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

摘 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对这场运动的兴起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兴起于19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兴起于1968年。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考查

中图分类号：D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84-02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由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而且还牵动亿万城镇居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的切身利益。对于这场运动兴起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1968年。但笔者认为这场运动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而兴起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

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各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因此，一场运动的兴起必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有组织、有目的；第二，规模较大；第三，广泛的群众性。用这三个特征去考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第一，从群众性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城市知识青年到边远地区，到农村进行生产、生活，而不是指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历年来，对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统计都没有把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计算在内。据统计，截至1958年9月，全国有200万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1]。然而，这200万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家住农村的知青，而城镇知青却很少。因此，在这一时期，城镇知青受影响还非常小，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涉及城镇青年，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在1964年以前，城镇知青下乡人数很少，还不能称之为一场运动，最多只能作为前奏。据统计，截至195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人数约只有1.5万余人[2]17-24。随后是“”运动，过热的经济使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很多原来下乡的知青又回到城镇。所以，这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小规模的，而且是断断续续的。

第三，从组织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还没有具体的政府机构来组织，也没有具体的政策。这一时期政府主要进行号召和实验。1955年同志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不久，团中央进行了“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试验”。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之后，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总的来说，1964年以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还停留在部分知青响应政府号召，自觉自愿上山下乡阶段，可以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试验期。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应兴起于1968年

“”开始后，特别是1968年12月发出“再教育”口号之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形式上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消灭三大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很多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这场运动应开始于1968年。但实质上1968年及以后的运动与1964年及以后的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是“”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只是加入了一些绚丽的政治光环。

第一，从具体的方针和政策上来看，1968年及以后实行的方针、政策与1964年相比基本相同。在知青上山下乡方面，党和政府在1968年以后并没有制定或施行新的方针、政策。比如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经费、安置方式及物质补助等，都沿袭了1964年以来的政策和措施。

第二，从组织工作来看，相对于1964年，1968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趋于松散。“”爆发后到1968年，全国约有1 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21日，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全国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但是如此庞大的知青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却没有专门的领导管理部门。比如，作为最高职能部门的中央安置办公室，转为军代表控制下的国家计委劳动局下的一个小组，直到1970年初，这个安置系统的中枢部门只有3个人；各省、市、地、自治区、县也没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和领导人[4]。“”爆发后，直到1973年6月22日才召开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方针政策[5]。

第三，从根本目的来看，仍然是缓解城市经济压力，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原因仍然是其根本原因，当经济过热“高涨”时，下乡知青就少；当经济处于调整“紧缩”时期，运动就处于高潮。70年代初，经济建设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过热”，接踵而至的就是运动的大滑坡：1970年，全国共有106.4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仅相当于上年的39.8%；1971年减至74.8万人，1972年再减至67.4万人。由于盲目招工，结果造成了“三个窟窿”，国家又进行调整，经济“紧缩”，接着又是运动的高涨：1974年下乡人数172.48万人，1975年高达236.86万人[4]2。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第一，从组织上来看，1964年知青上山下乡正式纳入党和国家的制度化轨道。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196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了通知[1]250。《决定》后，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青下乡运动，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了“知青下乡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同时，中央局、各省、市、地、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区、县随后相继组成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小组[1]28。这些部门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下放计划与接收计划上报中央，然后由国家计委制定出详细的全国性安置计划并计算出所需经费，再将动员人数及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及学校、街道。可见，知青上山下乡从1964年真正成为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的运动。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1964年以后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激增，规模宏大。1964年初，《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后，广大知青热烈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奔赴农村。加之党和政府随之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和措施，使得知青上山下乡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前。据统计，仅1964年就有32万知青上山下乡。此后，知青的规模不断壮大，1965年1-8月份，就有25万知青下乡；到1966年“”爆发时，全国下乡知青超过129万人[5]；1967-1968年，有199万城镇知青下乡[4]3；到70年代规模更大，1970年为106.4万，1974年为172.48万，1975年为236.86万。可见，1964年后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铺开，参与人数越来越大，在规模上可称之为运动。

第三，从群众性来看，1964年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社会影响力。1964年初，《决定（草案）》后，《人民日报》从2月至5月连续发表社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途径、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阐述。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又从政治高度肯定了知青上山下乡的作用和意义。社论指出，知青上山下乡“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政策的颁布和广泛的宣传，一方面使得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人数激增，受影响的家庭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使各行各业的群众包括农民都知晓并了解、支持这项运动。可以说，1964年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妇孺皆知的社会运动。

总之，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府组织的运动，不管从运动的组织性还是从运动的规模和群众性来看，都应该兴起于1964年，主要标志是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青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此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这一运动的试验期，是它的前奏；此后尤其是“”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加上了一些政治光环，但从运动的目的、意义和组织来看没有质的变化，是1964年以来的继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农村是一片广大的天地[N].光明日报.1958-09-11，1：4.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林蓉，章志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三次最高指示”[J].党史文苑，2003，（2）.

[4]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M].1981：2，3.

[5]金春明.“”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