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魂——潘玉良传》看石楠创作的得与失

【前言】从《画魂——潘玉良传》看石楠创作的得与失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石楠与新时期传记文学”（AHSK07-08D144）资助 作者简介：韩袁红（1967-），女，江苏苏州人，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画魂——潘玉良传》是石楠的第一部传记文学，这部成名作，奠...

摘要：《画魂——潘玉良传》是石楠的第一部传记文学，奠定了一些基本特征，其后石楠的创作在文本内容、写作方法和艺术特征上都延续体现了这些范式。这部作品及以后的诸多创作，使石楠成为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家。石楠是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但其作品也有一些束缚的东西，比如类我化人物的选择，小说式的细节，对人物的美化等。

关键词：石楠；传记文学；创作得失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4-0052-03

收稿日期：2012-10-18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石楠与新时期传记文学”（AHSK07-08D144）资助

作者简介：韩袁红（1967-），女，江苏苏州人，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画魂——潘玉良传》是石楠的第一部传记文学，这部成名作，奠定了石楠以后传记创作的基本特征，其后的传记创作无论是从写作内容还是写作方法、艺术特征等都沿着《潘玉良传》开创的范式，比如写积极向上的苦难者，让人物在直面苦难、超越苦难中尽显生命的价值，生动曲折的情节与悬念的设置，细节的虚构以及真挚感情的投射，直抵人心灵深处的文字表达等等。石楠是一个优秀的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家，但其作品也有一些束缚的东西，本文通过《潘玉良传》做一尝试分析。

一

作传，首先要考虑的是传主的选择，浩瀚的历史长河，茫茫大千世界，可作传者甚多，有专给明星作传的，有专给艺术家作传的，有专给政治家作传的，有专给军事人物作传的。给谁作传，做成什么样的传，是写传者精心思考的问题。石楠的传记文学很难从职业上分，但她选择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选择经受苦难最终走向成功的苦难者，写他们用苦斗的方法对抗苦难的人生，不断追求改变命运。

石楠的成名作《画魂——潘玉良传》打下了写强女人的基础。潘玉良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幼年失怙，姿色一般，14岁被舅舅卖到青楼，如果她没有一颗自我挣扎自我救赎的进取之心，她可能会和其他姐妹一样，惨遭蹂躏和折磨，在青楼耗干自己的青春，默默无闻地死去。然而黑暗的生活并不能囚禁她追求光明自我奋进的心灵，她在自我努力，也在寻找机会，潘赞化的出现以及走入她的人生，既是命运对她的垂青，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结识潘赞化后潘玉良又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妾，还是自立自强？潘玉良选择了后者。她坚持不懈地学习绘画，终成正果。潘玉良是一个跨越苦难不断追求的典型女性，她以孤儿————小妾——大学生——留学生——教授

——艺术家的人生道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传奇，而这条人生道路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比如也曾因为青楼出身受人鄙视，也曾因为小妾地位忍辱负重，也曾因为画风超前受人诟骂，也曾异国他乡挨饿受冻，每遇到一个困难，她选择的不是退缩气馁，而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她用苦斗的精神战胜了苦难，在逆境中成长，成就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画魂——潘玉良传》奠定了这种写法，以后《寒柳——柳如是传》、《美神——刘苇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另类才女苏雪林》、《陈圆圆·红颜恨》、《一代明星舒绣文》》、《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等，大体走的都是这一路子。石楠选择的传主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苦难中奋斗，自强不息，终获成功。她一直强调的是为苦难的奋斗者立传，从传主苦难的人生中表现坚强，通过苦难阐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石楠曾写道：“苦难造就不朽，苦难造就辉煌，苦难增添人生的光辉，如果老天假我以年，如果老天赐我健康，我会继续用我的传记小说艺术歌唱苦难，继续为苦难者立传”。[1]“谁不希望有顺遂的人生？谁个又希望多灾多难？但如果生活硬是要把它赐予我们，我们也不用悲伤，只要有勇气同它较量。就能把它化作财富！一个生活的强者，是应该不畏惧磨难的！”[2]在石楠选择的征服苦难的传主中，以女性居多，多写女性中的强女人。强女人不是女强人，女强人是指有事业而忽略生活的女性，强女人是生活事业兼顾而性格比较坚强的女性。在《潘玉良传》后记中石楠曾写道，“为人类生存和繁衍作过伟大牺牲和贡献的女人们，在精神文明上，同样不乏才华和建树。然而，历史长河的漫漫泥沙和世俗偏见淹没了她们的光辉。……作为一个女性，我感到遗憾和不平！我决意去寻找女性中即将被历史埋没了的星星，我想努力去工作，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擦拭裹挟她们的泥沙，让她们重放光彩。”[3]石楠的写作，让这些苦难的女性在苦难中开出花来。

任何写作都会带上创作者的主观色彩，“传记家同他的写作对象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对传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分析，’至少是对自我的某一方面的分析”[4]。苦难是石楠寻找到的与传主内在精神相通的契合点，石楠以自己生活的各个侧面和心灵感受，在创作过程中，设身处地去想象传主，将自我经历体验与传主经历体验相融合，心有灵犀心心相通，达到自我与他我的统一。传主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顽强抗争精神、不断奋斗的追求、独立的人格和个性的尊严，既是传主的也是作者的。这是创作的一种境界，通过作品折射出作者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生的体验。

也许正是这种自我与传主内在精神气质的相通，石楠的创作也存在一些瑕疵。她在写作中把自己的艰难人生以及自己的生命感受都融汇在作品中，倾注在人物描写中，感情浓烈。写作要求作者进得去出得来，要高屋建瓴，作者既是叙事者又是旁观者。充沛的情感是把双刃剑，感情太丰富了太投入了，使石楠笔下的传记人物共同具备的是迎接苦难战胜苦难的品格，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在个性化方面不够突出，写其美好、艰辛、不易、奋斗，如汩汩泉水，而其复杂性体现不够，这就造成人物不够立体，多扁平人物。其实人是一个复杂的个体，每个人都有私心杂念，每个人都有他们可以虚饰的一面，写出来，人才丰满人才有血肉。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正面人物，但谁不感慨张爱玲笔下人性的真实。“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它的初始形态—记录生平，而且开始注重表现人格、人性，并要求立体的、全方位的、完整地传人”[5]。从这一角度看，石楠传记文学有时会将人物简单化，没能将人物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充分地写出来，这也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二石楠的创作有人称为人物传记，有人称为历史小说，有人称为传记小说，有人称为传记文学。自传记文学诞生以来，传记文学怎么写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既是传记肯定有实的一面，既是文学肯定会有一些文学手段。传记文学的本质特征，“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6]传记大体围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用文学的方法来写，有渲染，感情，比喻，夸张等，在大的史事上要忠于传主，要忠于所写人物的个性，个别细节和辅助的人物可以有想象有填充，是历史真实与诗意情怀的结合。

“传统的传记作品因偏重历史诉说，故语体上严谨有余而诗性缺乏。”[7]而石楠的传记以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语言、生动的细节，使石楠的传记小说充满了阅读趣味。依靠这种写法，石楠拂去历史的尘埃，使一个个或被淡忘或被忽视的人物形象成为有血有肉的灵魂，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作品中。读石楠的作品，诗意的文字和合理的想象，给人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冲击。《画魂潘玉良》多处都有表现。潘玉良在巴黎得知南京沦陷的消息后，用彩笔和塑刀短时间内雕塑了李清照的塑像，在像座上用木笔刻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十个字。“这尊不大的雕塑草坯是她一个昼夜在悲愤中完成的作品。这在她来说，是从未有过的速度，她自己也觉得不可想象。在这过程中，她忘了自己的存在，不知自己身居何方。她没有注意到满身泥水，也没有感到满脸泥斑。她心中只有一首诗，一个民族精魂的呼号。她的手抓的不是泥土，是自己的血和肉，她面前站立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魂灵”。这里合理的想象使作品生动传神，对表现人物的性格起到了浓墨重彩的作用。有评论者认为“以《画魂》为代表的石楠的传记小说系列，是作家借鉴古人经验，独自探索出的新型小说体例”[8]。

对待传记文学，石楠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自有传记文学以来，就没有哪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绝对真实过。写传记的目的，无外乎弘扬传主的精神，给当代和后人以楷模，以激励。平实的记述，很难打动读者。若采用小说艺术的笔法，以其动人的故事，细腻的情节，优美的文笔，使传主在各个人生当口重新活过来，读者就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所以，石楠的传记文学有相当的小说元素。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庄严的谎话，这说明小说的重要特征就是虚构。石楠用小说的方法写传记，精细的人物描写、生动的细节展现、精微的心理世界、声情并茂的对话，展示了所传性格与精神的不同层面，让人物鲜活地从作品中走出来，走入读者的心中。她自己在《石楠文集.总序》中说： “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人物传记，我把它们称作传记小说。顾名思义，这种文体是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小说，这是传记，又是小说。既是小说，就允许合并、虚构人物、腾挪细节、合理想像和艺术加工。在我这些作品中，离当今时代远的，像《画魂·潘玉良传》、《寒柳·柳如是传》、《陈圆圆·红颜恨》，虚构的成份较多，真实的只是人物的主要经历，细节几乎全部是艺术想像和虚构的。小说的成份占主导；而刘海粟、张恨水、亚明、梁谷音、舒绣文、杨光素、刘苇、苏雪林等的传记小说，人物的生平经历绝对真实，只有极少部分细节是来自合理的想像和艺术加工的，这些想像和艺术加工，又都来自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但不是生活的再现。是为让人物立体活过来，还给他有血有肉有灵的本来个性。评论家把我这种文体称之谓石楠体’”。

小说式的写法使创作的空间与自由度扩大，作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文学天赋，在组织人物刻画性格方面自由翱翔。但是传记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还要受传记这种文体的约束，所以太虚了不行。以《潘玉良传》为例，作者写到潘玉良的美丽用了很抒情的文字：身材修长，两目秀美，白里泛红的两颊，现出一深一浅的酒擂，一攀一笑，就像两杯醇厚的青梅酒，诱人思醉；写潘玉良人生历程中出淤泥而不染，特别注意渲染其贞其节；写潘玉良海外思念祖国，上升到一定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等等，都有刻意拔高美化的痕迹。有些虚构可能会脱离历史史实，比如写潘玉良去美专读书因身份被拒，当时读书不是个别现象，也不同于今天我们对的理解，民国时期著名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经历和潘玉良有些相似，在董竹君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中，是父母亲自把女儿送到青楼的，两年后董竹君逃出与革命党夏之时结婚，赴日留学。石楠在写到潘玉良亲朋好友时，也往往回避其不美好的一面，比如写到刘海粟提拔关照潘玉良，一些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符，写卖她的舅舅，也设身处地为舅舅辩解上几句，写到潘玉良大陆家人的种种做法，也处处是为潘玉良着想，没有任何别的因素。虚构过度的情节使作品在整体架构上不够均衡，对小说化手法的过多依赖，使作品在叙事手法和创作风格上给人雷同化之感。

当然，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作者可能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比如有的传主健在，有的后人在关注，有的可能为了一些忌讳作家不敢放开大胆写。瑕不掩瑜，正如评论者所言：“石楠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作家。她开始创作时，已过不惑之年，但其起点甚高，且产量惊人。在20多年间，不计其别样体裁的大量作品，单是长篇传记，就有14部之多，从文学界.的反应评衡，这些传记一部比一部厚重，又都能力求写出各自的特色。作为传记作家，石楠无疑是当今中国这一文学领域中的优秀代表之一”。[9]

参考文献：

[1]石楠.我为苦难者立传[M]//石楠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17.

[2]石楠.磨难可以增添人生的光辉（后记）[M]//石楠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360.

[3]石楠.画魂潘玉良[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251.

[4]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7.

[5]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492.

[6]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4.

[7]陈兰村，叶志良.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220.

[8]苏中.包容与个性朱菊香.与苦难搏斗的艺术奇葩——评石楠传记小说[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

[9]金梅.《中国第一女兵谢冰莹全传》随想[J].文学自由谈，2008（6）：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