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县级城市的基本特征

时间:2022-09-21 06:46:12

论我国县级城市的基本特征

摘要:研究目的:探析我国县(县级城市的发展状况与演变趋势,了解其基本特征,从而探求更合理的发展模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数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不同的县(县级)城市有其特有的城市特征,各县级市之间发展差异比较大,但也存在相同的城市特性。研究结论:县(县级)城市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县(县级)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颇有成效。

关键词:县级市;特征;质量;数量;差异

在我国的城市体系中,县级城市属于最基本的层次,虽然许多县级城市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很小,但由于其是中国数量最多的城市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特殊行政地位,县级城市通常都具备了城市所应有的结构和功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县级城市可以说是一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是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纽带,因而做大县(县级)城市规模,加快城市的发展,对于实现城市现代化、带动一定区域乡村工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考虑到县(县级)城市的规模一般为中小城市,各地区县(县级)市发展差异比较大,且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也意味着探讨县(县级)城市的特征对于地区发展的作用应当十分突出。

一、县级市的由来

我国的县级市是解放后城市化运动特有的结果。县级市有两大类:一是由镇升格而来,二是由县改制而来。前者面积狭小,一般为适域市;后者面积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多数的“市”都以“撤县设市”的方式建立。通过这种方式设定的县级城市是以原县域为市域,以城关镇为中心、镇村为结点,形成的点面结合的城镇体系。当然,这种界定对县级市赋予了三层含义:一是县级市的形成是建立在行政手段的基础上的;二是县级市不是一个点,而是继承了县域的一个面;三是县级市不是一个独立的中心城市,而是-个包含了镇村的城镇体系,有着比较广阔的农村地区。同时也表明县级市是城市,工业经济、第三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只是农业经济还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另外县级市的行政级别是县级,由上级地级市、副省级市或直辖市管理。

二、县级市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

1.县(县级)城市的全国数量变化情况

珠海、深圳、乐山3市是最早以“撤县设市”的模式建立的。1983年,“撤县设市”形成了一个高潮,当年有39个县改成了市。从1993年国务院对设立县级市的标准进行完善后,每年都新设立几十个县级市,县级市与地级市一样,已经从城市型行政建制转变成一种广域型行政建制。“撤县设市”作为市制中最活跃的部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尽情的发展,县级市的数量最高时达到445座(1996年),占当时城市总数的66.8%。伴随着部分县级市的升格,在大量的“撤县设市”的同时,近两年又出现了许多“撤市设区”的案例。因此,当今县级市一边增加的同时一边减少,总量大体不变,略有下降(见表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由上表和图,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2009年,县级市的数量是整体上升的,增加了275座,2009年县级市的数量是1978年的4倍,在这一过程中,县级市的数量最多增加了353个(1996年)。在1994-1996年县级市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增长的幅度不尽相同。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县级市以每年十个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从1987-1994年,县级市数量差不多以每年40个的速度迅速激增。1992年,县级市的数量一下子跃上了300多个,而在1994年县级市数量又发展到了400多了,短短两年间县级市数量增加了近100个,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1996年达到了县级市发展的顶峰,有445个,从1996-2009年,县级市数量在不断地减少,减少的幅度比较缓和。近几年来县级市数量的变化比较稳定,均保持在368左右。另一方面,县的数量变化相对比较缓和,在总体上,县的数量是不断下降的,减少了517座。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县的数量在小幅的增加,而后在增加的同时也不断地减少,总体数量是在不断地下降。1987年,县的数量下降到了2000以下,近几年县的数量变化比较稳定,差不多维持在1635个左右。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县的数量减少比较缓和的时候,县级市的数量增加的幅度比较小,主要表现为1986年-1994年;而当县的数量下降较之前幅度稍大的时候,县级市的数量增加比较迅速,主要体现在1998年-2009年。

2.县(县级)城市的区域数量差异——以经济差异为例

2.1县(县级)城市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数量差异

2001年第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全国GDP超过50亿元的县域有262个,其中东部地区有191个,中部地区52个,西部19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中,东部地区占93席,中部地区占5席,西部地区仅有2席;若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强到弱分10级的话,在最强的A级中,东部地区有160个,占A级总数的80%,中部地区有30个,占15%,西部地区只有10个,仅占5%;而在最弱的J级中,东部地区只有10个,仅占J级总数的4%,中部有36个,占14.3%,西部则多达206个,占J级的81.7%。

2005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县级)城市东部地区占有88席,东北地区占5席,中部地区占4席,西部地区占3席。再从典型省份的对比来看,东部不算最强的江苏省的县域经济平均GDP是123.2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7.13亿元,分别是中部发展较好的农业大省河南省县域经济平均GDP(43.19亿元)的2.9倍、地方财政收入(1.20亿元)的5.94倍,是西部发展较好的四川省县域经济平均GDP(23.37亿元)的5.27倍、地方财政收入(0.65亿元)的10.97倍。

总的来看,我国县域经济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明显,而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07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级市在东、中、西部这三大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区域优势非常突出(见图2)。

2.2县(县级)城市的省域数量差异

2007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县级)级城市在各省市的数量分布是:江苏省22个,山东省22个,浙江省18个,河北省7个,河南省7个,福建省6个,广东省5个,辽宁省5个,山西省2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湖南省l个,吉林省l个,四川省l个,重庆市1个,湖北省1个。

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共有县级市367个,2008年其在全国各省市(直辖市)的分布(见表2)。由下表可见:环渤海湾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拥有更多的县级市,如吉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都在20个以上,而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拥有的县级市较少。

综合这两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我国县(县级)城市的数量在环渤海湾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省市的差异不大,而与中西部的省份差异相对较大;另外,我国环渤海湾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明显要好于中西部地区。

2.3 县域经济的区域内部差异

我国县(县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地区及省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数量差异,在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以江苏省为例,2002年苏南、苏中、苏北的人均GDP之比为3.74∶1.47∶1,而全国三大经济地带东中西的人均GDP之比为2.58∶1.27∶1,可见,江苏省内部经济差异远远超过全国三大经济带的值。另外,中部百强县(市)在中部六省分布也不均匀,最多的是河南省占39席,最少的是江西省只有5席,区域内县(市)经济差距比较大。虽然河南省是中部六省中县域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但在省内尚有国家级贫困县21个,省级贫困县13个。以上统计数据表明了在各区域内,县(县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差异,有的差异巨大。

三、县级市的小城区、大农村的特征

县级市的建立标准,决定了县级市具有浓厚的农村特征。县级市是以市政府所在地的小城市为中心,以区域内若干小城镇为支撑,并且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点面结合的综合性城镇体系。一方面,农村以城区作为农副产品贸易和加工基地,并依赖城区供应日用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由于受其自身经济能力的制约,县级市只能以周围农村的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为工业原料,同时也以其为产品的销售市场。由于农村和城区处于同一行政、财政体制之中,这就便于农村和城区之间的综合协调,使城区引导、支持农村,农村反哺城市的城乡相互依赖趋势进一步强化。它身处农村而高于农村,这种城乡紧密结合的体制,正是县级市的根本特征。

同大中城市相比,县级市的城市规模和企业规模都小,但也具有“小”的独特优势:一是县级市便于就近利用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资相对大中城市更为节省;二是由于其规模小,城市布局尚未充分展开,因而具有较大的土地利用余地,土地征用或转让费用低;三是县级市的工商企业大多是受到的行政干预和保护较少的小型企业,便于展开市场竞争,不断捉高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从而推动县级市经济较快地发展。

同农村地区相比,县级市的功能比较完善:一是经济结构功能较齐全,财政、税收、物价、金融、工商行政管理等具有综合协调的能力;二是产业结构比较齐全,农、工、商、建、运、服等都具有,有着完善的生产与流通功能;三是基础建设比较齐全,现有的交通、仓储、供电等基础设施,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四是生产要素比较齐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和增殖率。

话虽如此,但对于县级市来说,虽然行政建制变了,但农村人口和面积仍占主导地位,广大的农村区域依旧是一块心病,在“撤县设市”与“切块设市”的争论中,它是最易遭受攻击的。

参考文献:

[1]贺曲夫. 我国县辖政区的发展与改革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2]于鸣超. 中国市制的变迁及展望[J]. 战略与管理, 1999,(5):78-79.

[3]徐梅. 当代中国县政改革出路之探讨[D].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4]刘丽丽,徐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名称变更及其问题探讨[J].人文地理, 2010,(04).

[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城市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28.

上一篇:对农村信用社支持承接产业转移的调查与思考 下一篇:民间借贷日益活跃 “灰色金融”亟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