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红会社监委

近期，由于未能通过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议案，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社监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红会社监委成立原本是中国红十字会经历“郭美美”风波后力图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2012年12月，16名来自财经、政治、经济等各行业颇具名望的人士成为首任社监委委员。按照红会社监委章程中的规定，社监委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委员志愿开展工作，不得从中国红十字会获取任何报酬，但红十字会要为其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并为社监委和秘书处的日常办公提供场所和必要设施。

这一制度的设计，起初赢得了广泛支持，认为此举乃是红会的改革尝试，公众和众多媒体更是对社监委寄予厚望。但“4·20雅安地震”救灾后期，社监委却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这个本来被寄望帮助红会重塑公信力的机构，其独立性却屡屡受到质疑。

当时，社监委在接到诸多带有谣言性质的“举报”后，通过微博作出的辟谣、澄清、解释都被看作为红会公关，网友们质疑一“社监委成了红会自己出钱养的公关部，这也叫第三方监督？”更多的质疑声音指向一些委员本人。公众认为，社监委积极辟谣，是因为委员们是红会“内部人”，与红会存在利益关联。

曾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发“中国十大品牌女性”的王永、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并收费6万元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北京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主持过与红会相关节目的白岩松、担任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的学者金锦萍、5年前担任过红会筹资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学者邓国胜等委员全部被认为是红会“内部人”。

在舆论汹涌的质疑声中，社监委接受红会提供的办公场所、进行调查时由红会提供差旅费都使社监委丧失了本该具有的独立性。

尽管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机构，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但王振耀在许多场合表示，社监委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监督机构，委员不是公众投票选出来的，而是受红会邀请而成为委员，“大家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义务帮助红会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而非大家想象中的第三方独立机构，仅仅依靠社监委就想解决红会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社监委委员杨团表示，红会社监委只是相对独立，而非完全独立，中国目前没有完全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公益慈善组织的机构。

“没有法律规定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要有真正的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这是立法缺失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是红会，所有具有公益慈善行为的社会组织都要接受这个机构的监督。”杨团说。

在6月9日的年中会上，委员们已经就社监委的定位达成共识，红会社监委的主要职责，就是要针对红会出现的类似“郭美美”事件中暴露的治理结构、项目管理的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改革建议，社监委要定位为红会与公众、媒体沟通的“专业桥梁”。

在是否保持经济独立问题上，委员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如果仅仅因为红会出经费，就判断社监委不独立，这种看法是不客观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基金会邀请审计、会计专业力量对善款使用、公益慈善项目进行的审计评估费用都由基金会自己支付，难道就能由此判断审计、评估不是客观、中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