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藏书楼的生活

在上海市区繁华的徐家汇，有一片安静的空间，透着静静书香，那就是1860年修建的藏书楼，令人惊异的是，到今天，这楼还发挥着它的作用，还有些管理它使用它的人，在常人眼里，也许他们只是些怪人，但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生活。

静默的力量让人平静

郭娴，20岁，上海外国语大学3年级学生，2003年12月到徐家汇藏书楼进行实习。以前她来徐家汇，不是随着人流涌入东方商厦，就是钻入张开在路面的地铁通道。几次在藏书楼身边擦肩而过，也没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这样一栋公共图书馆。

“其实我选择藏书楼作为实习单位，就是因为它身处闹市，而独守安静。我性格内向，也知道里面工作人员不多，关系也不复杂，空余还能看看书，拓展知识面。”

郭娴听说，对每个要来藏书楼工作的人，王世芳主任都会首先强调，在这里工作最紧要的是能耐得住寂寞。

等进入藏书楼之后，郭娴才明白那寂寞的含义。

谈起对藏书楼的感受时，郭娴脱口而出，“那儿太安静了。”

藏书楼的在编工作人员只有4人。早上8点半，他们准时上班，然后面对各自的电脑，开始工作。他们很少语言交流，平时除了少数几句关于工作内容的安排，一般都只是为了一本书做动作上的传递。同处一室，也互不搭讪，静止地就像一幅画。郭娴说，实习已过整月，她和有的老师都还没说一句话。

单雪去年刚从上师大古籍专业毕业，负责阅览室的拿书、办证和咨询等服务。郭娴和她几乎就没说过什么话。单雪觉得，同事之间岁数相差大，共同话语自然也就少，“安静也是阅览室的要求吧，读者总是需要安静的。”

读者是一个因素。

通常这里一天只会有2、3个人来。有时，整整一天，阅览室晒在白花花的日光里，空空荡荡。更多时候，单雪候了老半天，推门进来一位读者，她抬头看，还是认识的。“馆里规定20分钟要完成一次服务。”单雪将读者填写的书单交给老王。老王，55岁，会奔跑着到楼上的书库找书，然后捧着书再奔跑着回到二楼。

“藏书楼的电动书梯是新建的，听说能装400斤书，为什么不用？”

“我嫌它慢。”其实，老王只是觉得，在这个楼里稍微有些人走动的声响会好些。

总要不了20分钟，单雪就能把书递给读者，“他们要看总是坐在那里看半天或是一天。”然后单雪会想，可能这一天也候不到新的读者了。如果读者有东西交给她复印，单雪会很愉快，复印机的光亮映在她脸上，一闪一闪，呲啦呲啦的进纸声在屋里乱窜，时间这才有了点“动感”。

如果有4、5个人同时需要借书，那是藏书楼最热闹的时候。单位里所有人都要帮着去提书，找书，送书，单雪说，“那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但这种情况从2003年7月22日对公众开放至今也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次。

选择，还是没有选择

来藏书楼工作的人几乎和郭娴都有着相同的自我认识，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性格合适，安静、少语，环境又单纯。单雪的唯一条理由是，不想做老师，“我忍受不了台下学生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我。”读书时，她就用这样的眼神挑剔自己的老师。她也思考过自己的未来，“可实在想不出。”单雪进藏书楼工作多少带着些幸运。“老师推荐我来这里实习，之后我留下了一份简历，毕业时，他们打电话让我来上班。”

如果有空闲，单雪就会盯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些东西看。虽然她英语不错，但也不爱看这里的书。“我更爱看中文书。而且这里有些书也实在让人不敢看，尤其是外文报纸，都有酸性物质，容易发黄发脆。”有几册老旧的《字林西报》，开本又大，读者看完后走了，书还摊着，单雪去将它合拢，黄色的书页突然裂成许多碎片，落满一地，有的页面中间会裂出很大的缝，“看着让人心疼。”

相对而言，樊兆鸣的主动性更强。他就是要寻一份安静的工作。2001年，在复旦修完世界历史的硕士后，他去考过公务员，找过出版社，最后在网上看到了藏书楼的招聘启事。他懂法语、英语，加上高学历，自然受到领导器重。他被委任开发藏书楼的文献功用。

“也就是对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因为这里收藏着许多解放前的外文报刊和图书。”有许多西方人会打电话，要求查询自己祖父或是曾祖父在上海留有的痕迹，他就去查藏书楼的外文报纸，“这里收藏着关于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有些查询项目很庞大，“比如上海要建立一个铁路博物馆，要求查询所有和吴淞、松沪铁路有关的资料，共有30多款查询项目，又不知道从哪些具体刊物入手。不过一般单位给我们留有的时间还很宽裕，可以慢慢查。”

樊兆鸣觉得这里的节奏是有些像政府机关，但他不认为这工作没前途，“在图书馆有很多资料可用，可以和很多出版社合作出书。”他已经参与出版过2本书了，《中国与世博》和《文化金矿》。“上海图书馆自己也有文献出版社，也是可利用的资源。”

老王叫王惠庆，在藏书楼负责提书，空余时编写书目。他不那么乐观。他在上海图书馆工作20多年，里里外外看得很透彻。他说，图书馆其实和外面的世界隔着挺远，它内在有着一种节奏，人跟着这节奏生活时间长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自觉中也就没了。“我就已经习惯了规律性的工作，准时上下班，不用深夜加班。而且安静的时间一长，和人交流的欲望、能力也就弱了。”

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进当时的复旦大学分校，“现在想想当初我挺幼稚，我的兴趣是中文，却想通过学习图书馆专业来帮助我掌握自习中文的手段。”毕业后，分配进上海图书馆，之后他就再也离不开了。

“很多人在图书馆工作一开始都很不甘心，但真正能跳出去的人又不多，除非个别志向特别强烈。”老王觉得，头5年，人心的浮动尺度最大，5年之后，就有心无力了，“人很容易被环境同化，之后就没得选择。”

老王说，图书馆的收入还不错，加上现在工作又不好找，想进这单位的人还是很多，“还有很多硕士、博士，英语都有8级的。”但老王退休之后是再也不想回图书馆了，他说他还是有他的兴趣要做，“这个兴趣在进图书馆之前就有了，如今只好等到退休再去做。”究竟是什么兴趣，老王始终不肯说。

关于这些郭娴也看得很清楚，“在图书馆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可到藏书楼来的人民又实在太少。”星期二、四、六，她坐在楼下负责接待，孤零零地一人，翻着解放前出版的英文版《简爱》。她倒是比馆里的其他人都爱看这些书，“我已经看了挺多的原版小说。不过旧了点。”偶尔会有人推门进来，没头没脑地问一句，“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是藏书楼免费对外开放参观的日子，郭娴负责接待，“如果有5、6个人就已经是很多了。”有些人住在附近，拎着从超市里买的菜，飞快地在楼里转一圈，一边说着“好看好看”，前脚已经跨出了大门。“也有来这里的学者和少数外国人，他们看的时间会长一些，外国人兴奋了还会大呼小叫。因为这里是全世界三大天主教信息收藏中心之一。”郭娴觉得也只有这时候，那些外来者的喧哗能打破这栋建筑的沉默。“但他们走了，这里就更冷清了。”

忠实的坚持者

星期五，直到下午四点，徐家汇藏书楼的阅览室里还只有两人。第一排扑着个俄国姑娘，最后一排是个老人。图书管理员说，他们都是常客，老人每星期来两次。俄国姑娘是华师大的老师，前两个月天天来。

一般来这里的有三种人，学者、外国人和离休干部。王惠庆说，1980年代，施蛰存有段时间天天来这儿看自己年轻时编的文学杂志《现代》。而前些日子他还看到有人专门来看英文版的《四书》，“其实他们才是藏书楼的权威。”

最后一排的那个老人叫张宏道，73岁，退休前是上海华美药房的支部书记。他说自己也不是什么权威，只是不相信社会上那些所谓的权威，“杂志、图书、报纸，甚至是那些百年老店的宣传材料都是错误百出。很多都是他们凭空想的，或是随便从某本书上引用的。”关于那些历史人名、地名、事件，他只相信自己查到的，“顺着历史，你查到它的源头，那才是权威。”

张宏道1989年退休后参与编写黄浦区医药志。如果不是因为编写行业志，他可能至今还不知道有徐家汇藏书楼。而如果不去藏书楼查阅那些发黄发脆的文献资料，他也不会产生修正社会权威的兴趣。

当初参与编写的共有3人，张宏道年龄最小，而且懂英文，就负责资料收集工作。在书店，他能买到的只有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近代医学史》，但里面的资料少而不全，他需要从《申报》和《字林西报》――一份在中国创刊最早的英文报纸上，摘录更多和黄浦区医药行业有关的信息。

他开始进出各类图书馆，从区里的到市里的，但能看到的也只是不齐全的《申报》，和为数不多的英文资料。

他去档案馆，被拒之门外，“里面的资料不对市民开放。”即使商委开的介绍信也没用，更何况能代表张宏道身份的只是一张退休证。他和里面的接待人员绕了很久，说了很多好话，都没用。那时，他发现民间身份和权威资料之间的距离。

张宏道又回上海市图书馆。偶然中，他看到有人还了一本上海最早的《字林西报》。他想看，工作人员说，这是孤本，普通市民不能看。

张宏道又开始和工作人员绕。

“你是怎么绕的？”

“就是说好话，不停地说，不停地解释。我跟他说，我只看一会儿。他摇头。我说，1分钟，我只看看目录。”

最后张宏道看了2个多小时，抄了密密麻麻地好几张白纸。“抄了那么多，真的很开心。后来他们跟我说，这样的报纸在徐家汇藏书楼还有很多。”

于是1990年，他找到了徐家汇藏书楼，这才有了和藏书楼的一段“缘分”。在那个灰扑扑的空间里，他看到了全套的《申报》、19世纪《字林西报》的前身《北华捷报》，还有西方传教士编制的行名录。他说当时他真没想到，只需要一张单位介绍信，就可以阅览这些资料了。他开始每天去，“就像上班一样。”从南市区老西门到徐家汇坐42路公车需要1小时。9点，张宏道准时等着藏书楼开门，5点，他同馆里人员一块下班。中午他吃自己带的面包、冷饭、煎馒头。但不能喝水。“水洒了，会把书弄坏。”如今他的血脂很高，医生说这和他少喝水有关。

当初，阅览室在一楼，“来的都是中国人，不像现在，外国人比中国人来得多。”他们很多都是为了修志。藏书楼曾是上海收集地方志最全的图书馆，省、府、厅、州、县志2100余种。“而到了下雨天，就只有我1个人了。”

在藏书楼，他主要查阅西方人编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行名录》。他准备了三四十本活页小册子，先用背面有字的白纸抄下他需要的医药史料，回家后再整理、归类，编制在活页本里。他边抄嘴里边念。这种习惯沿袭至今，“这样在抄写时也可以减少错误。”张宏道发音纯正，是一种典型的老克勒口音。他说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念书，多是些西方老师，平时交谈也用英语，连数学、物理课本都是用英语编写。他对英语有种亲近感。

权威没有声音

在藏书楼的那段日子，他对所谓的社会权威发生了质疑。当时他需要查找上海市第一家药房的资料，“上海社科院出版的《上海近代医学史》第22页写着，上海第一家外商药房是1850年由英国人设立的大英医院（药房），地址在外滩外洋泾桥，近延安东路。结果我在藏书楼查行名录时，发现有很多疑问。”在1866年1867年的行名录上都没有大英医院的记载，到1868年的行名录上才有大英药房的记录，而且地址是在四川路37号。然后，张宏道又去查1850年出版的《北华捷报》――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报纸里有一张1850年所有在沪外商的目录。上面也没有那个英国人和他大英医院的记录。”

之后，他将《上海近代医学史》中记载的历史材料都查了一遍，发现错误很多。“每查到一条，我都会开心一下。在藏书楼坐了一天，眼睛发酸发痛的时候，我边揉心里边想，用我查阅的资料编出的志是最过硬的。这时候，心里就一松。”

查阅过程中，他看到黄浦区其他行业的资料，有时也会记一笔。如今，他几十本活页册里记满了百货、五金、中药、文化等各行业的历史资料10多万条。张宏道从中发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错误百出的世界中。

以前，张宏道看见错误，会给媒体写信，他给出版社写过，给杂志写过，给报纸写过，都石沉大海。只有一次，张宏道给《少年报》写信，指出他们把puma翻译成美洲狮，而应该是美洲豹，他得到了编辑的回复。

之后，张宏道也不投稿了，也不再希望通过媒体发声音。他又回到安静少人的藏书楼，独自翻看资料。

1997年，行业志编好之后，他忽然发现去图书馆查资料成了他一种生活。

“为什么，你现在还会去那些查资料呢？”

“当初，修志时，遗留下一些问题，生活中也会遇到些问题，它们绕在心里，不解开，就不舒服。”

“辛苦得到的权威信息，没人采纳，不让你感到寂寞？”

“也无所谓了，找到一个答案，或是解开一个谜，我觉得开心，就可以了。我也没什么其他爱好，电视节目的格调也不高，我也不爱看，搓麻将也感到无聊。”

但偶尔，张宏道也会露一手他的权威信息。不知道怎么，张宏道和档案馆的马处长相熟起来。他在那里的墙上看到一张很大的黑白照，内容是清朝一个亲王在如今的南京路上。照片底下注明日期是1900年以前。档案馆悬挂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南京路繁荣的历史悠久。张宏道对马处长说，这张照片不宜悬挂，第一它的拍摄日期应该是在1901年，第二那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清政府为八国联军战败，那个亲王是去德国赔礼，途中路过南京路。这是个耻辱。过几天，张宏道再去的时候，发现那张照片不见了。他承认，那个时候他很开心。

“藏书楼关闭后，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资料。隔一段日子，我就问他们，藏书楼开放了没有。”他也没想到，这一问，就问了10多年。

以前在藏书楼叫张宏道老张老张的管理员都调到了总馆，还有些已经过世了。现在的这些人，他是一个都不认识。

“你现在在查什么？”

“上海第一家药房大英药房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还是没查出来。还有些其他问题，我都抄在了小本子上。”

“你整理的四十本活页册将来怎么处理？”

“他们让我捐给档案馆，我也不知道，这问题还没想过。”

在张宏道的桌子上有一副老花镜，和一把放大镜，他说这些是他最近买的，不用这个，就没法看那些英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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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楼历史

1842年西方传教士重来中国，其文化重心由北京移至上海徐家汇地区，并建造了藏书楼。它包括两幢大楼，一幢为四层西式大楼，建于1867年 ；另一幢为两层楼房，后建于1897年。四层西式大楼原叫“神父楼”，是当时神职人员的生活区域。而两层楼房，用于藏书。一楼为中文书库，采用天一阁样式，藏书约12万册，志书2100余种，还有全国各地有名的碑帖。二楼为西文书库，采用欧洲拜占庭式，多为希腊文、法文、英文、德文版图书，约有8万余册。全部书籍编有卡片目录，为当时的传教士服务。它是上海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被并入上海图书馆。

1994年，徐家汇藏书楼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2003年7月22日，经上海图书馆重新整理后，收藏了解放前在上海的所有外文书。有部分图书并供开架阅览。

2003年底，徐家汇藏书楼被列为上海市区级文物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