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战震动开滦

41岁的周学熙再度临危受命，被袁世凯派遣，担任一场“超限战”的前敌总指挥。

这是一场特殊的商战，其目标是巧取豪夺了开平煤矿的英国人。尽管袁世凯组织了一连串的法律与外交保卫战，甚至不惜到伦敦越洋诉讼，但是，都无法拿回开平煤矿的股权。愤怒的袁世凯，决心创办一家新的煤矿，从市场到价格围剿开平。这家新煤矿，就是“滦州煤矿”。

1906年12月，周学熙奉命筹建“滦州煤矿”，名义上是为了解决“水师用煤”和其他“公家用煤”，而这家煤矿紧挨着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开平煤矿，对其呈半包围的姿态。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通过“以滦制开”达成“以滦收开”的效果。

周学熙是袁世凯帐下主持这一商战的最佳人选。

在袁世凯的第一个战役――整顿金融中，周学熙奉命创立直隶银元局，开铸铜元。没有机器，他就带着手下到废墟里去搜寻、挖掘、修补旧机器；没有经费，他到处告贷，公款私款都借；没有场地，他就找了一所寺庙（河北大悲院）的残址。在70多天的时间内，硬是依靠自力更生，将银元局筹备妥当，被袁世凯惊叹为“当代奇才”，“嗣后以一切工业建设相委”。

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在他的建议下，袁世凯创设“直隶工艺总局”，由周学熙担任总办，提倡直隶全省范围内的“工业化”。直隶工艺总局为周学熙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实际上成为直隶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袁世凯新政的大多数措施，都由他在具体推行。

在周学熙的诸多成就中，最艰难、最具戏剧性、而实际成效最低的，就是这场针对英国人的煤矿超限战。

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滦州煤矿的创立十分迅速。周学熙此时依然兼任直隶官方银行“天津官银号”的总办，他建议袁世凯可直接用官银为滦州煤矿的开办垫资。而在税收、用地等方面，滦州煤矿都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极大的优惠政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滦州煤矿矿界以唐山十里以外为西界，东界距林西六里以外，约占“三百三十方里”，大大超出矿务章程规定的每矿不得超过30方里，中央因此明确说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为了征地，周学熙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土地集约平台――“滦州矿地公司”，政府也给予了特殊政策： “无论官地民地，凡关系矿产者，概归本公司收买后，再转给矿商开采，作为地股。如有私相授受者，由滦州地方官查究充公，将该矿封停。”这等于是断了开平煤矿拓展的后路。

对于“以滦制开”的“超限战”，周学熙有相当的信心：一、滦矿煤层更厚，煤质更佳；二、滦矿有国家特别扶持，享受特殊政策；三、开、滦两矿都在我国土之内，占据主场优势。

1906年12月17日，周学熙奉命创办滦州煤矿，到次年的5月19日，就提交了有关章程报批，6月份得到中央立项，随后就在天津城内开始招股。而所有的启动资金，一律由公款垫付，并且，在首期招股不足的情况下，周学熙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贷款，得以立即采购机器设备和招募技术人员。

滦州煤矿作为对付英资开平煤矿的匕首，明确宣布在技术人员中不再雇佣英国人。在周学熙的率领下，滦州煤矿很快就对英国人发起了攻击，包括日本的《朝日新闻》也认为：“开平煤矿一般人都预料要被中国人赎回的”。其实，袁世凯、周学熙的“以滦制开”，还是局限在商战手段上，仅仅多了些公权力的配合，而英国人对此的反击，真正算得上是“超限战”――他们不惜动用外交、甚至军事恫吓。周学熙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针锋相对，“即使洋人强词夺理，我亦理直气壮”。随后，英国人又凭借技术优势、交通优势，发起价格战，周学熙也予以迎战，甚至不惜赔本销售。

1909年，在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制订了收回开平的方案，并得到了英国人的同意：滦州煤矿以178万英镑的价格，购下开平的所有股权。资金来源则依靠政府担保发行债券。这是一个对中方有利的方案，开平股票的市值为107万英镑，每年可以创造净利润24万英镑。凭借悲壮的“超限战”，中方终于将达成了“以滦收开”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利益集团干扰之下，这一方案被高层否决，政府拒绝为这次收购所发行的债券进行担保。周学熙愤然请辞。

最终，开、滦两家煤矿的大战，还是以合并告终，英国人大获全胜，周学熙在其回忆录中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