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之后 等

金融风暴之后

文・【澳】理查德・格里夫

股市上涨，股市暴跌，

从冬天到春天，股市就这样悠来悠去的。

在经过了歇斯底里的一周后，

我们当然能够对那些在金融风暴中挣扎得最艰难的人，

也就是商业银行家和资金市场上的大师们施舍一点点同情。

这一周，他们从城里那几座他们天天猫在里面的金融大厦里出来了，见到了阳光，走进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世界。出于习惯，他们还是站在人行道上等着专车司机来接他们，可是这一次却没有司机来接他们了。“没有司机开车？那怎么出门呀？”

“有公共汽车呀！”得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事。公共汽车就是那种大大的长方形的东西，带轮子的，还有一个司机坐在前面驾驶。这种车你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可是要是一来，就是三辆车一起来。

“你是说公共汽车？”“啊！是的，我说的就是公共汽车。”

我想象着一位这样的高贵人士，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宇宙的主宰，现在却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大纸盒子，在这个纸盒子里有几张镶在镜框里的他站在豪华游艇（已经卖了）前面，以及豪华轿车（归还给车行了）前面和他的3个女儿（都在接受心理治疗，因为她们在大百货店的赊欠账户被取消一事让她们接受不了）合影的照片。

这是他劫后余生的第一个早晨，所以他非常急切地询问社会福利官员有关这个世界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运转的。

“好的，谢谢你对公共汽车的解释，可是如果我要去其他的城市该怎么办呢？我要乘飞机旅行呢？”

“乘飞机旅行？当然没问题了。在飞机后面有很多座位。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小小的帘子。对你来说这些可能会有些吃惊，不过，在后面有很大的机舱可以装人，叫做经济舱。要记住的是，上飞机后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习惯的。”

银行家现在呼吸沉重，几乎是大喘气，这个人的整个世界都分崩瓦解了。“你是说在飞机后面的机舱里还有满满一舱人？”更糟糕的是，他的肚子现在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中午了，头等舱的餐厅已经开饭了，可是这一切他现在却享受不到了。他迫不及待地问道：“那他们吃什么呢？”

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香肠和土豆泥。好吃极了！”

“土豆泥？”银行家恐怖地尖叫道。“对，就是把熟土豆搅碎，用奶油和牛奶拌在一起，有的时候再加上一两种流行的调料。一般都是配着香肠一起提供给乘客。”

“香肠？”银行家又恐怖地尖叫道。“对，香肠就是一种形状像雪茄烟那样的食品，里面装的是搅碎的某种动物身上人们不愿意吃的那部分肉。令人吃惊的是，味道好极了！”

对付这样的人的要领是，你要用过去的事情作参照来解释新鲜事物，就好像对待一个在深山老林里独自呆了20年的野人一样。不过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人需要帮助，这个人需要同情，这个人需要相信人间还正常地运转着。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在澳洲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是我这几周来听到的最令人放心的消息了。”

接下来你会告诉他，生活并不是像他想象得那么糟糕。我们可以不出国而在当地度假。（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公立教育体制，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学校让我们的孩子受教育（政府真是太慷慨了！）而且我们还有一整套完整的买卖彩票的体制，这可以让那些没有机会在股票市场上赌博别人的基金的人也享受一下赌博的刺激。（迫不及待想试试！）还有更好的事呢！你可以在遍布各地的方便的零售店里买现成的衣服。（可是裁缝怎么样才能知道每个人的尺寸呢？我也不知道，我想是个奇迹吧！）

社会福利官员接下来向他解释如何应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没钱花？你就要到沙发后面的夹缝里搜索一下，肯定会发现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硬币。你的羊毛衫上出了一个洞？找一支黑色涂料笔，把两个衣肘画成黑色，有谁会去注意呢？生活很美好，的确如此！

当然了，或早或晚，你都要告诉他那件对他打击最大的事。他需要知道税收是怎么回事。“你是说要交税吗？”“啊！是的，大多数人每年都要交一次。就像是给政府的奉献一样，这些钱政府用来修路，创建学校和在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救市。”

银行家听到这些后，脸上立即没了血色。“你是说每年都要交税？你每年都从自己的腰包里拿钱交给政府？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千真万确，没一点假的。确切地说，是每周向政府交税，从你的工资里自动扣除，如果你是靠工资吃饭的，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所以就不如欢天喜地地对待这件事了。”

就在这时，银行家彻底放弃了对人间的一切美好希望，突然转身向大街上跑去，他希望那些长方形的公共汽车能够突然出现在大街上，这样他可以借机把自己送到公共汽车的轮子下面，尽快早一点结束这种让人不习惯的人间悲惨生活。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大街上一辆公共汽车也没有找到。当然了，他的社会福利官员在这方面还是能帮上忙的，如果他再等上20分钟的话，他可以从三辆一起到达的公共汽车当中选择一辆。

田玮东编译自【澳】《悉尼晨驱报》周末版

下雪了

文・【美】戴维・赛戴瑞斯

北卡罗来纳州的冬天温和得让人郁闷，可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我们却好像是中了头奖，不但下雪了，而且多年以来头一次，雪落在地上没有融化，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雪。学校因此停课了，两天后，我们又中了奖。地上大概积了8英寸左右厚的雪，好几天都没有融化。在我们度假的第五天，妈妈的心情不太好。我们在家扰乱了她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的秘密生活，当她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她就把我们赶了出去。并不是采用一种温和的请求，而是近乎于强行驱逐出户的粗暴。她对我们几个孩子喊道：“快都他妈的给我从我家里滚出去！”

我们提醒她说这也是我们的家，可是她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房门，把我们一个个推了出来，推到了外面我们家的车棚下面，凶狠地对我们喊道：“呆在外面，不许回来！”

我和几个姐妹在外面同邻居家的孩子们站在山坡上玩滑雪橇的游戏，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回家了，可是却吃惊地发现门被反锁上了。我们说：“别逗了，快让我们进去吧！”我按响了门铃，却没有人理我们，我们来到窗前，看见妈妈在厨房里看电视。

“嗨！”我们大喊大叫着，“快把门打开！是我们回家了！”我们一边喊一边敲着窗户框。连看都没朝我们这边看一眼，妈妈又添满了一杯酒，转身离开了厨房。

我们一遍一遍地敲打窗户和门，妈妈就是不应声，没办法，我们几个来到房子后面，往她的卧室窗户上扔雪球。我们大声喊道：“你等着吧！等爸爸回来后，你就会有大麻烦的！”妈妈对我们的答复是，不紧不慢地把窗帘拉了下来。黄昏降临了，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突然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冻死在外面。这样的事肯定发生过，自私自利的母亲们为了把房子占为己有，不惜一切代价，多少年后，人们会发现孩子们冻僵的尸体，就像那种冻在冰块里已经绝迹的柱牙象一样。

我的妹妹葛芮琴建议给爸爸打电话。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就算是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也很可能无济于事，他对这事儿肯定是不闻不问，他出去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妈妈，在这鬼天气和妈妈的情绪之间，可能是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几天，爸爸才会重新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说：“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最好是让汽车撞上，这样的话才能好好教训一下这两个人！”我想象着我的妹妹葛芮琴气若游丝地躺在病床上，我的父母焦急不安地在瑞克斯医院的大厅里来回踱步，后悔地想也许他们对我们多用心照顾一下就不会出这种事了。这真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了。我的妹妹如果被汽车撞死了，这样一来，我们剩下的几个孩子对父母来说就更加宝贵了，另外，少了一个妹妹，我们的活动空间还能多一些。于是，我大声喊道：“葛芮琴，快去躺到大街上！”

她不满地说道：“我才不去呢！让艾米去吧！”艾米也学着她的样子，把这事推给了蒂弗妮。蒂弗妮是我们最小的妹妹，她根本没有什么死亡的概念，所以我们就骗她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睡觉差不多，只不过你这回是睡在一个带盖的床里。”

可怜的蒂弗妮，为了能得到兄弟姐妹们的一点点怜爱，她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你惟一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管她叫蒂弗，如果你叫她蒂弗，那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那东西无疑已经是你的了。她的零花钱、她的晚餐、她那复活节小篮子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她就给你什么。她讨好我们的心态是那么绝对，那么无疑。因此，当我们让她躺在大街中央的时候，她惟一的问题是：“躺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两个小山丘之间选择了一段弯路，那是司机们在下雪天注定要失控的一段路，轮子打滑，谁也无法控制汽车了。我妹妹选好了位置就躺在了路上，一个穿着米黄色大衣的6岁小女孩坦然地躺在了大路中央，我们几个就站在路边上等着好戏开场。没过多久，就来了一辆车，是我们家的邻居，这个美国人还算有经验，他在自己汽车的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因此在离我妹妹不远处就停了下来，他大声问道：“那个躺在地上的是人吗？”

“嗯，就算是吧！”我姐姐丽萨应声答道。她向我们的邻居解释说，“我们被关在了房子外面，回不了家。”那个男人看上去好像觉得我们的解释还算合情合理，不过我敢打赌一定是他告发了我们。又有一辆车从我们这里经过，没过多久，我们就看见了妈妈，这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尴尬费力地从小山上向我们跌跌撞撞地走来，她没有穿裤子，两条腿埋在雪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赶快把她送回家，把她从大自然里一脚踢回去，就像她把我们从家里一脚踢出来一样，可是，对这么样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你很难对她大发脾气。

丽萨大声问道：“你穿鞋了吗？”妈妈抬起了一只光脚丫作为回答。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是穿鞋了，我是说，真的，我是穿鞋了，几秒钟之前还穿在我的脚上呢。”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刚才她还把我们几个孩子锁在门外不许我们回家，现在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却聚集在她的身旁，低头在雪地里全神贯注地帮她找她左脚上的鞋子。妈妈对我们几个说：“别找了！过几天雪化了，自然就出来了。”葛芮琴把她的帽子套在了妈妈的脚上，丽萨用她的围巾把帽子固定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紧紧地簇拥着妈妈，一起向我们温暖的家里走去……

田玮东编译自【美】《纽约客》

继 父

文・【美】亚当・拜娄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当作家的梦想没能实现。如今，在出版社当了多年编辑之后，在替别人做嫁衣之余，我终于出了一本自己写的书。为此我特意从纽约赶到波士顿去看望我的父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拜娄，献上一本我写的书。我们拥抱了一下，他用那特有的多情的眼神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的脸上则像千年神龟背一样开满了皱纹的花环。

父亲问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把那本白色的大部头递到了他的手上。他立即就翻到了书前面写有献词的那页，他低着头，眼睛看着书，缓缓地读道：“谨以此书献给我所有的父亲！”“嗯？”他有些不满地说道，“据我所知，你只有一个父亲！”

我心里想（却没敢说出来）：爸爸，你真是有些蛮不讲理，你说的一点都不对。如果我从自己多年对亲属裙带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小男孩，长大成为男人的旅途中，需要许多父亲来帮助他。因此在我的献词中，除了我的父亲外，我还把这荣誉同时送给了另外两位男人，一位是我的朋友和老师，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另外一位是我的老板和学长，出版商兼编辑欧文・格里克。

不过，在我的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位男人，他对我成长过程的贡献可能并非显而易见，但是我认为我却欠他最多。这位男人就是我的继父乔。

乔出生于布朗克斯，一生致力于经营一系列小生意。我常想，也许是时代的产物吧，他所崇拜的男性偶像是美国五六十年代影坛歌坛两栖巨星弗兰克・辛那楚。他会学着辛那楚的样子，把钱卷成一卷，然后对你眨一下眼睛，满脸笑容地抽出一张。

乔是悄然无声不知不觉地走进我的生活的。那时，每当他和母亲约会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上楼。每次他都是开着他那辆长长的黑车，停在我们公寓的外面，然后按按喇叭。他们有时开着车绕着我们的公寓转来转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当他开始到我们家里做客的时候，每次他都会买些牛排留在我们的冰箱里，他认为同我妈妈住在一起的这位少年保护神得需要用牛肉来讨好。那时候，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吃炸牛排和煎鸡蛋的早餐，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不错。

乔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取代我父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他甚至从来都不给我任何压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心里。他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在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时刻，他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是乔来观看我在学校的戏剧表演，是乔来参加我的高中毕业典礼，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他开车每次接我回家送我返回学校，把我庞大的音箱和我收藏的那沉甸甸的一大叠唱片装进车里。

是乔教会了我怎样在车里安放好自己的行李，怎样在饭店里点酒，第一次约会时应该做些什么。每次我离家的时候，他都会在我的衬衫里塞上20美金，然后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一下。在我的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乔而不是索每次都在我的身旁，我的孩子们也都以为乔是他们的亲爷爷。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说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这是在多年被人们追问“他是不是你的父亲”后，我不得不做的让步。听到我的回答后，人们总是点点头说：“是啊！你们俩看上去可真像爷俩儿！”每当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们就会意地互相看一眼，然后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秘密。我的作家父亲激励我去追求的人生的许多目标，有一些我能够达到，而有一些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的，尽管这样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你要想知道应该读詹姆斯还是康拉德的哪一部小说，那你应该去问我的作家父亲，乔则能更好地向你解释如何避免在修车行里上当受骗。

人们时常谈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几乎没有人告诉你父母究竟是怎样影响孩子的。如果我们真是我们所受到的种种影响的产物，如果我们内心的情感不断地与这些影响交流的话，那么我就不仅仅是我父亲的儿子，我还是乔的儿子。

去年，我开车带父母到郊外的一家大的家具连锁店购物。当我看到一辆装货的卡车在我前面摇摇晃晃开着的时候，我加速超过了这辆卡车，随口说了句：“如果你看到有人这么开租来的卡车，最好离他远点为妙！”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这话跟乔前两天说的一模一样，他也是这么说的，一点都不差。”

我知道我从作家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说话的习惯。可是那天，这件小小的插曲说明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乔的说话习惯也继承了下来。我知道我们从其他男人那里学来的话语并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不过这些话语里却包含着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真实看法，我们对这些看法耳濡目染，日渐深入人心，在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的亲生父亲对父亲节这类人造的节日一点也不感兴趣，不过，每年在父亲节这一天我还是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对我这样做心怀感激。所以，今年我也要在父亲节这一天把我的爱献给我的乔爸爸，同时也把我的爱献给天下所有的继父们，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人生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报答和赞美。

田玮东编译自澳洲版《读者文摘》

约会的“克星”

文・【美】乔安娜・皮尔森

几年前，我按照传统的方式遇见了一位让我心仪的男士：在酒吧里，喝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接下来我却按照一种摩登现代的方式把自己的机会给彻底毁了：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他的情况。

对大多数人来说，遇到异性后计划同这个人外出约会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对我来说，这却几乎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

这不，卡拉OK这东西把一个高高大大男人的某种品质显现了出来，他总是朝我这边看。

没过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一边交谈一边调情了。在酒精的鼓舞下，我随口称赞了几句他唱歌的天赋。他对我说他是从芝加哥来的，喜欢长跑。我告诉他说（可能不止一次）我肯定能跑过他，长跑就是小菜一碟。我接下来说我是学英国文学的。

“啊！你是说英国文学？”他说道，“我爸爸是英文老师，我知道他毕业的论文是关于汤姆・布朗宁的研究。”

“是罗伯特・布朗宁吧？”

“管他是谁呢？反正我对文学一窍不通，我对数字还算在行！”

我们在一起谈得十分投机，没过多久就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口齿含糊地对他说：“我们可以出去比比赛跑，我肯定会把你甩在沙漠里的！”

几天后，他打来了电话，我们订好了一起约会的时间。可是，就在这时，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决定在谷歌上搜索一下这个人的信息。

不到一分钟，大量的个人信息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他大学毕业的成绩单，他妹妹的名字，他在哪里获得的工商管理学位……我还读了他写的许多经济管理方面的论文，接下来我又发现他确实是个长跑健将，网上记录显示他是一个跑得很快的长跑健将。

几天后的约会，他开车把我带到一个装修典雅、灯光昏暗的酒吧里。我的脑海里想的全都是那些关于他的种种信息。

我接连不断地干下去的3杯酒并没有让我放松下来，相反却让我那本来就含糊不清的短暂记忆更加含糊不清了。现在，我已经背着他了解到他是个长跑健将，因此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篡改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自己也是善于跑步的人的说法。就在这时，他给了我一个完美无缺的开场白，他笑着问道：“你也喜欢长跑，是吗？”

“啊！不不不不！我恨死长跑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跑得像母牛那样，你明白吗？就像老太太跑得那样慢条斯理的。”

“啊！”他看上去有些失望地说，“我记得上次你好像对我说你喜欢长跑的呀？”

“是啊，不好意思，我有点言过其实，我这人根本就不喜欢长跑。”说完之后，我觉得自己有点矫枉过正了，可是已经太晚了。我问他：“你喜欢长跑吗？”

“我几乎是职业运动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你是跑什么项目？”

“我跑一英里。”我脑子里就像在对照一张有关他的个人经历的清单，一项一项划掉我已经知道却还不得不让他重复一遍的事实。“你跑得有多快？”

他耸了耸肩说：“我的纪录是一英里跑4分钟左右，不过我最近打破了这个纪录。”

我又咽下了一大口酒，心里想：“我知道你比你自己的纪录又快了一秒钟。”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他的这种神速没有任何吃惊的反应，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事儿的话，你才会大吃一惊，可是我几天前就知道了。于是我尴尬地说道：“你跑得真快呀！”

那天晚上的一切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我的记忆和自信正式被枪毙了。是他告诉过我他念本科时的平均分数还是我在互联网上查到的？他出海远航的事是我们谈话的一部分还是我在他写的某篇文章里读过的呢？我的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加上肚子里的酒精，我找了一个借口起身去了洗手间。我回来后，他问我说：“你跟我说过你今年有多大了吗？”“我没说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23岁。”“啊，你跟我妹妹一样大！”这些其实我已经知道，而且我还知道他今年30岁了。

晚饭后，他不失体面地把我送回了家，下车的时候，只是在车上尴尬地拥抱了一下，没有接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了。我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次约会一切都很顺利。一般情况下第一次约会不都是这样吗，你说是吗？那种尴尬，那种约会前发现的信息和约会中发现的信息混在了一起的困惑，让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发现了什么？不过我想我还是保持发挥了正常的水平吧！

“一切还算顺利！”我对室友琳迪这样说道，一周左右后，我邀请他参加我的3个聚会，他却一个聚会也没来参加。最后，当我向他发出第四次邀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别费心了，我下一个月所有的周末都不在市里，外出有公干。”

嗷哧！

现在我对朋友们的建议是：千万不能用谷歌搜索你约会的对象！Facebook和我的空间也不要用！你满脸即时的真诚的一无所知的表情在约会的时候是价值连城的呦！

你刚刚转过街角，突然迎面遇到了你那英俊潇洒的新邻居。“嗨！”他向你打招呼说，“我刚刚去了食杂店！”而你呢？刚刚又浪费了整个一个上午在浏览他在Facebook上的个人信息，心里想：“我知道，你又没有西红柿和麦片粥了，有什么好说的，我早就知道了！”

田玮东编译自【美】《纽约时报》 （编辑・俞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