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汉唐间的租佃关系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伴随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租佃关系便出现了。可以说，租佃关系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地主配置其土地和掠夺地租的主导方式。租佃关系的历程曲折，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地域，往往有各自的特点。如对比西汉和隋唐，在魏晋南北朝，部分租佃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得到了封建律令的认可，同时，本时期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远较其他朝达，等等。本文拟讨论汉唐间租佃关系的一些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一、租佃关系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

从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卖买开始，土地私有制便得到了封建律令的认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诏令“使天下黔首自实田”，实质上是将土地私有制推向了全国。自此而后，封建政府虽然颁行过名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一些思想家和政论家也曾一再宣扬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土地私有制却无一例外地为各个封建王朝所继承。于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始终呈现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土地共存的现象。

无主荒地和没人土地是国有土地最主要的来源。在名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推行期间，封建政府曾允许农民占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或授给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但并没有触动私有土地。名田制始于商鞅变法，汉初还推行，本身是以承认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屯田制推行期间，有人建议恢复井田制，被曹操拒绝了。占田制没有土地还授的规定，和名田制没有多大的区别。均田制有还授的规定，但当封建政府将无主荒地授给农民时，特意确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农民的私有土地，桑田(永业田)便属此类。即便需要归还的露田(口分田)，也在土地私有制的制约下，日渐打上私有的烙印，最终转化为私有土地。国有土地日益缩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封建社会，编户齐民也即白耕农或半自耕农始终大量存在，即便在人口骤减，依附关系强烈的魏晋南北朝，其数量也不会低于当时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他们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承担赋役和兵役。为确保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封建政府除了制定严密的户籍制度，采取上计、案民比户、检括户口等措施进行控制外，轻徭簿赋、劝课农桑、授给无主荒地、压抑兼并直至打击豪强等措施，都是为了维护他们。他们是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上的。李悝统计，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也人不敷出，往往会有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的亏损。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天灾人祸、繁重的赋役甚至家内人口的增减都可以导致其分化、土地减少和破产。所以晁错说他们随时都可能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①的窘境。现存史籍尚不能证明名田制和占田制下，封建政府不断地授给他们无主荒地，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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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救其颓势。均田制则有每年正月还授的规定。但均田制从实施的头一天起就不均。如果说均田令规定的露田和桑田的亩积正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农民维持其正常生计所须的亩积的话，那么其中有关“不足”、“又不足”的条令，至少证明了在狭乡地区农民土地不足是相当普遍的。隋唐时期更明显。隋初均田，狭乡每丁才二十亩。唐初均田，关中灵口等地每丁才三十亩，以至封建史家说他们“衣食不给”①。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没有触动私有土地、特别是地主土地。

奴隶主贵族的转化、因军功受赐土地和农民的分化这三大来源组成了我国最初的地主阶级。随着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逐步形成之中。《韩非子·诡使篇》载：“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赋役，而上不得者，万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和地主奴役劳动人手主要来源的状况。换句话说，农民破产逃亡和土地兼并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正是在土地兼并日复一日的进程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司空见惯、又无法治愈的顽疾。需要指出，土地兼并决非仅仅在地主和农民间进行，在地主间同样激烈地存在，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甚至皇室成员都概莫能外。沁水公主是东汉皇室，但其田园却遭窦宪“枉夺”②。《北齐书·元文遥传》载：“魏之将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夺。”“宗姓”指的是皇室成员当无疑问。萧何贵为相国，所以在穷辟处强买民田，出发点是避免日后其田产“被势家所夺”③。田盼罢相，他的田产立刻面临窦婴的“势夺”④。两晋南北朝时，士族虽然享有政治及经济上的特权，仍难避免其土地被他人兼并。王蹇是琅邪王氏的后裔，其女贵为皇后，自己官居中书令，是南方头等高门大族，他在钟山的80顷地被梁武帝强买后赐给了大爱敬寺。恒农杨氏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出了二个三公、三十三个州刺史和七个郡太守，说是北魏的大富大贵之家决不过分，但他们的日惕夜虑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担心其田园家产日后“方为势家作夺”⑤。凡此种种说明，非但小农对土地的占有具有不稳定性，就是地主、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皇室成员在内，他们对土地的占有同样具有不稳定性。应该说，土地占有的不稳定性，正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之一。“伏匿”二字表明，他们奴役的劳动力是违法的，随时面临着被清查和惩处的可能，同样是不稳定的。两种不稳定性的后果是地主难以采用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分地制，即庄园经济的模式来配置其土地资源，租佃关系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了。如果说，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以前，租佃关系尚不明朗的话，那么西汉中期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租佃关系就相当明朗了：“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董仲舒如是说，王莽也如是说：“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伍”⑥。对于“分田劫假”，颜师古有一个铨释：“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很显然，王莽这里说的，也是租佃关系。必须强调，董仲舒的上述言论，是针对西汉中期严重的土地兼并，为建议“限民名田”提供的论据。王莽则是针对西汉一代严重的土地问题，为其王田令提供的论据。所以他们决不是指个别现象，而是十分普遍的。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应无怀疑。这恰恰说明，租佃关系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东汉一代，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乃至“豪人之室，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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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后汉书》卷53《窦融附窦宪传》。

③ 《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④ 《汉书》卷52《田盼传》。

⑤ 《魏书》卷58《杨椿传》。

⑥ 《汉书》卷24《食货志》。

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徒附”，指的就是佃种豪强土地的依附民。

在地主配置其土地的影响下，封建政府对国有土地的配置也起了变化。至迟在汉武帝时便出现了将“公田”和“官田”也即国有土地租赁给农民的现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租佃型的“假民公田”。其后，封建政府还设置“稻田使者”、“北假田官”之类的农官和田官来主持国有土地的租赁事务。《汉书·昭帝纪》载颜师古铨释“稻田使者”说：“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也”。李斐铨释“北假田官”说：“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诏令表明，左右内史管辖的稻田，也是采用租佃方式，而且地租相当重(资料见后文)。东汉也是如此。黄香出守魏郡后，便将该郡的公田“与人分种，收谷数千斛”③。等等。这些材料在收取地租方面相当明显，剥削率如何?则不明白。《居延汉简》1585及1610号两条简文提供了一个参考数字：“右第二长官处田六十五亩，租廿六石”。“右家五，田六十五亩，租大石二十一石八斗”。前者平均每亩四斗，因未注明大石，估计为小石。后者平均每亩大石三斗四升，折合小石五斗五升。近人研究表明，此时居延平均亩产上等地一小石左右，中等地不到一石，上述差距应是土质不同造成的。那么这里的剥削率当在50％左右。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是将地主配置其土地的模式移植到国有土地地上来了。两条简文指的是民屯，又说明西北的民屯也采用了地主配置其土地的模式。当时国有土地的数量相当大，在内地，仅算缗告缗令后，没人的土地便达“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倾”④，以致其地租收入成为封建政府颇为重要的一项财政来源。当然，由于时间、地域和形势的不同，两汉在采用地主配置其土地的模式配置国有土地的同时，为了恢复经济或缓和阶级矛盾，授给农民一点无主荒地或将公田、官田轻租租给农民的举措，也时或有之。

隋唐时期，地主继续采用着租佃关系来配置其土地，公廨田和职田之类的公田、官田则是抑配给农民佃种的。《唐律疏议·杂律》载：“官私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官私土地的租佃是受到封建律令保护的。天宝十一载(752年)唐玄宗的诏令指出：“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别停客户，使其佃食”⑤，是当时“为弊深虑”的社会问题，表明地主普遍采用租佃的方式。租佃关系如此明确地进入封建律令和皇帝的诏令，在以前是极为稀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为数颇多的租佃文书，则又表明即使在边缘地区，至少是在西北边缘，租佃关系也相当发达，租佃关系在进一步发展着。

① 《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② 《汉书》卷9《元帝纪》注。③ 《后汉书》卷80《黄香传》。④ 《汉书》卷24《食货志》。⑤ 《册府元龟》卷495《邦计·田制》。

总上所述，可知在我国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对土地虽然拥有私有权，因为可以卖买和转让(尽管在封建社会前期，卖买不是土地转让的主要形式，即使卖买也难免超经济强制因素)，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是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性，正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之一，它决定了地主难以稳定地占有土地上的直接劳动者，只能采用租佃关系来配置其土地，租佃关系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而地主土地所有制一旦确立，非但制约着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也制约着国有土地的性质及配置，国有土地上租佃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则意味着在这方面，封建政府充当了全国最大地主的角色。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关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说学术界对两汉及隋唐时期租佃关系是地主配置其土地的主要方式分岐不大的话，对魏晋南北朝就不同了。有庄园经济论、田墅经济论、田庄经济论等。有的学者虽然认为中小地主采用租佃关系，大地主却采用庄园经济，租佃关系并不占主导地位。其中庄园经济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颇为盛行。是否如此呢?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得到了封建律令的认可，律令中出现了良贱奴三者的区分，合法依附民“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地主具有世代奴役他们的特权，如果其地产集中，是有利于他们采用庄园经济或田墅经济这类模式的，但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依然不能排除。这里有些史实值得注意。

《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晋末数万家、十余万口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分布在梓幢、广汉、蜀郡和犍为四郡，过着“为人佣力”或“随谷佣赁”的生活。当朝廷和地方政府逼勒他们限期返回故乡时，他们在李特的率领下，以没有“行资”为理由，乞求在“秋收”“冬熟”后再上路。就此，唐长孺先生认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工而是当佃农”①。唐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因为雇工按日计酬，随即领取是当时的惯例，只有佃种土地，才须“秋收”“冬熟”方有收获。据《晋书。地理志》，上述四郡在西晋全盛时，将近9万户58人左右，秦雍流民超过土著五分之一左右。在成都平原，比例会进一步增高。若非租佃关系，极难容纳。因为租佃关系下，佃种土地的多寡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即便他们都是雇工，也必须以租佃关系盛行为前提。因为庄园是以直接劳动者的分地制为其主要内容的。既然如此，决无可能容纳这么多的雇佣劳动力。何况在土著中也有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

《晋书·张光传》载，当扬武和李运统率“三千余家”流民进入汉中后，便遭张光发兵讨伐，理由是“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佃农”的含义相当清楚，无需考索。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全盛时汉中有一万五千户，流民也为土著的五分之一左右。他们流人后，官府要求他们立刻“佃农”，否则便成冠冕堂皇讨伐的理由，岂非说明汉中也盛行着租佃关系。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兴起，拥有为数众多的僧祗户、佛图户和寺户。《魏书·释老志》载，他们“遍于州镇矣”，也即北魏境内各地都有。其中，僧祗户必须“岁输六十斛人僧曹”，佛图户则“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显然，这也是租佃关系。南方不如北方清楚，但《南史·循吏·郭祖琛传》载，此时寺院“资产丰沃，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金石萃编·宗圣观纪》载，寺院控制的劳动力必须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资给”寺院。所谓“资给”，不过是地租的美名而已，同样是租佃关系。

上述情况是包括大地主在内的，至少寺院地主中就不乏大地主。即便地产集中的世俗大地主，也不乏采用租佃方式的实例。《太平御览》卷821就有二条记载。其一，该卷引《晋要事》说，晋安帝王皇后在琅邪临沂和湖熟的交界处有40顷脂泽田，是“悉以借食(贫)民”的，直到她死后，才赐给贫人。既然说借，当然要收租，否则脂泽从何而来。其二，该卷引《齐书》说，王蹇在钟山有80顷祖传的土地，一直是和“故旧共佃之”的。王蹇的这块大地产，是王导的赐地。这说明，从东晋到梁朝，王氏家族尽管传了好几代，却一直是用租佃方式配置的。

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l48页。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晋书·食货志》还是《隋书·食货志》，凡属合法依附民，都统称为“佃客”，即便依附民中地位稍高、以人计数的衣食客和典计，隋志也不忘特意注明“皆通在佃客数中”，他们耕种土地的收获，叫做“佃谷”，必须“皆与大家量分”。摒弃了这一时期史籍中常的“客”、“僮客”、“奴客”、“亲客”、“家兵”和“家部曲”等含混不清的名词。这两部都是唐代官修史书，特别是隋志，更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和通人撰写，隋唐时期租佃关系比两汉发达，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用“佃客”来统称合法依附民，应与地主配置其土地的方式、特别是合法依附民的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更何况“佃客”的名称及“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明确地揭示了这是租佃关系呢。有关于此，刘宋时期尚书省就符伍制度召集的一次八座会议也为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佐证。这次会议是由同伍犯罪，士族应否连坐引起的。与议者大都反对连坐，理由是“士庶之际，实如天隔”。但有人主张士族虽不应连坐，其“奴客”却应代替主人顶罪，理由是“奴客与符伍交接”。尚书王淮之对此反对最烈，他承认奴客与符伍交接的现实，指出这不是其主人的邻伍，与其主人毫无关系，要他们与主人的邻伍连坐，于理不合。进而指出：“有奴客者，类多役使，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在家者十无其一”①。对此，与议者都没有反对。有关奴客应否连坐，这里无须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类多役使，东西分散”，即从事生产的奴客是“东西分散”的。王淮之并没有完全否认“奴客”住家，但很少，且从事家内劳动，“出门甚寡”。就是典计，住家的也不到十分之一。这岂非说明奴客们分散经营，各干各的，是地主役使他们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式吗，既然如此，租佃关系无疑是较为适宜的。需要补充，王淮之当过山阴令，他所谈的是山阴县的状况，而山阴恰恰是以王谢为首的侨姓士族的集中地，是东晋南朝地主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尚且如此，何况他地。正因为租佃关系盛行，才会出现地主在巧取国有土地后，又转租给贫困农民，收取高额地租的现象。大同七年(514年)，梁武帝的诏令说：“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蹴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②。“贵价蹴税，以与贫民”，是相当明显的租佃关系了。

合法依附民是有限额的，地主当然难以满足，力求扩大。对农民而言，身处乱世，赋役奇重，千方百计地逃避，最常见的办法是托庇于地主。无论两汉还是隋唐，此类现象都存在，魏晋南北朝则更突出。他们脱漏版籍，被称作“浮客”、“游食”、“浮惰”、“流冗”或“浮浪人”等等，身分地位和合法依附民类似。但他们是封建政府清查的对象，与地主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我们称为非法依附民。三国时期，他们的数量已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合法依附民：“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③，历两晋南北朝，这类现象未见少减。在北方，“或千丁共籍，或百室合户”④。“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⑤。或者如《通典》所言“多依豪室”。少的也是“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⑥。在南方，“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⑦。“百姓不能堪命……或依附于大姓”⑧，“多依人士为附隶”⑨。以致有人惊呼：“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竟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者忧”⑩。所谓“国弊家丰”，指的是权豪们控制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封建政府控制的编户。虽有夸张，十分严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前述“为田客”已表明他们的求生之道，《通典·食货·丁中》的叙述更具体：“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坠繁，奸伪尤兹。高颖睹流冗为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杜佑特意给浮客加了一个注：“谓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者也；”也就是说，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租佃农民。

① 《宋书》卷42《王弘传》。② 《梁书》卷2《武帝纪》。③ 《晋书》卷93<外戚·王恂传》。④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⑤ 《通典》卷3《食货·乡党》。⑥ 《魏书》卷53《李冲传》。⑦ 《南齐书》卷14《州郡志》。⑧ 《梁书》卷38《贺琛传》。⑨　《南史》卷5《废帝东昏侯纪》。⑩　《晋书》卷88《孝友·颜含传》。

《隋书·食货志》载，隋初大索貌阅后，“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举并没有将隐匿人户全部清理出来，只是在推行输籍法后，才达到“奸无所容”的地步。汪?先生统计，隋统一全国后，实际应有六百万户左右，其中二百万户是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清查出来的①。那么在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户是租佃农民。北魏末年，宋世良在河北“所括得丁倍于本帐”，孝庄帝嘉勉说若官吏都能这样，“便是更出一天下也”②。按孝庄帝的口吻，北中国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竟占二分之一左右了。在南方，人户的隐匿既然已达“国弊家丰”的地步，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与北方相差无几。

① 《汪?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② 《北齐书》卷46《循吏·宋世良传》。

面对依附民合法化及其“皆无课役”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为了确保奴役和剥削对象，封建政府除千方百计控制编户外，进而模仿地主控制依附民的模式，控制了一批官府依附民，数量较大的有屯田客或屯田民、士家和吏户。他们的户籍不与编户混杂，往往有自成体系的管理系统。封建政府控制官府依附民的途径，便是借助大量无主荒地，强制他们租佃，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使本时期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特别发达。

屯田客是本时期最早出现的一批官府依附民。鉴于魏吴两国都把屯田当作“定国之术”，因此都有大规模的民屯，屯田客数量至巨。西晋泰康年间户口激增，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屯田客转化为编户。这也说明他们是以家或户为生产单位的，是个体生产者。史籍中往往用“佃”字来说明他们和封建政府的关系。曹魏屯田初始，模仿西汉西北民屯，采用的是定额租，实施不久，改为分成租，剥削量是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与宫中分。估计吴国采用的也是分成制。曹魏末年废除民屯，并不意味着民屯的中止，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民屯时断时续，其间以北魏规模为大。均田制实施同时，特意抽调州郡民户的十分之一从事民屯，采纳的是定额租，每年纳租六十斛，为均田农民田租户调的9倍左右。

士家是封建政府控制的数量颇大的又一批官府依附民。士家制度的和士家屯田休戚相关。曹魏时期，有关士家屯田的组织、剥削方式和剥削率，和民屯一样。如果说曹魏军屯分边防屯垦和士家屯田两种的话，吴国却只有士家屯田一种。魏末废止民屯，军屯却保持着，且全部转向士家屯田。这一制度对两晋南北朝影响至巨。东晋南朝虽有募兵的集兵方式，十六国北朝则时有部落兵制，但都受士家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由此使本时期的士兵及其家属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府兵制之能与均田制相结合，这应是其渊源之一。

自三国开始，吏户也是数量颇大的官府依附民。蜀汉亡时，有吏四万，吴国亡时，有吏三万二千，都是单独开列的。相当于这两国兵员的14％到40％。魏国有多少，史文不明。北魏司州征发的吏役，相当于民户的十二分之一，其他各州可能少一点，但也与均田制实施后民屯的数量相差无几了。有时他们与兵很难区别，往往吏士并称。《三国志·吴书·孙休传》记载，吏不但给政府部门和各级官吏奔走驱使，还得缴纳“限米”和“米限”，非常重；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量租佃简牍，把农民缴纳的地租叫“常限”；《宋书·徐豁传》把大田武吏缴纳的地租叫“课限”，“限”应是南方租佃制中的术语，含义为佃种土地应缴纳的地租。这说明吴国的吏户是国有土地上的佃种者。东晋初年的史料展示，吏户是官吏职田和禄田的强制租佃者。《徐豁传》说大田武吏每年必须缴纳60斛米，半丁也得缴纳30斛，是定额租，极重。北朝吏的情况不如南方明显，但各级官吏的鱼虾野味都由吏去捕猎，官吏的职田抑配他们佃种当在情理之中。

除了强制官府依附民佃种国有土地外，封建政府还采用租佃方式将国有土地借给编户耕种。《三国志·魏书·徐邈传》就说，他在凉州“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仓库盈溢”。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量租佃简牍，进一步证实了这类现象。由已公布的简牍来看，剥削率高达43％以上，与佃种地主土地差不多。

上述一切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关系遍布南北各地，大地主也采用租佃方式，地主合法依附民又被叫做“佃客”，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远远超过五分之一，甚至达到三分之一，直追二分之一，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又如此发达，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了。

三、汉唐间租佃关系的若干问题

最后，想讨论一下汉唐间租佃关系中诸如租佃农民的身分地位、地租形态、剥削方式、剥削率及租佃契约之类的问题。

如前所述，汉唐之间，在正常情况下，租佃农民主要由两类情况组成，第一类是无地农民，第二类是少地农民。就其身分地位而言，这两类租佃农民是有所区别的。

《盐铁论·未通篇》估计，西汉的赋役总量相当于“一人之作，中分其功”。王莽的估计比这重：“实什税伍”①。汉唐之间，农民的赋役总量有些变化，但并不大。第一类租佃农民若再承担赋役，不要说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即使生存条件也被剥奔殆尽了。他们只有逃避赋役，才能获得生存条件。最常见的便是脱漏版籍，客流他乡后佃种土地。他们基本上一无所有，甚至种粮、农具等也要仰仗地主，被迫与地主“共营作”或“共治”土地。地主要确保对他们的剥削，势必要想方设法庇护他们规免赋役，最常见的是将他们“隐匿”起来。彼此之间是隐匿和被隐匿、庇护和被庇护的关系，必然无平等可言，依附关系的发展，身分地位的低下势所难免。“奴客”、“僮客”、“私属”、“附隶”、“徒附”之类的名称，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身分地位。鉴于此类状况无限制的发展，对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利，所以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大时，虽然难以根除，但会受到遏制的；相对削弱时，便会予以认可，但在数量上也尽可能地限制，要他们“皆注家籍”，以便依据户籍核查。魏晋南北朝的合法依附民便是如此。隋唐时期，“皆注家籍”的依附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虽然日益稀少，但只要有第一类租佃农民，其身受的超经济强制必然明显，以后也会这样。这是由封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① 《西汉会要》卷51《食货·田租》。

农民的个体经济虽然脆弱，其破产是经常性的，但只要一线尚存，便能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艰难竭蹶地维持下去。因此他们又具有顽强性和相对稳定性，同时又具有浓重的聚族而居和安土重迁的时代特征。客流他乡，寻求隐匿，只是他们了无生路、万般无奈的选择。在政治较为清明，赋役较为正常时，少地农民的出路是宁愿保持编户的身分，靠佣工或佃种少量土地来维持生计。当他们佃种少量土地后，便成了第二类租佃农民。地主役使的租佃农民中，往往拥有大量同宗族成员或土著居民中的贫困者，便是由他们组成的。他们的身分地位会因佃种土地的多寡和田主的身分地位呈现出各种差异。如大谷文书1121、2368、2373、2864等号文书中的张满信、何元师、董玄护、周苟尾、索武海、匡海达、张备丰、成点仁等人，他们也是租佃农民，佃种小块土地，业主往往是二人、三人或四人，有的其至互相佃种，就很难说他们依附于谁，他们之间应是较为平等的。若只是佃种一人的土地，量又比较大，就有可能产生不平等。．若业主是大地势者，身分地位就会下降，从而具有编户和第一类租佃农的双重身分，介于编户和第一类租佃农民之间。当他们身处“暴君慢吏、赋重役勤”或乱世时，会和第一类租佃农民一样寻求庇护和隐匿，借以逃避赋役。不要说他们，那怕“全丁大户”，有时也会“类多隐没”①。这时，他们的身分地位会进一步下降，直至类同于第一类租佃农民。当他们寻求庇荫时，他们的土地将怎么办?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除了将自己的劳动所得年年无偿地奉献给地主外，甚至还包括其不足以糊口的土地。其二，只要年年奉献劳动所得，并听命于地主的驱使，便可获得庇荫。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作为提供庇荫的条件的话，第二类租佃农民不见得会“多乐为之”。因为在封建时代，土地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无需多言。何况地主所提供的庇荫又是不稳定的呢。史籍所载也可证明后者的可能性大。《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步骘和卫旌初到江东，种瓜为生。他们生息之地恰为焦征羌的势力范围，为求取焦征羌的庇护，他们只是自认身分地位比焦征羌低，无偿地奉献了他们的瓜，并没有涉及到他们的瓜地。《梁书·良吏·沈?传》载，余姚“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这里的庇荫显然是规免租赋，不存在土地的转让。《通典》所言隋初输籍法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也应以保有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为前提，否则他们也无从归为编户了；杜佑盛赞的“隋代之盛，实由于斯”也就无所谈起。封建政府的上计、案比、括户、土断、大索貌阅、输籍法、团貌之类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此类现象。鉴于这类举措符合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所以往往能收到一定的成效。若是彻底，会使财政大为改善。从杜佑盛赞隋初输籍法可以看到，他们是租佃农民中最大量的部分。

① 《陈书》卷34《文学·褚?传》。

《魏书·杨椿传》载，在定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长年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屯兵惟输此课，更无徭役……”那么这些屯兵缴纳的是劳役租。前引与主人“共居”“出门甚寡”的佃客，也应以劳役租为主。吴国吏户供政府及各级官吏奔走驱使，还得缴纳“限米”，佛图户“供诸寺洒扫，岁兼营田输粟”，则是劳役租及实物租兼而有之。尽管目前不乏这类实例，但汉唐之间，无论在国有土地上、还是地主土地上，实物租还是最大量、最主要的，是占主导地位的地租形态。当然，他们在缴纳实物租后，还必须为地主提供一定数量的家内劳动。所以如此，原因如下：首先，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之日起，农民就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承担生产的全过程。既然如此，当他们成为租佃农民后，实物租无疑比较适合这种生产模式。其次，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征密不可分。劳役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依附关系上，建立在分地制上。这些条件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不具备。即便第一类租佃农民，他们虽然人身依附关系相当强烈，也不能和西方的农奴等量齐观。在封建政府眼中，他们必须回到编户的行列。年年进行的上计或案比，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清查出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大、吏治较好时尤其如此。这样，实物租无疑对地主更有利。再次，劳役租适合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两汉时代，我国农业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就不低。自此直到隋唐，新农具虽有出现，但并不多；旧有农具虽有改进，但并不大；平均亩产虽有提高，也只是略许而已。唐代是有江东犁出现，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1981年当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时，两汉盛行的二牛抬杠，在河西走廊等地还屡屡可见。这一切都是两汉生产力水平不低的证明。当封建政府模仿地主来配置国有土地时，实物租也就自然地移植过来了。魏晋南北朝合法依附民，但其数量既难满足地主所需，何况实物租又由来已久，比劳役租进步，继承两汉的模式可谓是顺利成章的。

在实物租下，汉唐间最常见的剥削方式有定额租和分成租两类。曹魏屯田由定额租转向分成租时，侯声便说“于官便，于客不便”①。似乎定额租对租佃农民更有利一点。在定额租下，租佃农民较之分成租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两类谁较早出现，目前很难定论，基本上是同时俱存，似乎定额租在国有土地上较为多见，分成租在大地主土地上较为多见。

第一部分引述的居延汉简便是定额租。曹操屯田初始，采用的也是定额租。他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②。那么这种剥削方式也应与汉武帝西北屯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租佃简牍，从已公布的来看，是定额租。租是缴给官府的，是国有土地。如果说曹魏屯田之始定额租模仿汉武西北屯田只是推测的话，长沙走马楼租佃简牍则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因为吴国的律令和建制，都因袭两汉，无明显的变更。此外，均田制实施后的北魏屯田、僧祗户耕种僧曹的土地(也属国有土地)、吏户耕种的公田和官吏的禄田，都是定额租。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佃种公廨田、职田者缴纳定额租的为数也不少。所以如此，与、封建政府征收田租本身就是定额租有一定的关系。两汉田租号称三十税一，表面上是分成，近人研究表明，实际上是定额。所以当曹操颁布田租户调令时，就干脆定额了。直到隋唐，都是这样。分成租相当麻烦，至少要关心产量。国有土地若采用分成租，就应象曹魏那样设置各级屯田官吏才成。定额租则只要亩积、土质、水利条件等项清楚，届时征收便可以了。这里决不是说国有土地不采用分成租，实际上采用分成租的也不少。曹魏屯田定制后、前燕屯田、北魏初年塞外屯田等等，都是采取的分成租。

就大地主而言，他们对于第一类租佃农民采用分成租较为多见。曹魏屯田由定额租转向分成租的理由是“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③，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大地主，它既说明减产减租是当时租佃关系的惯例，又表明一旦丰收，可掠夺更多的地租，对地主更有利。也应注意，这是与第一类租佃农民的不稳定性及其经济地位有关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甚至种粮也不具备，只有严密监控，才能确保地主的剥削。所以大地主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典计和管家之类，甚至还需豢养剑客死士，组织家兵部曲才能维护和扩张自身的利益。但也不排除定额租的可能性。对于第二类租佃农民，似乎定额租较合适。因为他们受着自己少量土地的束缚，总体看来地主的利益较有保障。若出现拖欠或意外，将成为兼并其土地的最好借口。若采用分成制，则首先必须将这类租佃农民自己的土地和佃种的土地进行区分，对比之下，定额租较简单易行。中小地主不具备大地主的条件，也有采纳定额租的可能。至少，对小土地出租者来说，更多地会采取定额租的，象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展示的那样。这里甚至出现了预交地租的现象。当然，也难完全排除“庭分”，即分成租的可能。

① 《三国志·魏书》卷14《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②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③ 《三国志·魏书》卷14《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总之，在剥削方式上，可以是分成租，也可以是定额租，两者俱存，也可以互相转化，视时地、特别是地主的愿望而异。地主只可能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哪一种对他有利，便会采取哪一种方式。所谓“见税什伍”、“实什税伍”、“大半之赋”、“中分”、“量分”和“庭分”之类本身就十分含混，既不排斥定额租，又不排斥分成租。

就剥削率而言，汉唐之间基本上维持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荀悦说“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强大半之赋”①，《通典》说“被强家收大半之赋”，“浮客输大半之赋”，指的是三分之二左右了。国有土地也有类似现象。曹魏末年和前燕屯田，屯田客用官牛者，官八民二，用私牛者，官七民三。此外，僧祗户和大田武吏缴纳的定额租，也高达三分之二左右。“见税什五”和“实什税伍”更是常见的。马援屯垦上林苑，“与田户中分”②。《隋书·食货志》中的佃客，“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量分”可以释为“两分”，也即中分。《新唐书·段秀实传》载，泾州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这些都是二分之一的实例。陆赞说：“私家收租……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③，则是指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了。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临界点。达到三分之二，产子不养，自缢而死或断肢截体的事例便屡见不鲜。超过了农民更无以为生，对地主也毫无好处。既然寻求隐匿也是死路一条，农民又何苦呢。不可能低于二分之一，这是汉唐间较为通行和正常的剥削率，否则地主冒触犯刑律的风险将成为无利可图。当然，佃种国有土地或小土地出租者，也有稍低于二分之一的。

目前所见的租佃契约以唐代的为多。较完整的租佃契约应有土地的亩积、缴纳地租的方式及时间、地租量及租佃时限等内容，还需主佃双方和“知见人”按上指印，一式两分，主佃双方各执其一作为凭证。实质上租佃契约产生的时间应与租佃关系的出现大体相当。汉武帝元鼎六年诏令说：“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颜师古铨释说：“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④。说明佃种国有土地是立有契约的。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量租佃简牍，应是两汉模式的继承。吐鲁番出土了一些十六国时期的租佃契约，证明私有土地同样有契约的。按理而论，私有土地的租佃契约应早于国有土地。可惜，目前尚未见到比三国更早的租佃契约原件，此一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至少说明契约式租佃关系是唐代租佃制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论点，是可以讨论的。

① 《汉纪》卷8。② 《水经注》卷2《河水注》。③ 《全唐文》卷46。④ 《汉书》卷29《沟洫志》。

对比奴隶社会，封建租佃关系无疑是对生产力的解放，是一巨大进步。在封建社会内部，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问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但剥削是如此残酷，租佃农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他们非但没有能力去发展再生产，其简单再生产也将呈现萎缩的态势。直接生产者中相当一部分处于此类状况，对社会经济必然会有消极影响。在我国历史上，至少在封建社会前期，一个封建王朝之走向鼎盛，基本上都是在土地兼并相对缓和，自耕农相对较多之时，而不是在兼并激烈、租佃关系充分发展，租佃农民大量拥现，隐匿现象相当严重之日。如若如此，后果恰恰相反，必然是阶级矛盾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云集，封建政府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经济日益凋疲。这一切表明，租佃关系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其作用决不能估计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