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的叙事手法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作家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选定创作主题。对于李亮的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而言，这是一篇跳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仅能够找寻到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的痕迹，也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带给人们的思考与考验。作为一名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在李亮的身上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名作家独有的深思。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而言，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与肉体遭受双重折磨的时代。我们分明能够在李亮的小说中感受到他对于文学的执著追求，也让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今后的历史走向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一、对于历史话语背景的适当变换

中国人品鉴文学作品时，素来就有所谓“知人论世”之说。因此，我们不仅要求作家能够将自我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融会在文学创作之中，更渴望借助于对某部文学作品的解读获得对于社会、历史的感知。就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而言，我们能够感受作者对于那样一个曾经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沉重记忆的时出的深思。

事情发生在九月十六号，人们称它为九一六事件。县革委为此开会三天，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分片研究，集体决定，加上求情赔罪调停与处分，才算勉强平复此案。姚梓富因有大树遮荫，只给予党政开除，没有判刑；刘玉田因将革命的红袖标戴到狗身上，是污辱了所有的造反派，性质更重，县里写成报告向上呈报，交由上级来处理。

小说中出现的“九一六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虽然，二者并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作者在小说结尾利用英语老师的那句话点名了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小说中，曾经高高在上的姚梓富、刘玉田、卫彪都被迅速地打回了“原形”；在现实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副统帅也摔死在了温都尔汗，成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从事物的本质而言，我们发现作者预设的正是那个特殊岁月带给人们一时的各种繁华之后，剩下的只有回归于原始的状态。

这一部分原本应是这篇小说最为核心的部分，作者却巧妙地将其设置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在小说伊始，读者看到的是作者为整篇小说定下的情感基调。作者将小说的主要人物、大致情节都在此做足了铺垫工作。李亮的处理原则为小说内容的展开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也让读者对于小说主要情节的审美期待有了明确的界定。同时，我们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小说文本的结构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巧妙地穿梭在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想象之间，作者在娓娓道来之间讲述着自己看见的故事。虽然说不上是一种小说创作的极致之作，却可以肯定它是小说创作值得吸收的一种艺术经验。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历史话语背景的适当变换，为读者呈现出源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画卷。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已从早期的锐意创新逐渐演变为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在模式之中，我们应看到它还有一个不良的走向，便是会将作家的艺术式理解全部融化在历史的时空之中，详细地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以历史的广泛适应性，抹平了小说各种主题类型体式上的差别；以文化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取代小说的情感模式，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淡化、弱化了的小说审美要求，于是小说沦落为作者追索历史真相与人类灵魂真谛的载体。

总的来说，当我们面对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时，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是在将自己无法控制的心理内涵呈现给读者。在面对那个曾经给所有中国人带来苦难记忆的特殊岁月时，厚重的历史和扭曲的人性成为了作者不得不去深刻思考的问题，与其他同样类型的小说一样，作者是将自己的思考融会在小说文本中。但在小说文本的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上却又各有新的突破，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

二、适度运用视角转换方式

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他们的身上少了很多前代作家人生的坎坷与苦难，多了几分和平年代的喃喃自语。在文学的世界中，他们在自我的人生经历、国人经历的苦难岁月和虚拟的文学世界及创造的诸多人物形象之间，找寻到了表达自我内心感受的渠道。在复杂、隐晦的情感表达中，我们看到了李亮对中国人在极度压抑、极度苦闷中寻找属于自我的社会角色的努力。当众多的普通人在面对“”茫然不知所措之时，曾经的纯洁、曾经的朴实、曾经的自然都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李亮创作的《一只戴红袖标的狗》并非单纯意义上探讨社会问题与人生哲理的小说，作者笔下的姚梓富、刘玉田等人的嘴脸是读者应该重视的；而他们所极度重视的“卫彪”更因为有了那样一条特殊的“红袖标”成为整篇小说集中展现作者思想情感的焦点。

在作者对读者讲述这个特殊的故事时，他巧妙地运用了视角转换的叙事手法。作者的叙事主线时而定位于姚梓富、刘玉田等人，时而又转换到卫彪的身上。这正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视角，这一手法的运用主要是为了呈现“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并通过这种方式和角度向读者描绘人物、讲述事件、介绍背景等”[1]。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作者将两个核心的角色作为了自己表达情感的核心要件：其一是刘玉田，其二是卫彪。

……刘玉田原在生产大队当会计，高中肄业。一开始，他就满街筒子贴大字报，从村子一直贴到公社大院。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满脸粉刺，样子像是个粗人，其实他是麦秆里睡觉，心细得很哩，很会看眼色行事。他与公社造反派的总头目姚梓富司令一接触，马上把姚认作靠山。

……

卫彪脖子上的红袖标当然是立即就被解除掉了，从此，它又变成原先的样子。没了食堂，没了宿舍，也再没有人怕它，走路又是嗅着地面到处觅食。巨大的生活落差使它费解。还是嗅觉帮了它的忙，它很快找到了在乡下劳动的姚梓富。它想询问一下原因。姚梓富一见到这只丧门星，拿起扁担就打。它又去找刘玉田，刘玉田却对它打石头。卫彪夹起尾巴边跑边骂着，怎么人也变成了狗脸？

在以上的两段中，作者分别从刘玉田和卫彪的视野出发来陈述这篇小说的故事内容。首先是从刘玉田的角度去审视周围的一切，读者发现无论是对姚梓富的献媚，抑或是对卫彪的细心呵护，在刘玉田的眼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权力。这是他所有行为的原动力，也是他思考问题的唯一准则。当作者的叙事视角转换到卫彪时，它的眼中所见到的一切与常人见到的都不一样了。在少了几分现实的冲动之后，卫彪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多了几分迷茫。为何周围的人曾经对它那般优待，又为何一夕之间自己成为了丧家之犬？卫彪一直未能明白自己走至这样境地是因为什么，它甚至都不曾明了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

三、历史题材的再造与时空的适度交换

如果仅仅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去审视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一只戴红袖标的狗》相对于传统的小说而言，最为突出的创新点就是从卫彪的角度出发为我们了解这一类人物提供了新的认知模式。这是一个将人与动物之间的美好感觉完全摧毁的故事，是一个发生在特殊红色岁月年代里的故事。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并非由于作者将现实社会的阴暗面完全揭露了出来，而是在他巧妙地跳跃在人与动物的多维角度之间。对于小说中出现的各个角色而言，在一个由多维理解共同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人的真实面貌被毫无遮拦地暴露了出来。小说的全篇近乎是采用一种绝对客观、冷静的方式去处理作者选择的素材，在客观、审慎、冷静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世界。

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景象，也看到了很多的人物。如何才能在看似复杂的小说文本中找寻到能够真正表达作者内心真实感受的情感主线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单一的现象，绝不可以从其复杂的全部生成过程中抽离出来作孤立的讨论。历史意识和文化美学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单一的现象时，必须将它放入其所生成并与别的因素密切互峙互玩的历史全景中去透视”[2]。

一位调皮的英语教师，用了一句诙谐的话，概括卫彪这段天上地下变化之阅历：“这只伶俐的棕色狐狸跳过一条懒惰的狗！”人们不能懂其意。老师笑笑说，在这个句子里，包含了从A到Z的26个英文字母哩！……

对于很多读者而言，这句英语仅仅是搏其一笑而已。但笑过之后，我们是否会感觉到一丝的悲凉呢？在这里，作者设置了多层次性的话语暗指。一方面，作者试图以英语老师的口告诉读者，卫彪只不过是回到了它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卫彪的境遇就是刘玉田的境遇，既然卫彪回到了自己人生的出发点，刘玉田、姚梓富也必将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同时，作者更是要借此向所有的读者阐明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之上，或许曾经因为欲望去追求一切，或许曾经因为理想去探索一切，当我们的追求、探索被残酷的社会现实碾压为碎片时，我们要学会放手，因为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之中的既往。

这是一个脱胎于中国历史的故事，在这里，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手法绝非单纯的技术性手段而已。作者对于小说内容、情感主旨的表达都是借助于叙事手法的恰当安排来实现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善于通过小说文本中对于某一人物形象的描绘去理解作者对于小说主旨的追索，还要善于根据作者设定的故事内容的时代背景入手，借助于小说文本诸多内容展开恰当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汪婧洋.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459.

[2] 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190.

[作者简介]

刘晓飞（1979― ），男，河南滑县人，硕士，天津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影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