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半生缘》中顾曼桢的女性主体意识

内容摘要：《半生缘》中顾曼桢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自立自强，性格倔强坚忍，在绝望中不屈服于男性法权与金钱结合的社会，顽强抗争，充分体现了顾曼桢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半生缘》从女性立场出发，揭示了在男性法权与金钱相结合的时代女性主义实践的艰难性和长期性。

关键词：顾曼桢 女性 主体意识

《半生缘》原名《十八春》，是张爱玲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而成，经作者改写，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皇冠》月刊，1969年发行单行本时改名为《半生缘》。在张爱玲的创作生涯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将两性关系上升为城市文化制度的高度加以审视、批判和反思，从而揭示男性法权与金钱社会的结合对爱情和女性人格的扭曲，及由此而酿致的女性苍凉人生的社会性悲剧内涵。”[1]237女性及女性命运一直是张爱玲关注的话题，这与她特殊人生经历和思想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半生缘》是她的一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沈世均和顾曼桢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了顾曼璐与张豫瑾、许叔惠与石翠芝等人的情感纠葛，所有人的结局都被命运所摆布，注定有情人有缘无份。在小说中，她将自己对人生的悲观情绪映射在主人公的言语活动中，整部小说不仅反映了爱情的悲剧，更揭示了在男性法权与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下女性的悲剧命运。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行为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力量，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意识，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一种内在动力及价值观念。”[2]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生活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成的天罗地网中，生活在三从四德的训诫中，不仅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和权力，沦为男性的奴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半生缘》中顾曼桢形象的塑造表明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小说中，在男性法权和金钱的双重奴役下，曼桢始终恪守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和独立自由的爱情这两大信念，尽管艰难，历经生活困苦和情感的磨难，仍没有屈服。由此突出了曼桢人格中坚韧倔强和与绝望抗争的主体意识。

一.自立自尊自强

曼桢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且性格坚忍倔强的平民知识女性。虽然与姐姐顾曼璐出身于同一家庭，但人生道路却不同。曼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供曼桢上学，使她获得了立足社会的能力，显然有恩于曼桢。但另一方面也为曼桢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反面的例子，坚定了她以姐姐为鉴，恪守理想追求，走自立自尊自强道路的决心、意志及自觉性，在实践中表现为经济独立和自由恋爱。

在曼桢的肩上有两大沉重的包袱，一是有形的家庭经济负担，一是无形的因为姐姐职业产生的精神压力，这两大负担也正是影响和阻挠她事业和爱情的最大障碍。面对经济压力，她选择靠踏实劳动改变现状，本着经济独立自由的原则，规划了自己的人生为先立业后结婚。她想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家庭窘境，而后与志同道合的丈夫自力更生建设独立自由的家庭。因此，在她姐姐结婚后，劝母亲不要姐姐的钱，同时承担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希望摆脱对祝鸿才的依附。顾曼桢的这些做法其实也是想摆脱传统观念中对男性的依附，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自立自强。曼璐结婚后，虽然经济压力更重，但精神压力伴随着曼璐生涯的结束相对减轻。她与沈世均的爱情也得到迅速发展。曼桢在恋爱关系上仍然坚守独立自由的原则，因此她劝世均拒绝继承家业，坚守理想，闯出一番事业之后再结婚。沈世均原是一个勇于追求独立自由的青年，他违背父命独立创业，在爱情上拒绝了青梅竹马的石翠芝，爱上了家庭卑微但拥有独立奋斗精神的顾曼桢。但是他却难以摆脱和抗拒男性法权在经济文化和两性道德领域的统治，无法无条件的支持曼桢的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追求。世均最终顺从了家庭的安排，放弃了原有的理想和追求。从而导致他们的爱情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造成感情危机，在结婚问题上发生分歧，矛盾无法调和，最终爱情走向破裂。他们爱情决裂的根源在于曼桢的自立自尊自强人格追求与当时社会中男性法权的统治之间的矛盾。女性想在男性法权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在当时是一种妄想，男性是不可能放弃男性法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的。

二.在绝望中抗争

爱情的破裂并不是曼桢悲剧命运的终结，反而是悲剧命运的开端。曼璐和祝鸿才合谋，以曼璐生病为由骗来曼桢，囚禁起来借腹生子，她在地狱中挣扎了一年之久。一年后终于逃出，但摆在她面前的现实却给了她重重的一击：失去的爱情已无法挽回，恪守的人格理想和独立自由的爱情观也瞬间坍塌。最后为了孩子违心地嫁给了祝鸿才，继续曼璐没有走完的男性法权和金钱奴役下的屈辱人生。

但是曼桢毕竟和曼璐不同。曼璐在金钱的奴役下丧失了主体意识，依附于有钱男人是她的本质特征，而曼桢在金钱奴役下却仍然保持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她对男性法权社会的抗争。曼桢在被祝鸿才后遭到囚禁，事实上是陷入了男性法权支配下金钱奴役的罗网。她希望通过母亲将消息传递给世均，然而曼璐却用金钱收买了顾太太，让她对世均隐瞒，断绝了曼桢与世均的联系;曼桢又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丫鬟身上，将订婚戒指送给她，让她帮助送信，但最终还是难逃金钱的奴役：那个丫鬟将信和戒指给了曼璐，从曼璐那里“发了一笔小财”[3]218。曼璐利用戒指彻底断了曼桢与世均的联系。无情的事实使曼桢明白亲情和爱情都被金钱奴役和扭曲，想要重获自由就必须求助那些心地纯洁善良的人。最后她在善良的霖生、金芳夫妇的帮助下逃出了囹圄。

重获自由的曼桢原本希望能重新开始生活，但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她跌进迷惘与绝望的深渊，甚至改变了她人生的轨迹。第一件事是她从许叔惠那里得知世均结婚的消息。在她被囚禁期间，她想象了无数次出去后与世均重逢的场面，将世均作为精神的支柱和灵魂的慰藉。世均和石翠芝结婚的消息使曼桢的精神支柱倒塌，她“简直觉得天地变色，真想不到她在祝家关了将近一年，跑出来，外面已经换了一个世界”[3]258，曼桢的心已死，精神迷惘。另一件事就是曼璐死后，荣宝受到女仆的虐待，内心的母性被唤醒，使曼桢“忽然变得不可理喻”[3]，竟然决定和祝鸿才结婚。在世均成为她内心巨大的伤痛之后，她已经体会不到其他的感觉，孩子成为她最大的慰藉，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有人认为曼桢嫁给祝鸿才“根本原因则依然是由世均结婚的巨大刺激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迷惘”[1]271无论曼桢是为了孩子，还是处于迷惘时期，嫁给祝鸿才的举动似乎是屈服于男性法权社会制度。但曼桢并没有沉沦下去，结婚后很快清醒，与祝鸿才离婚并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几年之后，叔惠回国，在他的帮助下曼桢与世均见面了。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多年之后成为令人震撼灵魂的爱的诀别，“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3]343曼桢之所以会提出诀别，在于她追求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不会影响别人的生活，她的心在听到世均结婚消息时就已经死了，就和现在世均所感受到的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世均和曼桢都有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之间其实很多都已经发生改变，正如曼桢说的回不去了。曼桢即使还有机会和世均在一起，她也不会那么做，因为她内在的自立自强的人格追求不会允许她破坏别人的家庭，也不可能屈服于男性中心道德社会做世均的情人，所以曼桢亲手终结了这段感情。

《半生缘》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平民知识女性在男性法权与金钱的双重奴役下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悲哀境地，也反映出知识女性追求人格独立，反抗男性法权社会的艰难性和长期性。曼桢性格倔强坚忍，在绝境中拼命抗争，仍不屈服。对她来说，物质上的困窘是可以通过劳动改善的，而精神上的痛苦恐怕会追随她一辈子。“张爱玲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女性生活的危机，她不是以外部世界的尺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从女性自身的生命存在出发进行审视。她的作品未能给女性指一条正途，但清晰地剖示给她们传统之路的通向死亡。这之中所体现的女性自审意识的觉醒，是20世纪女性文学的进程中可贵而重要的一环;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于此得到深化。”[4]

参考文献

[1]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陈慧.当代中国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消解与重塑[J].河北学刊，2011，31（2）：226-229.

[3]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47.

（作者介绍：崔晶菁，喀什师范学院教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