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第5期

2012年12月的一天，气温骤降到零下9度。清冷的北京市鼓楼西大街上，一个普通小院的二楼里，30平方米的小屋被分割成4个三到五平米的录音间。或苍老或稚嫩，或平和或急促的朗读声，在每一个隔间里响起。

志愿者的录音棚

早上9时，一些录音间的门上已经挂上“正在录音”的牌子。拉上厚厚的隔音窗帘，面对录音的电脑，手边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汉语词典，脚畔卧着个小型取暖器，戴上耳机，翻开提前准备好的一本书，“朗读者”刘孟春开始“读书”。

其实，刘孟春也是一个视力障碍者。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化病，她的视力只有0.1，而且由于畏光，她不能戴眼镜。

刘孟春是“红丹丹心目图书馆”的全职志愿者，这个机构致力于为盲人录制、分享图书。工作之余，刘孟春也会充当朗读者的角色，用微弱的视力，把文字变成声音，为盲人服务。

录音间外，一个狭小的过道，连着一扇通向外面的毛玻璃门。门外，青灰的石瓦屋檐和冬天枯瘦的树枝定格成一幅水墨画，毛玻璃上写着这样的话：留下你永不消失的声音——

当你在欣赏一本好的书，用眼睛走近知识的海洋、欣赏无尽的美景的时候，当你在视觉的伴随下享受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还有那么一群人要依赖听觉和触摸来了解世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声音能够永远留存，并且展现永久的画面……

楼下，挂着“心目图书馆”门牌的小阅览室里，盲人肖焕义坐在窗前，双手扶着桌前一个固定电话大小的“听书机”，歪着头、凝神接收里面传出的声音。

朗读者们并不是专业播音员，难免有丢字落字、读音有误、或读错了句子串了行重读几遍的。一本书几百页，朗读者每次读上二三十页，形成一个音频，再由校对志愿者听一遍，标出错误。下回，朗读者录新的章节前，要先对需要校对的部分进行补录，再由其他志愿者进行编辑。

一年前，红丹丹心目图书馆正式挂牌并对外招募志愿者。一年多来，有声图书馆对几千位志愿者进行过培训，沉淀下来近百位稳定的志愿者，已经录制、编校和制作完成130多部Daisy格式有声图书光盘，这种特殊的格式可以使用配套的听书机翻页、点播和加书签。录制的图书中，其中既有《活着》、《京华烟云》、《金陵十三钗》等经典小说，也有《不抱怨的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山楂树之恋》等畅销新书，还有播音、法律类的专业教材。

这些全部是由志愿者们抽空完成的有声图书资源。有的志愿者会定期到红丹丹的录音间来录书，还有人在家里完成录制。

读录完一本书，平均需要两到三个月，而对其进行校对和编辑制作，又需要两三个月。

“我们没有权利决定盲人需要什么，而是应该把我们能提供的都提供出来让他去选择。给盲人主动选择的权利，才是给他们真正的尊严，才能让他们和我们平等分享社会文化产品。”红丹丹创办人郑晓洁说出了心目图书馆存在的初衷。

解渴

肖焕义50多岁，你不出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压根不知道你的存在。但只要你一搭腔说话，肖焕义能立马神采飞扬地和你聊上。

“我从阜成门过来，顺当的时候50分钟，坐107到鼓楼，再倒58路。一般周四周五听书，周六听电影。”

“第一次到红丹丹来是2006年9月份，当时有志愿者带，后来我就能自己过来了。”在红丹丹对面的一家小饭馆，肖焕义把碗端得高高的吃宫保鸡丁盖饭，偶尔还循声和墙角另外两个盲人聊天。

“那时候是听电影，听过《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的父亲母亲》、《小兵张嘎》、《宝贝计划》……2006年底我做按摩工作到别的地方去，离得远，就没来了。”

“2011年3月我再来的时候，知道有了有声图书馆。嘿，开始那叫新鲜哪，摸着听书机，熟悉操作。以前我只听过广播小说，人播什么你听什么，听到关键处还得等下回，慢呐。一本小说，广播里也不全读，有删减，走马观花不过瘾。国家电台的广播，题材也比较偏政治，不轻松……”

2011年6月份，肖焕义“看”完了他的第一本有声图书，《乔冠华与龚澎》，这是他喜欢的近现代历史题材，“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写的，乔冠华后来又娶了章含之嘛……”虽然看不见，多年来肚子里存了不少“谈资”，肖焕义喜欢和人聊天。

自从可以“看”有声图书，肖焕义读过《乔冠华与龚澎》、《黄河殇》、《解密上甘岭》、《尘埃落定》、《副县长》、《北京不向北》、《金陵十三钗》、《旗舰》等近十本书，是来这儿最勤快的读者，因此得名“粉丝”。每次一坐在听书机前，他能静静地聆听几个小时。

朗读者

听书时间长了，盲人读者会熟悉一些朗读者的声音。

“《解密上甘岭》、《黄河殇》都是石木兰阿姨读的，她虽然有些南方口音，但我能接受。跟年轻人读的不一样，她读得感情很投入，厚重，像老年人讲故事，娓娓道来。”肖焕义说。

石木兰是有声图书馆稳定志愿者里最年长的一位“朗读者”。近80岁的她仍被一家肿瘤医院返聘为老专家。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9时，石木兰在录音间准时出现，大衣，提包和环保袋挂在椅背上，穿上件背心，打开录音软件，翻开书，接着上次的进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下午1时，她存好今天录完的音频，拿出准备好的盒饭或面包，就着保温杯里的茶水吃午饭。吃完正好1时30分，她会到楼下办公室登记今天的进展，和工作人员聊上两句，然后匆匆打车去医院上班。从2011年上半年起至今，除了出差或者有急事，从未间断。

一年多时间，她已经读完了《旗舰》、《京华烟云》、《黄河殇》等好几部大部头小说，一部五六百页的小说，每次能读30来页，读完一本差不多要两三个月时间。因为是广东人，虽然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石木兰说话仍然有些口音，有些字的发音吃不准。在她读过的书上，全部是用铅笔做过的标记，在哪断句，一些重点字词的发音，都标注出来。“你得提前准备好，预读一下。”

心目图书馆征集志愿者意见的时候，她专门写了一张A4纸大小的意见和建议：受众对藏书的感受如何？他们希望听些什么书？他们的年龄组是什么？文化程度如何？志愿者不知道，就怕读了没有听众……

49岁的盲人周玲是一个固定的听众，她家里也有部从红丹丹借来的听书机。除了不能“看”书，出门买菜、洗衣服做饭，“明眼人能做的事儿我都能做。”她在积水潭医院有份“电话咨询”的工作，每天上班负责接听热线。下午4时30分下班后回到家里，烧好开水，做上饭，她一边听书一边等家人回来。吃完晚饭，和儿子老公聊聊天。她会在晚上睡觉前再静静地听会书。

第一次是听小说《活着》，福贵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周玲泪流满面，她听了整整一晚上。

周玲是23岁时看不见的，那时，她刚当上护士，一天晚上下班后，她突然只听得见自行车响却看不见自行车在哪。医院的老医生检查后告诉她，她要盲了。她先是天天哭，然后趁着最后一点光明夜夜出去跳舞狂欢。

她和朋友们去大连的海边玩儿，有天晚上，等所有人都睡着了，周玲来到海边，上了甲板，想要跳海，一死了之。“哎呦我的妈呀，大海怎么那么黑，海边怎么那么冷？”说到这儿，周玲忍不住大笑起来。从那以后，周玲决定与其哭着活，不如快乐地活下去。

融合

学盲文、学游泳、学电脑，每一年，周玲会让自己学一样新东西，这些让她感觉到自己活着。

但她最怀念的还是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晚上睡前，在台灯下读一本书，是多么惬意的生活。

听完小说《活着》之后，周玲激动地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感受，丈夫告诉她，这是一本不错的书，拍成的电影还被禁过。而这些话题，原本离她很远。

周玲不止听心目图书馆提供的小说，最近，她反复听的是志愿者专门为她录制的《思想道德法律基础》和相关的习题册内容。这是她考心理学自考的第一门。

“考自考，主要是想圆自己一个梦，拿不拿学位不重要，得让自己的脑子动一动。”周玲说。

平时的生活里，周玲是家人和朋友的“心理医生”，她经历得多，乐观开朗，总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周玲希望能当个心理咨询师，可以接触社会，帮助别人，这是她最大的渴望。

在北京，盲人能参加自考也与红丹丹有一定关系。在红丹丹的帮助和社会的呼吁下，2012年，盲人女孩董丽娜参加了自考公共课第一门笔试，北京市自考办自此打开了“盲人自考”的大门。

“中国目前已经有1700万盲人，只有三个大学可以选择，还都是按摩，针推，民乐，调律这几个专业。限制性太强。现在经过努力，自考办开通了机会，盲人可以平等参与了，这是关键的第一步。”红丹丹负责人郑晓洁告诉记者。

今年1月，周玲可能会迎来自己二十多年后的第一门考试。

细流

周玲准备自考的同时，志愿者们需要抓紧时间为她读录相应的有声教材和练习册。专业的教材，由大学生或律师事务所的志愿者在周末时间集体合作完成。

北京有近10万盲人，全国有1000多万盲人，不是谁都有幸能享受到这样的“点对点”服务。

目前，红丹丹心目图书馆已经完成的图书只有100多本，离真正的“图书馆”还有很大距离。而只有当有声图书馆的藏书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效应，服务更多盲人。

肖焕义不会上网，他喜欢直接到红丹丹来听书，有时候一听就是一整天，很快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十来本新书听完了。其他盲人如果有需要，红丹丹可以将有声图书的MP3音频通过网络传给他们，只是没有识别Dasiy格式的听书机器，就不能随意翻页或选择章节。这样的听书机，市面上售价达2000元，红丹丹也只有几台，优先借给了周玲等需要自考的盲人。

更理想的方式是，音频的录制或者下载收听都能在网络平台上完成，这样，获得权限的志愿者可以在网上上传、编辑音频，分工协作，提高录制效率。盲人也可以足不出户，通过残疾证号登录浏览书目，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下载阅听。

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郑晓洁说，目前红丹丹的有声图书数量还很有限，处于积累阶段。

而盲人对有声图书的需求，也是在了解的过程中才培养起来的。“盲人不像我们，了解的信息多，他们也不知道有哪些书可以读，自己想读那些书，只有我们先提供给他们，介绍给他们，他们才能选择。”

“助盲必须发动社会机构的力量，单靠政府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盲人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服务。”郑晓洁说。

民间机构也在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方面更为灵活。实际上，红丹丹的“有声图书馆”从无到有，最早就是受到日本点字图书馆的启发和帮助。

2008年，在一个NGO论坛上，郑晓洁认识了日本点字图书馆的负责人，了解到他们制作有声图书已经有70多年的经验，而像点字图书馆这样的民间助盲机构，在日本共有97家，政府为其提供80%的经费支持。

“2010年，日本30万盲人享受97家有声图书馆，我国1233万盲人却只有一个红丹丹。”郑晓洁深感触动。

不过最重要的，是朗读者。红丹丹希望在2015年前完成一万本书的录制，这需要他们提前完成一万名志愿者的培训。只是，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志愿者还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