藏方认为，只要能坚持这点，那么锡金与这种建立在礼物与贸易基础上的宗藩关系，就不会因为国界的划分而受到影响。谈判的时候，锡金部长还企图逃离锡金入藏，最后被尼泊尔当局扣押。

2011年8月22日在四川雅安举办的茶马古道保护论坛上，“

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展示了一张近百年从未面世的《藏南察堪疆域图》，是当时驻藏大臣文硕所呈送。这幅地图充分绘制了锡金的领地，不可辩驳地说明了锡金为西减蒲属国的事实。可惜这张收藏在“”的地图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

茶叶的问题，无疑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锡金的今天也许就是的明天。英国人现在执意要切断锡金与的茶叶往来，未来会用同样的手段切断与内地的往来。

1892年7月23同，总理衙门致电四川总督刘秉璋，“印茶入藏，恐占川荣销路”。请刘秉璋查实每岁入藏茶有多少。

7月24日，刘秉璋回电说，“川茶全靠藏销，岁收十余万冲饷，而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为盗贼。藏帅要商甚是，乞坚持为叩。”

刘秉璋对茶叶的意见让清廷更积极介入，连续三天发电到大吉岭询问有关茶叶之事。7月26转述了刘秉璋的意见，27日再次致电，希望查明究竟有无印茶已经悄悄入藏，数量多少。清廷还想进一步搞清楚，印茶价廉将会摧毁川茶贸易，但受到影响的究竟是商上，还是四川商人?并说，“四川向恃经营对藏钱兑及商运为利源，川茶交易及茶税均极重要，如有不利，自将反对。”28日，总理衙门又去一电，希望查明四点：一、印度普通茶在印度每担的售价；二、从印度到春丕(在亚东西南面)，每担的成本；三、中国茶在春丕附近每担的售价；四、经过康定入藏华茶的价值和数量。

密集的电文在通商谈判中，显得非常扎眼。

1892年7月30日，刘秉璋致电总理衙门，详说了川茶现状。一年川茶销藏约1400余万斤，征银十多万两。考虑到茶价涨跌，大致粗茶100斤需要四五两银子的成本，细条倍之，板细又倍之。课税羡截及关税每百斤需要一两一钱。内地的华商仅运到打箭炉(康定)，再转卖给藏番商人，“盖藏帅借用的番钞，给与印票，赴炉厅领茶，以抵藏饷，是藏饷须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刘秉璋指出，藏番日食糌粑非川茶不生。“闻印茶往日亦有暗中人藏者，藏人小食，印荣遂阻。藏番川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藉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藉以安谧，”刘秉璋说，过去瞻对(土司名，1745年设，在今四川新龙一带)有人闹事，能短时间平定，全靠茶商往来互通消息之功，在这件事情上，他以为夷贩比华商得力。印茶销藏，会引起连锁反心，“至茶价交易每岁近百万，川省栽茶之园户，远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设使印茶行藏，古却川茶销路，必致中外商情星散，饷运周折，即几茶叶之户势无所聊生，何堪设想。此事关系甚巨，贵署议虽棘手，应仍查照臧帅原议，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

刘秉璋的“茶叶报告”涉及五个要点：第一、销往的川茶利润极大；第二、茶产业链已经形成，茶马古道贯穿着茶园、制荣者、运茶者(马夫、脚夫)、消费者、兵帅等等数百万人；第三、茶与藏饷关系密切，茶是兵将赖以谋生的主要物质与财源；第四、藏民已经形成自己的饮茶习惯，不喜欢印度茶；第五、运输茶叶的茶马古道也是信息通道，而且比官方来得更快，是维护边地安宁的重要通道。所以，丢失茶叶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牵一发而动全身，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

边茶与边政关系甚大。所谓边茶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消费主体与供给主体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茶在唐代传人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相似的地方。茶在民族与民族的最初接触中，特殊礼品的身份是其最初和最牢固的物质纽带，在这个层面上，茶与玉石、丝绸这样的稀缺品有着非常近似的传播过程。但茶一旦与精神层面发生关系，便脱离于其物质性的一面，转化为特有的精神符号。与内地的茶交往，与蒙古的茶交往，锡金与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点。肇始于唐时期的茶马互市，最终在明代形成了“以茶驭番”之政治策略，茶有着特别的供给对象，茶也有了边茶之称。时至今日，还有着“边销茶”的国家战略，1982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边销茶生产和收购工作的通知》里就说，“边销茶是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四川、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安排好边销茶的生产，保证边销茶的供应，是关系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边防的大事，是一项政治任务。”

1892年7月30日，大吉岭回电印证了藏人不喜欢喝印度茶之说。“印茶入藏为数极微。藏人不喜印茶，称饮之腹疼。数年前大吉岭附近茶农曾效仿中国茶叶，试制销藏印茶；每磅成本二便士，成本虽轻，但始终不能行销，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中国方面可不必顾虑印茶对于川茶不利，实验五年以后，必可证明此点。即在哲孟雄亦无人饮用印茶。印度不肯在章程内明定禁止印茶，不过怕写在纸上看上去难看而已。”

8月3日，清廷电文问询，“如由大吉岭运茶百担至拉萨需运费若干卢比?”

8月6日，清廷去电，“四川每年运藏茶叶二千万磅，约值银一百万两，除为川省提供税收十五万余两，并可为川省货物开辟市场，为边地无数民居取得生业。再者供应驻藏大臣经费，向以收受川茶抵账。川茶不仅是一种官方专利，实系兴利边民的要务，维持边地安宁，亦有赖于此。如许印度茶叶竞争市场，必将影响川藏商运，使人民失业，地方不宁，因此中国不肯轻许印茶入藏。印茶入藏获利既微，又损中国利益，且茶叶市场甚广，尽可至他处行销，盼印方不必再坚持。你可向印度表示中国正在力求迅速解决，并希望将中国不能准许印茶入藏理由向印方婉作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