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债券百年纪

中国革命政府债券是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所印发的筹饷债券之一，其正背分别印有英文及法文，译文为：“中国革命政府约定付给持券人一百元。本政府在中国成立后一年，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机构支付。1906年1月1日，总理孙文(签名)。”所用纸张为白色水印纸，有法文SECURITAS(信用债票)的水印。1986年，柏文在台湾第十一期《泉坛》杂志上发表了《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对该项百元债券及两种加盖银票作了分析介绍。转眼又过了二十年，就在纪念百元债券印行一百周年之际，笔者见到张小杰在2005年第一期《广东钱币》上发表的《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既有启发，亦有不同意见，因此也来谈谈对该债券的看法。

一、百元债券的印发经过及所见品种

有关百元债券的报道主要来自张永福、冯自由的回忆文章，以下是柏文与丁张弓良根据张、冯回忆文章对百元债券印发经过所作的概要介绍：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10月7日，孙文自横滨乘法国邮船赴安南(越南)。当船泊吴淞口时，驻天津法军参谋布加卑，奉法国陆军部部长之命求见，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等语。孙氏抵达西贡后，有法国人李安利(即郎尼)谒见，晤谈多次。孙氏委托他在巴黎印制一宗债券，以充经费等用。”1906年四五月间，孙氏在新加坡收到从法国运到的四箱债券，“以三箱银券交香港同盟会分会长冯自由先生，以便在香港购买军械及革命活动费用，又付给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二百张，以作战时之用。”“1907年11月孙氏筹划镇南关起义，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安南备用。12月2日革命军占领广西镇南关。次日，孙命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赴河内。冯将债券交他们四人带往面交孙氏。待至海防，由于事先未联系妥善，致被查获债券，四人被扣押。经与法安南总督交涉，才允发还债券(存于孙氏河内总部)。而田等四人居海防20余天返回香港。”不久清廷“与法公使交涉，要求公使不许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居留越南，孙先生便离越南赴新加坡，带去全部银券，涉禁止发售。于是孙先生把所藏银券全数烧毁，仅捡出一百多张交给张永福保留。”

据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记载：“凡孙先生出、收回现款者，英文票面右角盖有蓝色孙文之章之长方篆字印。余由经手人盖章、由经手人报销。”由于迄今尚未见到其他人盖章之券，因而英、法文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可按是否盖有“孙文之章”，分为已发售券及未发售券两种。而盖有“孙文之章”的百元债券，另外还有“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及“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两种加盖票。此种百元债券，后来亦属“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范围，有些盖有“孙文之章”的百元债券(包括另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者)，即盖有该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章。

二、百元债券为何要印英、法两种文字

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称：“此券为便于华侨识别，特印制英文及法文……”吴筹中、顾延培所著《辛亥革命货币》也认为：“为了便于在华侨中推广和识别，票的正背面用英文与法文印成。”笔者与马传德合作编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亦持此说：“由于当时在东南亚的筹饷之地，有不少是英、法的殖民地，故债券两面分别印以英、法两种文字。”

对此，张小杰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中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孙中山印制英、法文的百元债券，是与法国陆军部部长……转达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愿为效力有关，孙希望英、法上层也能像某些日本财阀一样资助中国革命，这批债券应是准备用于在洋人中筹款的，因同时期已印发有中文的捐款军需凭券。”“再说当时东南亚的华侨多是文盲出身，中文都懂得不多，就不要说两国洋文了。”

张小杰的说法是否有道理?笔者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从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来看，“欲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窥北部，故猛着先鞭于粤桂滇三省”，即力图首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弹药，占领边省，再进行北伐。而从法国方面来看，据美国杰弗里・巴洛所著《一九至一九八年孙中山与法国人》叙述，孙中山上述计划“曾经得到法国(法兰西宗主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政治体系中极端明显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1905年春季孙中山在法国时“曾同法国扩张主义者领袖们密切联系，并已开始为筹划华中华南的大规模起义从事准备”。法国人还通过新成立的法国亚洲情报局分支机构“中国情报处”与孙中山进行联系。1905年7月，陆军部长艾蒂安指令法国驻华防军任命布加卑上尉为中国情报处主任。该情报处的任务之一是“要求探索为扩大法国在华南的权益而利用中国革命社团的可能性。”10月11日，布加卑在上海的法国轮船“卡利多尼亚”号上会见孙中山，宣称他是由法国陆军大臣派遣前来跟孙中山联系的，除了传达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之意，还希望得到更多有关中国革命发展的情报。随后，布加卑陆续安排人员在孙中山支持者的陪同下巡游南方各省，在革命的同情者中间，特别是新军的激进分子中间，开展频繁的活动。当参加巡游的军官们的报告开始到达时，布加卑开始支持孙中山及其打算利用边陲诸省的动荡局势的方案而在议员中进行疏通游说。他辩称：“如果得到法国在资金、枪枝、弹药方面的支援，孙中山本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与此同时，孙中山照旧继续准备预定的主要进攻，主要的障碍仍然是缺乏武器。(1906年)九月前的某一时期，孙中山已经开始跟河内的一名法国商人谈判购买一大批法国多余的步枪。法商向总督府申请签发必要的许可证，声称这批枪枝是由中国政府订购的。该项策略如果成功，就会准许他不仅出售枪枝，而且也可能把枪枝送交孙中山部下的华南部队。由于引起总督府怀疑，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派人与清帝国政府核实，回答是不论中央政府，或者任何地区的总督都不曾发出这样的定货单。清帝国军机大臣告诉巴思德说：“那是孙中山所干的事。”同时，清帝国政府揭示出中国情报处人员欧吉罗上尉参与武昌日知会活动的调查结果，还出示足够表明该情报处跟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信件。最终，中国情报处于1906年10月7日宣告解散。另一方面，在巴黎，由于法国内革的结果，导致了孙中山的法国官方支持者的下台。10月19日，萨里安内阁解体，10月25日由克里蒙梭内阁接充。克里蒙梭一直坚决反对在中国带头采取冒险的行动，故陆军部长艾蒂安没有连任。邓慕韩所著的《孙中山先生传记》亦谈到了上述事情：“正当布加卑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之际，安南总督突然在西贡召见西贡一个姓李的党员，并且说，他奉法国政府命令通知他，不久将有可供利用的全副武装五万套。我们应该准备接收这一大批武装。但是不久法国内阁更动。新内阁没有批准，布加卑随即被召 回”。

因此，印制英、法两种文字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之初衷，很有可能是准备向洋人特别是法国人筹款的。然而随着“对法幻想破灭”，这批债券的发行对象便只能主要是东南亚的广大华侨了。虽然东南亚华侨中确有懂洋文的，但许多华侨不识洋文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可能为了便于在不识洋文的华侨中发售百元债券，才又加盖了中文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及“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的蓝色印章。

三、镇南关起义前为何要将存港债券运往越南

张小杰根据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录》中订定起义的行动计划之第二点：“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以孙中山、黄兴为正副大元师，宣告中外，并行使军券”，便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断定：“从当时孙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往安南，后又让人面交在镇南关的孙来看”，计划中“取得南宁后，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所行使的军券，应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当时来不及再专门印制军票，唯有动用现有的百元债券(债券筹款效果应不佳，放着也没用)，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准备在建立‘军政府’后使用。”

对于此说，笔者无法认同。首先，百元债券运抵海防时，由于事先未联系妥善，致被查获，人亦被扣押，经交涉才允发还，存于孙中山河内总部，而此时镇南关早已丢失，起义计划中取得南宁、建立军政府及行使军用券等等显然亦均告落空，难道从前线镇南关退居河内的孙中山仍要为已落空的“行使军用券计划”，在这批迟来的债券上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再说，由百元债券改作的百元银票，因其面值过高，所以张小杰也只能如柏文所认为的“革命军军方当局用来向当地银钱业、商会等组织，作为抵数换取通用货币行用”，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军用券本身的市场流通作用。另外，张小杰把“中华革命军银票”称之为“孙中山与黄兴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事用票’方针后的首次实践”，但又说“因故未发行”。既然是未发行，又“实践”在哪里呢?至于该银票与《革命方略》中有关“军事用票”的具体规定与要求种种不相符合之处，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筹划镇南关起义之前，电冯自由将存香港之债券全部运越南备用?查阅前述美国杰弗里・巴洛的著作，找到了其中的原因。

1906年以后，由于法国内阁更动，孙中山已不能得到法国官方的支持，但“直到大约1907年，那些支持孙中山的分子有适当运用策略的余地，而且往往取得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暗中帮助。”“依赖隐蔽和公开的支持，他能够在边陲地区发动几次起义”。镇南关起义即是其中之一。文中还提到：“孙中山可能经由买办曾锡周的斡旋，跟法兰西银行，跟他后来有牵连的安南银行进行讨论。银行方面允诺给与一笔贷款，须视能否占领龙州而定，因为起义者假若占领龙州，这就表示他们有生存的能力。”冯自由《革命逸史》亦有同样的记载：“当时有法国银行家某，前来向中山先生接洽，表示愿向本国代募军债券二千万元，但第一批若干万元，须革命军占领龙州之后，才能交款。”可见，孙中山急于将存港债券运至越南，就是为了准备争取这笔贷款。后来法国银行家得悉镇南关失守，于是“借款之事告吹。”

四、中华革命军银票是钞票还是筹饷债券

张小杰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认为：“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字样后的债券就不应再是债券了，而是银票，也就是钞票了，由于没有流通渠道而且面值过高，也就更不可能再用于华侨中筹饷了。所以后来才会烧毁。”

笔者认为，正如“中华民国金币”票虽然称作“金币”而且又印成钞票形式，其实仍然与“以一还二”的债券一样，“中华革命军银票”尽管盖有“银票”字样，亦仍然属于筹饷债券。在英、法文的百元债券上又加盖中文“银票壹百元”印戳的目的，就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了方便在不识洋文的华侨中发售债券。各种钱币专著也并不怀疑“中华革命军银票”的筹饷债券身份。如丁张弓良《中国军用钞票史略》即认为：“印制英文及法文”的“革命债券”，“后由孙先生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紫色章，然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历代货币》也称：“中华革命军银票是孙中山先生于1906年在越南河内发行的一种筹饷券。此票正面印英文，背面印法文，上端有‘中国革命政府’字样，另有孙文的英文签名。”

其实，更为重要的，乃是“中华革命军银票”上还盖有“孙文之章”的印鉴。既然“凡孙先生出、收回现款者，英文票面右角盖有蓝色孙文之章之长方篆字印”，说明该银票已经发售出去。这种盖有“孙文之章”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有的后来还盖有“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的登记章，说明该债务调查委员会完全认可其筹饷债券的性质。从有的百元债券的登记地点是新加坡，说明孙中山离开越南赴新加坡后，仍在那里盖章发售该项债券。至于孙中山后来将所藏债券烧毁，并非是“没有流通渠道而且面值过高”，“不可能再用于华侨中筹饷”，而是因为遭新加坡警方干涉，“禁止发售”之故。

至于该项债券的发行办法，虽未见有具体记录，但根据邹鲁《中国同盟会》一文所提到的：“同盟会初期，以南洋华侨出款为多。筹款之法，由同志中举出委员专任运动筹款之事。凡捐资助款者，至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内将四倍偿还，即一万元还四万元也。”孙中山于1905年在越南以广东募债总局名义发行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面值一千元，据说实收为二百五十元，即是以一还四。因此，面值百元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是否亦按“以一还四”的办法，每张实收为二十五元呢?有待查考。

五、中华国商民银票是样票还是行用票

由百元债券加盖的“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迄今仅见一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五)的卷首图有载，其编号为088881，盖有“孙文之章”篆印，券上白边印有“任由通行兑换银钱货物”的小字，券两旁所注文字谓“中华民国通用钞票之一”、“湖北军政府发行者”。吴筹中等人遂称：“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发行了中华国商民银票”。后经笔者与马传德共同考证，已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军用钞票试考》一文中加以否定。其理由为：其一，银票上盖有“孙文之章”印鉴，与该项债券曾由孙中山在河内、新加坡等地经手保管的情况相符。武昌起义及湖北军政府成立之际，孙中山不在国内，不可能在武汉为“中华国商民银票”盖上自己的印鉴。其二，从“中华国”名称的使用时间来看，与“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在发动南方诸省起义时筹集、发放军饷的时间相符。湖北军政府成立之时，已用“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布告天下。其三，该项债券后因遭新加坡军警干涉禁止发售而被烧毁，捡出很少，湖北军政府不可能拥有大批该项 债券用于盖章流通，当时鄂省主要行用的还是旧官票及铜元。张小杰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对该银票“不是1911年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发行的观点”表示认同。

由于“中华国商民银票”及“中华革命军银票”两种楷字印章大小相同，书法体裁出于同一人之手笔，故柏文认为“两银票是在同一地、同一时盖印后发外使用”。张小杰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他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认为：“加盖‘中华国商民银票’字样的债券……是制作加盖字样时的样票，当时应是制作了‘中华国商民银票’和‘中华革命军银票’两种样票(由于债券不是本身印刷的，加盖时是随意抽取，所以样票号码不是000000)，在定夺时，选用了在非常时期有威慑力的、利于稳定局势的、便于行使流通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废弃了较适宜在和平时期流通的‘中华国商民银票’。所以现在才只见一张‘商民银票’。”

笔者认为，既然前文已否定了加盖的“中华革命军银票”是准备在南宁建立军政府时所使用的军用券一说，所谓在两种样票中择优选用的推测也就站不住脚了。样票当然十分稀少，甚至还是弧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今为孤品者并不见得就是样票。更何况“中华国商民银票”上还盖有“孙文之章”的印鉴，乃已是由孙中山亲自经手签发的筹饷债券，怎能将它说成是样票呢?

据傅为群在《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上撰文披露，美国人史塔夫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期间曾以外国记者身份亲临现场，拍摄到一张盖有“中华国商民银票壹百元”的债券，其编号亦为088881，显然与《辛亥革命》(五)卷首图为同一张，只是券两旁尚无加印文字，券面亦未盖椭圆形图章。可见这是一张流传有绪的军票，由史塔夫最早记录，后作为辛亥革命文物又增加了两旁纪念性的题词，随后又流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并被盖上公章。傅为群认为：“该银票当时实际并未发行。”“湖北军政府当时仅加盖了少数几张债券作为对外宣传之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撰文时，笔者对中华国商民银票曾有过这样一种解释：“该券或为武汉革命党人所收存的早期之物，在武昌起义胜利之后，。作为革命斗争之历史见证而向记者披露。”现在，笔者根据该券上边所添印的“任由通行兑换银钱货物”小字在史塔夫所拍之照片中已经存在，可否再作如下推测：当年加盖了“中华国商民银票”的百元债券之购买人，在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要求依约兑现，而军政府则采取在债券上添印“任由通行兑换银钱货物”字样允其可流通使用的办法来处理，并在记者面前将其亮相以昭信用。这样一来，该债券就变成行用票了。从在海外发行的筹饷债券“中华民国金币”票明文标出“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到湖北军政府在募集面额为十元的军事公债“章程”中有“公债证券无论何国人均可流通买卖”的规定，应该说这种推测并非毫无依据。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有人便将该已发售的百元债券标注为“中华民国通用钞票之一”、“湖北军政府发行者”了。

印有英、法两种文字的中国革命政府百元债券和两种加盖银票，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文物。问世百年以来，由于毁损、回收等种种原因，留存至今已十分稀少、颇为珍贵。而有关的历史资料因比较分散、不易查找，从而影响了对该项债券的深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在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显然还是不够，尚须继续努力。希望通过开展不断深入的研究探讨、能真正还“百元债券”之历史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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