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会计准则导向与审计意见收买》（批准号：70572078）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摘要：近年来，关于企业集团的研究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对企业集团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仍缺乏合理的解释。本文通过对一系列文献的回顾从五个角度对企业集团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这五个角度分别是：控制权最大化、替代市场失灵、相关资源、政府政策的影响及减少竞争。

关键词：企业集团 政府影响观 资源基础观 内部市场

关于企业集团的研究筏期被经济学家所忽视。直到近一二十年，关于企业集团的研究才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但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集团运作的理论了解仍留于表面，尤其是国内对企业集团的研究，如为什么这些企业集团会存在，他们的经济功能究竟是什么，以及从效率角度看集团结构之利弊，以上这些问题都并没有在经济学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企业集团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公司要联合成一个集团，而不各自为政？本文从五个角度对企业集团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这五个角度分别是：控制权最大化、替代市场失灵、相关资源、政府政策的影响及减少竞争。下面本文将对这些角度做一一的分析。

控制权最大化

企业集团的所有权结构通常呈现金字塔型（LaPorta et al，1999）。在金字塔型的所有权结构中，一个公司控制另一个公司，而后者又控制其它公司，以此类推。对所有权链最顶端的那家公司拥有控制权，就意味着对整个金字塔中的所有公司都拥有控制权。一个投资者可以通过创建金字塔型所有权结构来增加他所能控制的资产数量。金字塔型结构使通过较少的股权控制多个公司成为可能。我们可以说成，金字塔结构把拥有公司股权（现金流权）和控制公司（投票权）区分开来了。我们有时也把金字塔结构等同于某种间接控制的所有权结构（比如，通过控制一个以上其它公司来控制某公司）。也正是这种间接控制使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尽管许多企业集团的所有权结构并非完全是金字塔型的，但他们大部分多少都呈现出对所属公司间接控制的特征。

企业集团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一论题近年来颇受关注。LaPorta et al（1999）证明除英美外的其它国家的大部分公司都有一个控股的大股东，通常控股大股东是一个家族或是国家。Claessens et al（2000）在以东亚九国为样本的一个实证检验中发现许多集团公司都是金字塔结构。杨兴君等（1998）发现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结构控制多家上市公司。而且，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家族控股的国家，投票权超过了现金流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导致了握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和没有控制权的小股东间的问题。因为大股东的投票权利与他的现金流权利并不成一一对应关系，他可能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运用他对公司的控制增加个人财富。Bebchuk et al（2000）认为，股权分散的公司与家族控制的企业集团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问题成因是管理者不代表任何股东的利益，而后者的问题则由于管理者只考虑单一股东，即家族的利益，而忽视其他股东。

对于企业集团，控股股东通常都控制了多家公司。小股东利益被剥夺常见的形式包括：非市场利率的贷款，非市场转移定价，对其他公司借款担保，等等。通常，控股股东总希望能把资源从他所拥有的现金流权利相对小的公司，转移到现金流权较大的公司去。这种转移又被称作“tunneling”效应（见Johnson et al，2000）。最近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企业集团内的“tunneling”效应的确存在（Bertran et al., 2002；Bae et al，2002；Joseph P.H. Fan et al，2005）。

“控制权最大化”这个观点的重点在于它强调控制，这与联结各附属公司的多种方式相吻合。但是，这个观点也有许多缺点：以股权关系联结并不能概括集团内公司间所有形式的关系；它无法解释一个事实，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并不广泛存在于所有的企业集团中。相关文献中指出，很多时候这种分离是微乎其微的，大股东手中的所有权股份要比获得控制权实际所需要的股份多得多。德国(Franks and Mayer, 2001)、西欧(Faccio and Lang, 2002)、智利(Lefort and Walker, 1999)、加拿大(Attig et al,2003)、土耳其(Demirag and Serter, 2003)、巴西(Valadares and Leal, 2001)都可找到具体的例子。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如果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如发行双重投票权的股票（即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如优先股），他们为什么还要使用金字塔结构。但LaPorta et al（1999）发现金字塔形股权结构比双重投票权股票常用得多。尽管法规对双重投票权股票的使用有具体限制，仍有证据表明家族控股即使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仍不愿采用双重投票权的股票（Bianchi et al，2001）。还有很多证据显示，集团结构不仅仅是为把控制权从现金流权中分离出来而设置的，它还有其他目的。

替代市场失灵

对企业集团形成的另一个观点从交易成本理论为出发点。这一理论假设价格机制运行过程产生成本，它最先由Coase（1937）提出，后来分别由Alchian and Demsetz（1972）、Williamson（1975，1985）和Klein等（1978）进行了进一步阐述。Coase认为，“为了避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而产生的成本，这可以解释公司为何存在，内部管理决策决定因素的配置”（Coase，1993）。根据这一理论，公司的最优规模和经营范围由市场交易成本决定。若市场交易成本高，把交易内部化更为有效，例如，把多个经营企业合并到等级制（Hierarchy）的企业集团中去。

但是，这一理论不能明确解释等级制（Hierarchy）能带来比市场（Market）更为有效的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强调了控制权的作用。他们认为，市场（Market）和等级制（Hierarchy）是不同的，因为等级制（Hierarchy）将带来剩余控制的转移。控制权的转移同时改变方潜在行为可能和对方的激励机制，从而影响方的行为，例如，Stein（1997）认为，银行这样的外部融资者和集团总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总部实际上有权力把资源从某些项目中抽走，投于其他项目。由于总部拥有控制权，内部资本市场能产生银行能力范围的价值。

从这个观点出发，Leff（1978）认为，企业集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对不完备和失灵市场（如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在组织结构上的反应。更具体而言，市场的有效运转从根本上是基于中介机构（intermediaries）、管理框架(the regulatory framework)和法规体系(the judicial system)的有效性。这些制度体系缺失或运转失灵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企业集团为了填补这些制度空缺应运而生了（Khanna and Palepu，1997，1999）。举一个例子，在消费者保护薄弱的产品市场中，企业集团可以依靠卓越的质量而获得声誉。由此，品牌成为了有价值的资产，为所有集团成员公司所共用。而且，把整个集团的声誉为担保，强制执行契约的交易成本会低得多。企业集团也可能进行内部交易，这时子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都将十分昂贵。

企业集团理论有很多优点：理论肯定了控制的关键作用。内部市场运作在根本上依靠的是集团总部的正式或非正式控制；把企业集团看作对制度框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反应，这一点也解释了企业集团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性。根据这一理论，企业集团结构取决于集团面临的市场失灵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此理论表明随着市场发展，企业集团的运用领域将逐渐减小。这个论点没有得到正式地检验，但有证据显示当经济自由化程度加强，集团势力也将壮大（Khanna和Palepu，1999）。此时，这个论点就与企业集团在西欧发达国家的盛行的现象相悖。

资源基础观

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是对企业集团存在的另一种解释。它强调企业集团有助于利用企业间共同或互补资源。Penrose（1959）第一次提出这一看法。他在对于公司发展的理论中提到，只要发展能让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产生更大利润，公司就有动力不断发展下去。这个观点后来被Williamson（1975）和Teece（1982）理论化。如果资源体现的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那么，把不同公司集中到一个集团中去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是非常有效的。科技、品牌、声誉，还有诸如像分销体系、管理方法和企业家精神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资源。

要注意的是，资源基础观理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存在市场失灵。扩大公司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生只有在这些经济的优势不能被通过市场交易或契约所替代的情况下才有价值。举例说明，如果两个不同行业产品采用相同技术且使用技术的收益不能在合约中明确界定，将这两个行业经营合并到一家公司去就可以产生价值。另外，企业集团建立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特殊能力，正如其它一些无形资产一样，企业家的特殊能力即使在完全市场情况下也很难公平交易。因此，资源基础理论与上面所述的交易成本理论有相关之处。

政府影响观

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主张，企业集团是为规避政策的影响而自发产生的最优选择。不同公司捆绑在同一个集团旗下，可能是对国家产业或税收政策的反映。举例来说，比如一个产业政策旨在推动小企业发展，公司可能选择组成集团而不是合并成一家大型混合公司。其它可能组成集团组建的政策措施还有进口管制、执照政策、市场推出的法规限制和税收政策。Ghemawat和Khanna（1998）以印度的税收为例，印度的税收以销售税而非增值税为基础，这就促使许多公司纵向地进行合并。黄俊（2006）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的方向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另外，企业集团的规模经营会有利于企业集团通过寻租行为中获益。寻租行为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为只要有一个企业与政府建立起关系，这层关系就会被运用于谋取其它企业的好处，或是某些公司的共同利益上。因此，把这些公司的寻租行为捆绑起来效率可以大大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国企业集团总在不遗余力地搞好和政府机构间的关系。

这个理论在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中尤为适用，因为政府左右着经济活动，且寻租行为盛行。尽管许多经验分析证明与政府决策层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见White,1974,Strachan,1976, Encarnation, 1989, Schwartz, 1994 and Fisman, 2001）。Keister(2004)描述了我国政府如何积极地鼓励中国企业集团成立，如何在与国外企业竞争时保护企业集团。全球范围内企业集团起源的很多情况下，政府支持成为企业集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由于数据的种种限制，当前对政策扭曲促进集团形成的实证检验仍非常稀少。

宽松的竞争环境

最后一种对集团存在的解释包括了一系列理论，着重强调了集团形成对附属公司竞争行为的影响。

企业集团可以缓和竞争的激烈程度，首先，当不同集团在多个市场有业务联系时，更容易产生并保持某种默契的合作关系（Bernhein and Whinston，1990）；其次，集团内相互持股使一个公司把它的产量决策对集团其他公司利润的影响给内部化了（Clayton and Jorgenson，2005）；另外，集团附属公司可以共同使用集团的一些资源（Cestone and Fumagalli，2005）。尽管企业集团和产品市场竞争的确存在相关性，但这些理论都过分强调了企业集团的这个单一特征，无法解释集团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国家存在的原因。例如，Clayton and Jorgenson（2005）的说法只强调互相持股，以及一个公司的利润依赖于另一个公司的产出决策。实际上，互相持股不能定义一个集团所有子公司的性质，而且，集团成员可能根本就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市场。

由于企业集团产生形式具有多样性，而且受环境的影响很大。对于一个集团，它产生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原因。在我国，企业集团的形成带有很强的政府痕迹，政府影响观对企业集团形成有较强的解释力。但由于数据等原因，当前对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却非常缺乏。当前关于我国企业集团产生的原因研究主要集中于控制权最大化和替代市场失灵二个方面。

参考文献：

1.Almeida, H., and D. Wolfenzon (2005): “A Theory of Pyramidal Ownership

and Family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Finance

2.Ghatak, M., and R. Kali (2001): “Financially Interlinked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10(4), 591619.

3.Khanna, T., and K. G. Palepu (1997): “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ust, 4151.

4.Keister, L. (2000):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The Structure and Impact of Interfirm Relations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Penrose, E. (1959): The Theory of Growth of the Firm. Basil Blackwell, Ox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