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术考古学角度对西周青铜器——胡簋的探析

从美术考古学角度对西周青铜器——胡簋的探析

簋，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论文联盟是古代祭祀时用以盛粮食的器皿。其器型为方底座，圆形腹，高圈足，凤鸟形双附耳。器底座上饰竖条瓦楞纹，腹上部和圈足各饰一圈钩云纹，腹中部饰竖条状瓦楞文。通体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器形雄伟厚重，拙朴典雅。

1978年5月5日，胡簋出土于原周原遗址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齐家村1号西周窖藏中。那里埋藏的大多数青铜器是西周灭亡之时贵族们仓皇而逃所埋，这些青铜器实际代表着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周厉王所铸的胡簋，也是当年时所埋，在地下完整的保存，后来历经千秋万代至今才被发掘。

这件无意间发掘的青铜器“胡簋”为青铜所铸，不仅形体硕大、造型精美，器底还铸有124字铭文。据考证，铭文中“?”为周厉王，器物也因此而得名“胡簋”。此外，铭文中还记载有周厉王祭祀祖先的祝词及铸器的准确年代（厉王十二年），因此这也是西周晚期厉王时代青铜器断代的标准之一。

铸造胡簋所用的青铜是一种在红铜中加锡的合金材料，也因锡在红铜中的比重而决定材料的硬度，进而决定其功用。从造型和纹饰上看，胡簋器型厚重，敞口微侈，鼓腹，浅圈足略向外撇，下接方座。两兽耳，兽角卷曲突起，长牙卷向上方，下有卷云纹重珥。颈、足饰窃曲纹，这是周代青铜器的主要装饰花纹。《吕氏春秋》中有言：“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郭沫若先生还将“窃曲纹”解释为模拟鬼柳，柳木材的花纹。他认为不少铜器的前身系木制品，因而保留了类似木材花纹的许多装饰；而后田自秉先生对此观点做出了否定，认为该纹饰仍然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的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纹的简化和抽象。胡簋的底座四面饰有饕餮纹，纹饰质朴规整，相得益彰，但相较于窃曲纹，此类规整的纹饰在周代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总体而言，周代纹饰还是打破了商代以来一直以直线为主要纹样装饰的特点，也打破了青铜器纹饰对称的规整格式，一般成s形，为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最终形成了直中有圆，园中有方的特点。这在研究胡簋的纹饰中都能发现。

另外，胡簋的装饰格式还运用了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它常用一个母体组成带状的连续反复，产生一种秩序之感。这种秩序感和周代的礼治制度还有着一种间接联系。对周代的探索研究可以发现周代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礼教繁多的朝代，因而这在周代铸造的青铜器上也会有明显的体现。胡簋上的纹样装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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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反映出了古代图案艺术的形式美法则，其中恰当得表现着某种思想意识，更体现出了一种质朴风格。这种风格以及秩序感也都表达了周人的礼教和等级制度。

再看胡簋的内底铭文，书体是西周中期金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从铭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周朝金文的书写特点：笔画圆润，结构和谐，字形多呈纵势，章法纵横有敛等特征，已发展成为大篆书体成熟的形态，在金文书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论文联盟置。

在今天看来，商周时期的胡簋，艺术风格质朴洗练，疏朗畅达，富于韵律感和节奏美。其器底所铸铭文更是为今天研究西周历史，祭祀礼教和文字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考证，确为一件精美，珍贵的艺术作品。以而胡簋为代表的商周青铜器，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中灿烂的一章。充分体现了奴隶社会时期先民卓越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为后人考古研究周代的工艺美术、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遥远的记忆和永恒的骄傲！转贴于论文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