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握过你的手吗

又到了开学时，读了郑连根先生大著《昨夜西风》里司徒雷登的一则小故事，很有意思。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当校长，其办学方针，走的是包容性发展的路子，尽管他本人是宗教信徒，他开办学校也是为了传教，但他不搞唯我独昌，并不强求学生与教师信服与皈依宗教，他说，“它指燕京大学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是个人的私事。”由此，一时俊彦，当年名士，都纳进燕京大学，陈寅恪、钱穆、俞平伯、周作人、冯友兰、谢冰心、郑振铎、钱玄同、顾颉刚、费孝通，包括撰著了《西行漫记》的斯诺，都奔趋燕京大学传道授业解惑。

兼容并包，也许是大学最起码的事情，真正的大学都是具备的；司徒雷登感动人的，不是其办学思想有多独特，而是其另外一个细节。据燕京大学的校友说，每到新生开学，我们的司徒校长，不管多忙，都要在其所居临湖轩小院里，搞一次“校长见面会”，他站在其居所外之松墙边，准备清茶，准备糕点，笑容可掬地招呼大家，与到访的学生一一握手，嘘寒问暖、道辛苦，打恭送祝福。

看到此处，忽然感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急忙打开QQ，呼我家女儿视频聊天，没头没脑地问：你喝过校长的茶吗？开学那会，我是知道的，没喝过校长之茶，连那白开水都没喝过。女儿入学，是我送去的。天热，口渴，我到寝室旁边开水房里去打开水，打不到，旁边老生告诉我，得投币才能打水，我只好去学校超市买矿泉水。我这么一问，女儿在那头怔怔看我，好像看天外来客问人间事。我就说，燕京大学的校长请学子喝茶，你们校长请你喝过没？女儿在那头坏坏地笑，说：校长请我喝过，不过他请我喝的不是碧螺春，而是西北风。

我再追问：那么，校长与你握过手吗？

女儿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弱智啊；校长的手，我都没看到过，我只是看到过校长个头――校长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只看到校长脑壳在晃动。校长忙呢，一年到头，都难见到校长一面呢。

有多少校长与学生握过手？是不是大学扩招了，校长握不过来，干脆一个也不握了？是不是校长太忙，忙得与学生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校长在忙些啥呢？是在忙于跑项目，还是在忙于开会，是在忙于撰写大学发展大纲，还是在忙于考察祖国大好河山与观赏世界绝世风光？

一个大学校长，也许真是忙的。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方方面面需要打点，日日夜夜需要应酬。女儿说：我在我们学校电视台里，经常看到校长与各级领导握手的，他可能也是真没时间跟我们来握手。

这也许是中国特色吧。校长，一校之长，学校内呆得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外跑。处理学校外的事物，比处理学校内的工作，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更多。

这是校长忽视学生的缘由吗？

司徒雷登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其实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他生在杭州，长在中国，中间回到过美国，但生命中多数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在中国办学，当然也是相当熟悉中国国情的，他不但是传教士，不但是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与党政军等各位要人，与工商学等各界人士，交往也是非常频繁的；不与“领导”交往，司徒雷登要办教育，哪里办得下去？他为了兴办燕京大学，四处募集建校资金，他拜访了当时中国政界和经济界的众多名流。也不知道他与大大小小的各界人物，握过多少次手。

司徒雷登不忙吗？但再忙，他也要在新学年开学，举办校长与学生招待会，与入学的学生一一握手。手能不能向学生伸过来，取决于心会不会向学生投过来吧。

冰心先生曾经这样回忆过司徒雷登：“你添一个孩子，害了场病；过一次生日，死去一个亲人。第一封信、短笺是他寄的，第一盆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这样的校长，谁不感戴他？1936年6月，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司徒雷登举行了盛大祝寿活动，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在新疆的、在四川的、在天南的、在地北的、在天涯的、在海角的……跋山涉水，长途奔波，一些偏远地方的，走山路，坐汽车，转火车，来回都要十天半月的吧，但都来为“我的老校长”祝寿，并举行了文艺晚会，全场起立，向“我的老校长”行三鞠躬礼；连燕京大学的勤杂员工，都敲锣打鼓送司徒雷登一块匾，上书：有教无类，表达对司徒雷登的敬意。

现在有几个校长，能得此声望、能获此人心？

看到很多过去的学人回忆其校长，起笔往往是：我的校长蔡元培，我的校长胡适博士……我感觉，当一个校长最大的荣光是：其校毕业的学生今后在回忆学校生活的时候，能在校长前面加一个前缀词：我的，或者我们的。

摘自《讽刺与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