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中外有别

国内的公款吃喝开始过紧日子了，如果同样缩减60%的接待经费，对于原本“小气”的外国公务员来说，无疑是场灾难。

媒体报道说，中央国家机关食堂正在过紧日子，包子馒头都变小了，甚至还用蔬菜边角料腌制泡菜。2013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待餐饮经费下降60%，餐厨垃圾普遍下降30%以上，食堂水电气消耗下降4%。

我想讲几个在国外经历的公款吃喝的故事。

有一次，几位欧盟议员请我吃饭，由职位最高的那位议员的秘书丹尼尔负责联系。事前两个月，丹尼尔就开始安排聚餐时间、地点、出席人数和交通，并通过邮件和电话多次和我商量。由于我几次调整，给他添了麻烦，觉得歉意，电话中说些“期待和你见面”之类的客套话，也打算当面致谢，甚至想过带个小礼物。

到了布鲁塞尔之后，我才发现丹尼尔并不在场，各议员只身赴会。其实丹尼尔事先发给我的出席名单中本就没有他，但是带着中国公务接待的想象，总觉得秘书和领导就该如影随形，不然谁来跑前跑后招呼客人，谁去买单开发票呢？

餐馆不错，服务也好。不过假如你以为，经过这么郑重的准备，一定是豪华包间、山珍海味、美女伺候，那就会大失所望。空间十分拥挤，邻桌还有点吵。微博上任何一位大V请朋友吃饭，都会超过这种规格。

相比之下，欧洲人算是随和大气的了。我吃过最小气的公务餐是在亚洲国家。

几年前，我参加日本外务省组织的一个文化活动。活动间歇，有日本朋友陪我去逛街，有一段路需要打车，下车时不等我抢着买单，他就主动对我说：你付钱吧。他解释说，外务省给我们发了车马津贴，而他们参会全是自费。

每次在餐馆一起吃完饭，日本朋友都会交钱。一问才知道，只有我们外国客人和少数几个日本与会者可以享用公款，包括若干专家教授在内的其他人都是费用自理，不仅机票、酒店自行负担，连混顿饭吃的机会都没有。无奈外务省给我们的伙食标准不低，害得日本朋友花血本陪客。到了最后一餐，日本朋友将我们带到餐馆后，尽数散去。后来有人说，他们实在陪吃不起了。

还有一次是在马来西亚。在那个国家，你也可以听见人人都在诅咒腐败。不过按照中国的标准，我所经历的公款吃喝，几乎可以算是寒酸了。有一次，一位副部长请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她专程从吉隆坡赶到新山，听说排场不小，下了飞机以后还有警车开道。可是我们吃饭的餐馆，差不多就是一个街边小吃店。开始我怀疑我们只是临时在那里等她。她带了一个秘书来，一坐下就招呼上菜。饭菜当然够吃，味道也可口，但是仅此而已。只有茶，没有酒。就在餐馆的大堂，旁边还有别的客人。

我忍不住打听，为什么副部长以警车开道的隆重出行，赶过来请这么朴素的一顿晚餐呢？回答是，出警费不用她自己付，但是餐费是定额补贴，也就是包干制，省下来的归自己，花多了也自己贴。

我也曾在德国议会大厦里和几个议员共进午餐，那就应该算是“中央国家机关食堂”吧。看上去，那是比麦当劳更好一些的工作快餐。可惜我觉得很难吃，完全没有胃口，几乎都剩在盘子里了。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才知道，为了贯彻中央厉行节约的精神，不仅上面有中央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下面还有文明用餐监督员，专管人家是否吃光盘子，有可能要求端回去重吃。幸好德国议会大厦里没这个职务。

相对来说，在任何国家，公款吃喝总是比普通餐饮要高档一些。但是，无论从经验还是数字看，拿它们和中国相比，都好像是把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称重量。假如它们被砍掉60%的经费，恐怕就没办法存活了。

当媒体宣称这是各单位各部门持续深入取得的成效，是持续近一年的“文明用餐、反对浪费”行动结出的硕果时，这些国家真是没什么好自我表扬的。他们没有各种规定，也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领导小组，更没有文明用餐监督员。

（摘自《读书文摘》

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