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立陶宛

从地缘政治上，立陶宛这个6.5万平方公里的小国经常处于被周边大国拉来扯去的争斗中。脱离苏联体系后，立陶宛加速了进入欧盟的进程。政治或利益位置的改变，立陶宛这个夹缝中的民族能否依然保持自我文化的独立？

历史惯性的作用

从莫斯科乘火车到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要行驶14个小时。苏联解体后，尽管乘客明显减少，但列车照样通行无阻。列车驶出了俄罗斯边境，穿过白俄罗斯然后进入立陶宛。

“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列车员对前来检查的边防人员低声说道。当列车驶入立陶宛边境时，每个人都要接受边防人员的例行检查。列车员口中的“外国人”显然是指我。年轻的检查官从我手中接过护照一页一页地翻看，带着审慎的目光打量着我，与护照上的相片仔细对比。我不禁有些紧张，那照片是几年前照的，出入不会很大吧？终于，他把护照还给了我。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很久没有接受过这么严格的检查了。

不过我很快就气愤起来，因为检查官对包厢中的其他两个人却没有一视同仁。严肃的他一下子变得随和起来，带着亲切的微笑，随便翻了翻他们的护照就和他们聊开了。

“难道俄罗斯人就不是外国人？”我心里嘀咕。看来，尽管脱离苏联体制十几载，但普通的立陶宛人并没有对俄罗斯人另眼相看。莫斯科物资十分匮乏时，俄罗斯人照样到这个富有的边陲小城来采购；炎热的仲夏季节，莫斯科人依然举家到立陶宛的避暑圣地――百浪港度假；甚至莫斯科的少年仍选择到这里举行夏令营……可见历史惯性的作用。

到达维尔纽斯已是第二天的早晨。车站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没有地下通道，乘客出站要爬很高很长的天桥。捷列扎，与我同车厢的那个俄罗斯妇女这几年经常在莫斯科和维尔纽斯两地跑来跑去地做生意，对这儿很熟，在出站口，她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家旅馆，并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才和我分别。

沦为别人嘴中肉的“铁狼”

在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上，我结识了50多岁的伊万纳乌斯卡斯，粗壮的臂膀和手上的厚茧显示他是一名体力劳动者。“是啊，我原来是个建筑工人，不过几年前就失业了，现在靠给人打打零工，维持生活而已。”他叹了口气，“没办法，老伴儿以前在医院当护士长，日子过得还行，可后来……哎呀那时候（立陶宛）刚独立还没几年呢，这一晃儿也十几年了……后来她得了肺癌，做完手术就病退在家了。“有孩子吗？多大了？”我岔开话题，没想到这一问老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当初觉得出路应该不错。可现在，毕业两年多了，还没找到工作呢。也不怪孩子，工作难找啊。”

也许很久没和人倒倒心中的苦水了，也许我们的年龄相仿，也许他觉得中国和立陶宛都与苏联多多少少地曾经有过些联系，比较容易得到理解，那天伊万纳乌斯卡斯很健谈，和我聊了许久。夕阳照在广场中心的一座巨型雕塑上。那是一位古代的立陶宛大公，他身披盔甲，手持利剑，挥向前方，像在指挥一场大战。令我奇怪的是，他胯下的坐骑不是马却是一匹铁狼。看出我的疑惑，伊万纳乌斯卡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维尔纽斯城还被大片的森林覆盖。一次，立陶宛大公盖迪米纳斯巡猎至此。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身穿铁甲的狼在山丘上高声嗥叫，声震四方，胜过上百只狼的齐声吼叫。第二天早上，术士解梦说，这是上帝建议大公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堡和一个城市，铁狼预示着国家的强盛。于是大公听从上帝的旨意，在高高的山岗上筑起城堡（盖迪米纳斯城堡），并在城堡周围建起了城市。“维尔纽斯”，就是从立陶宛语“维尔卡斯”（狼）一词演变而来。公元1323年，维尔纽斯成为立陶宛的首都。而大公梦中的铁狼也便成了维尔纽斯市的象征。

然而，当我翻开立陶宛的史书，却发现历史和这座“狼城”总是开玩笑。数百年间，立陶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邻国侵略和兼并，维尔纽斯市也多灾多难。它曾被波兰人征服，被沙俄并入版图，遭到法国拿破仑军队的破坏，被德国人占领，被划归苏联管辖……作为立陶宛的首都，维市的人民饱受战难之苦，虽号称“铁狼”，却总是沦为他人嘴里的一块肉。

幸而“铁狼”的血性犹在。1989年8月，立陶宛率先举起了独立的大旗。他们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一起发起“波罗的海之路”大规模行动，约200万波罗的海人交叉双手，紧扣十指，排起长达600多公里的“人链”，唱起独立时期的国歌，抗议1939年原苏联与德国的签约。1990年它最终成为独立的国家。

然而，孤独的“狼”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它背靠俄罗斯、面向西方。西方国家要把它当作东进的“跳板”，俄罗斯又要把它作为通向欧洲的“出海口”，它只能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虽然已经独立十多年，但立陶宛同俄罗斯仍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立陶宛又奉行“回归欧洲”的外交政策，因为立陶宛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在维尔纽斯城北的“欧洲公园”内，有一块硕大无比的石头，石头的顶部刻有“欧洲中心”的碑文，并标有欧洲中心的经度和纬度。2003年4月，立陶宛等10个候选国在雅典签署了入盟条约。经过近5年的准备期，今年5月1日，立陶宛等东欧10国将正式加入欧盟。

“我的儿子十分憧憬进入欧盟的时候，那样他想到其他的国家去打工，碰碰运气。”伊万纳维斯卡斯收起了话头，“该回家了，我家离这不远，欢迎你哪天有空来坐坐。”

“我怀念列宁时代”

伊万纳维斯卡斯的家位于市中心，列里斯河在门口缓缓流过。眼前的这个小区，与维尔纽斯的许多居民小区一样，是大片的火柴盒式的房子，人们戏称它们为“赫鲁晓夫式”，就是按照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模式兴建的楼宇。也许由于经济危机，维尔纽斯市新型建筑寥寥无几，基础设施陈旧，城建速度缓慢。城区及近郊几乎找不到一家高级宾馆可以用来接待外国元首。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我刚一按门铃，主人便来开门。我们边寒暄，边走进客厅。楼房是上个世纪30年代修建的，建材十分粗糙，两室一厅的房子显得拥挤阴暗，墙皮脱落得很厉害。走进伊万纳乌斯卡斯的卧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黄灿灿的金属面的救世主像，房间里香烛缭绕，灯火通明，笼罩着一片浓烈的宗教气氛。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其实，我挺怀念列宁时代的。”这位老建筑工人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盒子，打开后，我发现里面放着一尊用红绸包裹好的列宁塑像，他说，“上个世纪20年代正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支持了我们独立。在列宁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听说过失业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听说外国有人找不到工作都特别吃惊。而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失业、娼妓、流氓和黑社会，有报道说黑手党甚至渗透到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想起这些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老人沉默了―会儿， 突然对我说：“这个列宁雕像我珍藏了大半辈子，以前，我把它摆放在陈设柜上，天天都要看一看。苏联解体后，维尔纽斯列宁广场上的列宁雕像被撤掉了，列宁大街被易名了，我也把它收起来了，现在就把它送给你吧。”我接过他的礼物，心情复杂起来。

我说：“其实，您也别太难过，国家改革的这10年中，还是在进步吧。在新的体制下，人们不是变得比过去自由了吗？”

“哼，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富人的自由，有钱有势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成天为生活所迫。自由？自由都变成了沉重的包袱了！”老人激动起来，“对于穷人来说，自由根本不是与欢乐同在，而是沮丧形影相随。”

难怪他发这么大的牢骚，从房间里的摆设看得出来，这个三口之家生活得十分拮据，所有的家具电器都还是10年前的，很破旧了。450美元的人均收入似乎没有在这个家庭得到体现。由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们还常常靠燕麦粥和面包片度日呢。

维尔纽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教堂林立，面积不足3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0万的城市中坐落着26个教堂。由于苏联时期天主教在立陶宛的影响，80％的立陶宛人是天主教徒。在圣安娜教堂，我曾经问一位年轻的神甫，在维尔纽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教堂？信徒们又为什么如此的虔诚？他回答说：“这与立陶宛国家和民族的遭遇息息相关。我们的国家很小，数百年来，不断遭到外敌的入侵，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安宁。百姓在反抗不力的情况下，被迫转向神灵，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到上帝。”他还说：“现在，宗教已经深入到立陶宛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宗教的影响甚至可以超过法律的力量。”

然而，宗教也无法挽救国家和振兴一个民族。立陶宛建了那么多教堂，又有那么多教徒，也没有使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摆脱历史的羁绊。

“我更憧憬着未来”

这时，伊万纳乌斯卡斯的儿子塔拉斯回来了，他身穿发白的牛仔裤，扎着小辫子，脖颈上挂着个链子，完全一派上世纪西方六七十年代嬉皮士的打扮。父子俩人站在一起，像两个国家来的人。随着他走进他的房间，见到的又是完全另一番景象：墙上挂满了塔拉斯临摹的西方现代派油画，桌子上堆放着《花花公子》杂志，现代重金属摇滚音乐在小小的房间中回荡。伊万纳维斯卡斯告诉我，塔拉斯爱好美术，读过许多文学作品，总想模仿小说里的人物，追求“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崇尚浪漫主义哲学，向往“精神世界的旅行”，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某种“特殊的艺术作品”。

我试着和他交谈，哪知他的俄语讲得非常吃力，一问才知道，为了显示民族独立和适应国际交往，立陶宛各类学校早已取消了俄语课程，而代之以立陶宛语和英语。所以，现在的青年立陶宛人大都不大会讲俄语了。

我换了立陶宛语问他：“你也和父亲一样是天主教徒吗？”

“怎么说呢，由于家庭的原因也算是吧。但实际上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虔诚的教徒，我周围的朋友也和我差不多。我们一年也去不了两次教堂。上大学的时候，每当期末考试，我和一些同学就跑到学校附近的小教堂去祈祷，求上帝保佑考个好成绩，结果事与愿违。后来就放弃了。如今去教堂的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不过总的来说，好像宗教在整个社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国家独立之后，你觉得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换了个话题。

“有好有坏吧。不过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独立的感觉很重要，我们立陶宛人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即使失败了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另一个变化是我们现在有了政治自由，而以前还是属于集权统治。比如我们现在想出国，不会受政府的限制。”

“如果你有能力出国，你最想去哪里？”

“德国。我小时候去过一次荷兰，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妇女竟然问我有没有见过香蕉！她可能以为立陶宛人穷得连水果都没见过。真可怕！实际上公平地说，国家整个的经济水平已经提高很多了。”

“但你还没找到工作？”

“工作是不好找，但我有信心。如果加入欧盟，我想出国试试机会。实际上，我现在靠出去卖画也基本可以养活自己了，起码减少点父亲的负担吧。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画画的感觉。”

“那么你对立陶宛加入欧盟有什么看法？我听说很多人担心会失去立陶宛的民族特性？”我拾起刚才的话题。

“我觉得加入欧盟是很必要的，这能够扩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广泛的市场空间，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小国很可能失去已有的成就。立陶宛要达到德国那样的水平还得需要20―30年的时间，但加入欧盟会缩短这个过程。还有，我们都可以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机会了。”

次日，塔拉斯带我去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德国超市“马克西姆”。“这里应有尽有。”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橱窗，但两只手却很有节制地插在裤兜里。在我的印象中，维尔纽斯以前与其他原苏联的各大城市一样，都有一个“楚姆”，意即中心百货商店。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大部分是立陶宛的国货，或者来自独联体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商品，价格不贵。后来柜台被分割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叫做“柜台出租”，似乎是改革的一部分。再后来小商亭被撤走，商店里徒留一大片一大片的空地。就在国营百货商业逐渐萎缩之时，四家大型德国超市－－就是我眼前这样的“马克西姆”－－相继崛起，规模和商品种类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楚姆”，大都是舶来品。商店内装饰华丽，飘荡着悠扬的西方音乐。逛商店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只是逛逛而已，好像欣赏一道带不回家的风景。一些青年人的发式、服装随着橱窗里的变化追逐着最新的时尚，姑娘们无所顾忌地穿着性感。他们想早一点看到融入欧洲后的立陶宛的前景光明，有更多的西欧产品进入，有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