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中的政府因素探讨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具体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区域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要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我国收入差距的形成有政府方面的原因，应该重新明确划定政府和市场在分配上的边界，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应有的功能。

[关键词]收入差距 政府因素 分配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624.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人民币[1]，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但是在国民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并已经成为导致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

（一）收入差距过大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目前公认的标准

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点”。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典型的底层大、中间小的

“金字塔型”结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接近0.47。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从1998年到2001年，我国10%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2.4%降低到1.8%，20%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5.9%降低到4.7%，2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46.6%上升到50%，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由30.4%上升到33.1%；10%最富有人口与10%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之比由12.7:1上升到18.4:1，20%最富有人口与20%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之比由8.0：1上升到10.7：1[2]。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的财富占了全部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的财富仅为1.4％；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中[3]。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自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了“二元社会”等级制度，把人划分为80%的农业人口和20%的非农业人口。这种状况在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中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发展缓慢，占人口80%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63%的社会商品。我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在1995年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42倍，到2003年是4.19倍。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已经达到4219元，而且还呈扩大趋势[4]。再考虑到农民各种福利待遇、隐形收入、社会保障等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更大。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1到6:1的程度，尤其是这几年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保持高于5.5％的快速增长[5]，而与其形成鲜明对应是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幅是逐年下降，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地区收入差距过大

东部和沿海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的扶持，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一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的50％还要多。二是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收入大幅度上升，东西部地区收入相对差距已从1997年的1.40:1上升到了2001年的1.57:1。省与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要比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省与收入最低省的收入之比为2.87:1[6]。三是人均GDP差距扩大；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0元和212.90元，1998年分别扩大到4270元和5490.90元，2002年分别扩大到6357元和7946元（当年价）。中部地区人均GDP是东部地区的52.3%，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仅为东部地区的40.4%。其中，人均GDP最高的上海达到46178元（5649美元），最低的贵州仅为3603元（436美元），前者为后者12.9倍[7]。

（四）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特点及所创造的价值不同，工资待遇自然应该不同。但有些行业和企业创造的财富不一定比别人多，仅仅靠垄断位置可以拿出相当多的钱给职工发福利和补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1978年垄断行业（以金融保险业和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为例）职工平均工资是非垄断行业（以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为例）的1.43倍，1994年上升到2.02倍，而到2000年上升到2.13倍。工资实际差额由1978年的219元，上升到1994年的3255.50元，到2000年高达6967元，23年间，差额增长32倍。

二、收入差距过大的不利影响

（一）影响社会稳定

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破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舒尔茨曾说过，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引发强烈的仇富心理以及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冲动，引发动荡，危及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一方面表现在对不合法的高收入者的不满。大约占5%～8%的特殊获利群体追求豪华和高消费，而占70%～80%的低收入者却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因此对前者进行绑架、敲诈与抢劫等暴力事件的发案率在一定时期内呈上升趋势；出现了高收入者由于个人财富急剧增加，安全隐患也增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存在，使低收入者对部分当权者有一种怀疑心理甚至厌恶心理，进而将这种不满转嫁到政府头上，产生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近几年来，集体上访、罢工请愿、静坐示威等时有发生，上访群众有很多采取了极端行为，甚至发生恶性社会冲突。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从1993－2003年间，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1986年以来，治安案件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8]。

（二）不利于经济发展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的消费不足，从而对扩大再生产带来不利影响，造成整个社会的需求内容及结构的不正常。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该买的都买了，基本的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趋于稳定。而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由于占有社会财富较少、可自由支配收入少，他们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手中无钱，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或是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而不愿将手头资金用于日常消费，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造成社会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据测算，近年来由于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居民对收入预期的影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悬殊，特别是分配不公引起差距过大，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公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此外，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引起贫困地区人口向富裕地区转移，特别是人才向富裕地区转移，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经济建设停滞不前，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P26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鼓励市场竞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富裕起来。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收入差距一定程度的扩大，这是二元经济社会格局作用的必然结果。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的存在是有益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但是由于上述原因，出现了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现象，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不相符合的。收入差距扩大，并在高收入者中混杂少数侵吞改革开放成果的暴富者，恶化了分配关系，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尤其是我国长期实行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体制，广大居民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承受能力非常脆弱。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过大的收入悬殊，会造成人们心理失衡，会对改革进行质疑、阻挠，甚至动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

三、收入差距中的政府因素分析

目前，学术界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市场作用和分配要素三个方面。但是，这三个方面主要把收入差距的扩大归结为经济原因，缺乏从政治影响和政治干预角度对问题的分析。现代经济学，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了收入分配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一般假设出发，基本上回答了在发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如何界定等一般性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的变迁既不是建立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也没有建立在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的基础之上，而是市场与政府同时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其中，政府的干预包括过度干预、错位干预、随意干预等，对形成和扩大收入差距更富有解释力。

（一）政府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建国初期为赶超发达国家，农业承担起了为工业提供资源，农村发展为城市发展让路，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倾斜，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其本质就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结果就是将大量的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低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延续了五十年之久，是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据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造成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农民上缴的农业税近1000亿元。

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也是导致三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东部地区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在20%以下，中部地区占30%，而西部地区则占40%。东部地区的工业主要是以机械、电子及轻纺工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则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计划定价的方式，压低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导致以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的利润向东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转移。后来，在市场竞争中，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逐步开放，虽然价格不公状况得到一时改善，但很快就被提早到来的“过剩经济”所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东部地区通过基础较好的产业不断升级，转嫁给中西部“过剩产品”，使得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政府税收权力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弱化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与收入分配关系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市场与政府的分配功能错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税收体系以及转移支付功能不完善，制约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再调节作用。

就城乡来说，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村资金通过金融系统流入城市，而另一方面，金融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却十分薄弱。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也不甚理想。资料表明，地方财政从1999年到2003年的总支出增加了6.5倍，但是对农业投入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8年起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城镇约8400万人口直接受益，但是无论是扩大基础设施还是刺激居民消费，都偏向仅占国土面积4%的城市及占总人口1/3的城市人口。

就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对东部地区实施倾斜的发展政策，投资重点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沿海地区优惠政策的双重吸引下，中西部地区的部分资金通过多种渠道流向沿海地区，进一步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中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局面。

就一些垄断行业和强势集团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逐步放开了很多领域的经营权，但由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税收、再分配体系的调节，造成传统体制中延续下来的社会强势集团，凭借曾经拥有的有利地位，甚至靠政府保护，利用不平等的垄断地位，造成了行业收入差距。电信、电力、铁路运输、水利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这些行政垄断部门和企业中的成员，将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转化为自身的高额收入，甚至有的成员还将个人消费转化为企业消费。这就导致这些行业的员工和其他行业员工在收入分配之初就处于不平等地位。

此外，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不足，也导致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救济的缺乏。

（三）政府对重要公共产品――教育投入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首先，教育不公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失衡。城乡失衡主要表现在国家教育投入明显轻农村、重城市。好的设施和资源流向城市，而广大农村校舍简陋，师资短缺，入学率和升学率都很低，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其次，教育资源倒挂。长期以来精英教育战略使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断扩大，高投入用于重点高校建设，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相对减少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三是政府投资办学本是让不均衡的教育分配通过二次分配趋向均衡，但是目前的投入和政策集中于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其次才是资本增量。卢卡斯的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型证明，经济可以在不依赖外生力量的情况下实现增长，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以人的发展带动和创造的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当今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教育差距的后果就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各个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断层。低文化的人只能干低工资的工作，获得很少的报酬；他们的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受教育水平低使他们不懂权益是什么，不懂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对于他们来说掌握先进技术、运用先进理念来改善生活条件，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等问题是很困难的。

（四）政府行政权力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对传统计划经济改革而成长起来的，政府的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力强大。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大量存在并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体制转轨时，政府不可能马上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出现了政府于市场交织的状态。并且，在转型初期一般会出现一种体制真空，即旧的制度不起作用了，但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处于无序状态。一些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不把自己当作是市场的服务者，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寻租，提供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他们同时还想方设法阻碍政府体制的深化改革，努力维持对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不断寻找制度的空子获得非法收入。“权钱交易”成为部分政府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五）政治制度救济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政治制度救济的不完善容易把弱势群体排斥出正常的政治生活，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政治排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和团体因为没有政治权利而遭受排斥。但政治排斥不仅涉及到是否拥有政治权利，而且还要看在法律上拥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是否能在现实中运用它。第二类是指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未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排斥主要包括：未参加选举、未参加政党、工会和社区性组织等。弱势人群缺乏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也缺乏政治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也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系统。穷人的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也可能被政府和市场看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很难有平等谈判权，最终廉价甚至毫无所得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了这部分资源，而穷人顶多在资源破坏后获得一点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资源破坏后的成本，却全部由他们来承担[10]。缺乏制度路径依赖或是制度的低效，导致低收入者无法或没有或不能有效运用自身的权力，致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主要表现为通过税收调节以及转移支付进行收入分配再调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非常清楚，即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二次分配范畴，而不涉及初次的按要素贡献参与的分配。资源配置、激励机制、优胜劣汰等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有市场决定；自然垄断、信息不完全形成的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往往正是市场本身不完善造成的，随着市场发育的完全，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要破除歧视性政策，使不同收入者具有同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是市场本身固有的能力边界使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分配公平，因此要发挥政府在社会分配上的作用。政府分配的目的主要是为维护社会公正。要通过加强对中西部的政策支持力度，普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对于少数特殊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控制，完善社会个人所得税征收系统等等来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的稳定。

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分配的功能的重新定位，对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的功能错位要重新调整，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收入分配首先要靠市场调节来进行，只有市场分配出现低效时政府才进行再次分配。同时政府要规范自己的权力，做好再次分配和各种制度建设，发挥各自应有的职能和作用。

（作者单位：钟江鸽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王闪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新华社.新华资料:经济统计数字.新华网,2005.

[2]转引自:王秋菊.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办）,2005（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赵灵敏.让公平不在“兼顾”[J].南风窗,2005.

[4]李中华.透视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大[J].求索,2005.

[5]陈锡文.新世纪的“三农”问题[J].求是,2003.

[6]武少俊.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剖析[J].金融研究,2002.

[7]黄世贤.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8]赵灵敏.让公平不在“兼顾”[J].南风窗,2005（10）.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周力.“穷人恒穷”的逻辑[J].天涯,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