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共法律服务研究的文献综述

公共法律服务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提供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作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建设，体现了政府对于公民需求的尊重。

2013年7月，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中，要求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2014年2月，司法部又印发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就公共法律服务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指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促进法律服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的有效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城乡统筹、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各部门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意见相对泛化，并且因为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相对缺少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一、国外文献综述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要求，对公民提供的公共法律服务的实现需要必要保障，成为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识，很多学者就公民的范围界定、国家和社会对公民提供保护的理论依据以及如何对其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美国学者罗尔斯（Rawls）在《正义论》（1971）提出，对基本权利和自由、机会和特权等社会基本善所分享的份额不足形成了“最不利者”，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力者[1]。他主张通过制度性安排消除由于自然差异所带来的后果，同时构建好分配框架，使社会弱者能够分享利益，改善不利处境，减少与其他人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2002年，登哈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指出，关注公共利益是政府及公民的重要责任，公共利益在政府服务中应居于中心地位，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政府应该在法律和责任的约束范围内努力地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服务；扮演着公民角色的人民必须关注更大的社区，必须致力于一些超出短期利益之外的问题，并且必须愿意为他们的邻里和社区所发生的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2]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Marshall）在《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独立于传统的民法权与政治权的新型权利概念―社会权利[3]，为以法律援助为代表的公共法律服务作为制度福利中的一项内容、逐渐从单纯的慈善行为转化为国家责任这一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单凭政府和法律服务从业者的力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社区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海科（C.Hick，2002）认为，社区工作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团结在一起，在社会改革中合力消除在社会上存在的结构[4]。学者和实践者普遍认为通过社区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在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提供上，社区以其便捷、灵活、高效等优势，成为重要的渠道。美国采取政府社区合作模式，引入非营利性组织和志愿者，开展社区公共法律服务[5]。在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括社区法律服务。

我们看到，作为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有序和稳定的根本道德规范，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伦理基础。对公民提供帮扶，改善其不利境况，减少贫富差距是正义的体现，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公共法律服务，弥补了公民实现基本权利能力的不足，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不但是政府责任，是社会责任，也是法律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责任，因此由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法律服务从业者、法律服务志愿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得以建立，为公民提供了优质、有效和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值得我们广泛借鉴。

二、国内文献综述

2014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就公共法律服务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指出要“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课题，国内对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对公共法律服务理论的内涵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陈昌盛（2007）等学者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律、司法等维持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6]。许同禄（2013）在《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中，参照公共服务的概念内涵，把公共法律服务理解为在政府主导下，以实现公民的基本法律服务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满足社会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而构建的一种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所应当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我国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司法部（2014）出台的《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认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体系应当包括：为全民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法律顾问、法律咨询、辩护、、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活动等。”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国学者对公共法律服务理论的研究逐渐转向实际应用，如何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严植婵（2014）在《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更大作用》中，对广东省公共法律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表明公共法律服务对发展司法行政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并提出构建广东省公共法律服务的各项目标并积极落实；朱正（2014）在《苏州创新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指出：“苏州市司法行政机关理应顺应形势要求和群众期待，坚持创新引领，在公共法律服务的规模化、体系化和均等化方面率先探索，努力构建与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责任体系、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评价体系”。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评价

公共法律服务作为公平正义理论在公共服务中的具体体现，在维护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西方社会的一致认同。西方学者从民主、公平正义及公共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公共法律服务不但是政府责任，也是法律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责任，更是社会责任，因此由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法律服务从业者、法律服务志愿者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得以建立。相对而言，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围绕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研究公共法律服务问题的尚不多见。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公共法律服务的开展与推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公民性格培养、社区自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方面都较我国成熟，但对其的借鉴也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能盲目照搬。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美]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英]TH・马歇尔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

[4]陈佳宁.关于中外社区法律服务制度的比较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1（2）.

[5]陈昌盛、蔡跃洲编著.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许同禄.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J].中国司法，2013（5）.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