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

时间:2022-09-21 03:15:32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

摘要:本文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国有银行脆弱性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和基本框架。文中强调了在银行调整和开放加快、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有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的紧迫性。仅靠对国有银行的监管不足以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有效的预警系统必须对综合指标和核心指标进行全面监测。在简介西方银行脆弱性研究现状基础上,详述了其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国际经验及其新进展,最后提出了中国国有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框架体系。

关键词:银行脆弱性;预警系统;国际经验;预警模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1-0052-05

一、银行脆弱性预警的一般功能分析

银行脆弱性预警是指依据有关的金融法规及金融稳健经营原则,选定若干能提前反映银行脆弱性迹象的监测指标,建立模型和区间,进行监测和预警,及早发现风险信号,促使监管当局及金融机构提前注意经营方向的偏差,进而加以防范。

银行脆弱性预警有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预警两种。系统性银行脆弱性预警目的在于及早对系统性银行脆弱性作出预警。其思路认为,银行脆弱性是经济金融发展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经济金融发展与银行脆弱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找出银行脆弱性具有系统相关性的经济金融指标体系,它们在金融市场压力或脆弱性出现之前的表现与正常时期的表现存在系统性差异,通过密切监测这些变量,有可能察觉到过去在脆弱性发生前通常出现的行为模式。从经济金融的角度出发,对系统性银行脆弱性进行预警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主要问题是经济和金融的宏观指标与银行脆弱性的系统相关究竟有多大,这必须深入研究。由于数据的不透明和不规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的水平和结构、法律制度差别相当大,因此,要对系统性银行脆弱性作出正确的预警非常复杂。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真正能对系统性银行脆弱性作出准确预警的模型还很少。专家云集的IMF未能对90年代以来几次大的银行危机作出预警就是明证。非系统性银行脆弱性预警着眼于单个银行的预警。其研究思路认为,发生脆弱性的银行与健康的银行之间在财务表现和行为模式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别,只要找出一些提前反映银行脆弱性的显著变量指标,对其进行严密关注,就可正确地对银行脆弱性加以预警。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其技术路线一般是首先搜集脆弱性银行与健康银行财务数据,比较两者的财务特征,然后根据历史上的相关关系,找出影响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和财务指标,并运用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建立预警模型,设定预警区间进行预警。从监管当局来看,更注重的是对非系统性的预警。

二、银行脆弱性预警国际经验及预警系统介绍

在学术界,银行脆弱性这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批重量级经济金融学家,他们就具体指标的选择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很多重要研究成果(见表1)。

由表1可以发现,这些研究都是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研究发现造成银行脆弱性的根源有:增长率下降,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严重的通货膨胀,汇率波动,股票市场的活动和价格急剧波动,信贷剧增,出口部门业绩变差和贸易条件恶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产出、价格和贸易条件的宏观经济冲击,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都会导致金融压力的形成并成为内在脆弱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的原因。Kaminsky and Reinhan(1998)的研究表明,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有共同的债权人的国家被传染的风险比较高。Frankel and Rose(1996),Sachs,Tomell and Velasco(19961以及Honohan(1997)等的研究则强调了对外借款尤其是外币面值的短期债务对于测度通货膨胀和货币风险程度的重要作用。近来的文献还集中在不良贷款的水平上。如Gonzalez-Hermosillo,Pazarbasioglu and Billings(1997)。Gonzalez-Hermosillo(1999)以经验证据表明,只有同时考虑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CAMEL体系的评估才有统计意义上的依据。这些分析认为金融机构的脆弱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表示银行脆弱性的指标还有分割状况(通常以同业利率差为代表)、存款和M2的比率以及股票指数。Demirguc和Detragiache(19991在对关于这些指标的文献进行评论时提出了对采用以CAMEL体系来判断银行实力的批评。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8)所进行的一项综合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指标不如汇率错位更能解释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往往同时发生,在这样条件下,作为货币危机原因的指标有助于对金融机构脆弱性的评估。但汇率和金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既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这是Kaminsky(1999),Kaminskv和Reinhart(1999)以及Kaminskv、Lizondo和Reinhartfl998)在内的多项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表明,当银行脆弱性出现时,即当货币贬值对银行影响足以毁掉其资产净值时,汇率危机可引发金融危机。因此,以不同程度货币贬值对影响的一组模拟(压力测试)情况作为金融体系稳健性的一个补充指标是有用的。但是,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研究指出,在其分析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的危机中,大约有一半是金融危机先于货币危机爆发。

关于微观审慎指标方面的文献,如Altman(1998)、Sinkey(1978)和Thomson(1991),采用的都是CAMELS评级的分类法。这种建立在资产组合基础上的评估方法,在经验研究中这些变量比宏观经济指标用得少些,因为后者可以获得频率更高的数据。Altman(1968)所做的一项经典研究采用了Z-score模型,这种模型建立在表示资产质量、盈利表现和流动性比率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分析是在单个银行的层次上进行的。许多预警方面的研究都采用分对数/概率单位(Logit,Probit)模型测度银行的脆弱性,但是,这些模型在样本之外探明未来事件的能力有限。Lane、Looney和Wansley(1986)以及Wansley(1991)采用考克斯(Cox)比例危险模型,它能够提供在预期倒闭时间方面的信息,但CAMELS式的模型总体表现欠佳的结论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Gonzalez-Hermosillo(1999)把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结合起来解释银行的脆弱性,其结论是:引入宏观经济变量大幅度提高了只根据微观指标的模型解释货币危机的能力。资本充足率指标提供了关于国有银

行脆弱性的信息。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BCBS)已就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达成了一致,但仍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十国集团(G10)成员国的该项比率从1988年的9.3%上升到1996年11.2%,并不意味着其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健性有什么明显的提高(同上,第17页)。BCBS建议将以监管评估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补充手段,这可能要求更高的资本化程度,并有可能采用不同的风险暴露测量手段,例如采用日益流行的在险价值(VAR)模型。众多经济金融学家围绕银行脆弱性测度指标的选择进行了深入研究,选择和运用的指标越来越多,Kaminsky(1999)运用了多达12个指标来研究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他们试图找出一个合适的核心指标集合来全面反映一国真实的银行脆弱性水平。更科学地预警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尚未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许多机构也纷纷加强了对金融稳健性的研究。IMF 1999年5月启动了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SAP),主要用来判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包括宏观审慎指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等;综合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性、盈利性指标、资产质量指标等,这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观金融稳定性评估方法(见表2)。这些宏观审慎指标包括反映单个金融机构稳健性的微观审慎指标的汇总和与金融体系稳健性有关的宏观经济变量两种类型。微观审慎指标主要是同期或滞后的稳健指标;宏观经济变量是影响金融体系的不平衡的信号,因此是先行指标。当这两类指标都表明脆弱性时,金融状态就处于脆弱状态并面临宏观经济冲击,通常就会爆发金融危机。欧洲中央银行也成立了专门小组开展对银行脆弱性量化分析的研究,将指标分为三大类: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指标:对银行系统有影响的宏观经济因素方面的指标;蔓延因素。最近一段时间内各工业国家和近几年来有过重大金融危机的国家围绕银行脆弱性测度指标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如芬兰、瑞典和美国等。芬兰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可用于预测银行部门发展变化框架的中央银行之一,该框架开发于1990年代初期芬兰银行危机爆发之后,现已正式与芬兰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相连接,该框架综合了大量的宏观经济变量。1997年以来,瑞典银行每半年正式对银行系统的稳健性进行一次评估,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从市场上按部门收集的资料;评估银行系统总利润风险,主要考察(1)战略风险,亦即影响长期盈利能力的风险;(2)信用风险,亦即影响中期盈利能力的风险;(3)对手方风险和交割风险,亦即影响短期盈利能力的风险。美国对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银行系统风险状况的监测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长期以来,美联储根据CAMEL体系评级所采用的变量,汇总单个银行信息资料,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性作出评估。虽然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及监管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对与金融体系稳定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但直到最近还没有几个国家对整体银行脆弱性量化分析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深入全面地研究。

三、中国国有银行脆弱性预瞀模型分析

(一)中国建立国有银行脆弱性监测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中国自身来看,我国经济金融处于大幅调整变动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经受不起较长时间的金融不稳定和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会破坏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必须认真严肃地研究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当前我国关于宏观金融风险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缺乏系统的全局性的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方面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相当落后,包括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对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的研究能力相当薄弱。为了达到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的目的,中国需要一些制度建设来保证及时发现问题,仔细地分析问题,全面的制定政策并迅速有效地执行这些政策和解决问题。建立高层次的国有银行脆弱性研究小组,设立早期预警和监测系统,高度重视对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研究工作,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前提。总而言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银行脆弱性测评系统,这既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

(二)金融突发事件预警和快速处理制度安排

突发事件引发“级联放大”效应,产生“标杆作用”(Leverage),引发“蝴蝶效应”和“羊群效应”(沈致远等,1999)。金融突发事件的复杂性表现在:一是多因素性。二是非线性。影响突发事件的不仅有多因素,而且各因素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即为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事件处理起来比线性的复杂得多。三是不确定性。如何处理不确定性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突发事件是小概率事件,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针对上述特点,对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应采取“多因素前兆法”。在其爆发前,总有蛛丝马迹的前兆,对多种非线性因素进行实时监测,看“能量”的积累是否接近“临界点”,是否存在一触即发、放大机制等危险前兆。研究金融突发事件目的在于因应,因应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要做到“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化解”。主要措施一是对“能量”采用“可控释放法”,即在人为控制下,多次释放小“能量”,避免突然一次释放,产生剧烈动荡。二是采用加入阻尼法,产生“阻尼作用”。当然阻尼不能过分,否则就妨碍正常经济发展。更好的办法是“可选择性阻尼”,即只对那些应予抑制的因素加以阻尼。这样就能使金融突发事件滞后发生,甚至不发生,即使爆发,持续时间也较短,频率较弱,威力较小,最终达到控制风险,减少外生冲突,平抑危机,降低损失的目的。

银监局各级分局都应建立金融突发事件预警和快速处理系统,和非典时期一样,建立突发事件预警预报、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并搭建信息平台,上级分局有权人可以随时查看下一级分局辖内的风险情况,做到信息共享。具体做到:1、金融突发事件信息搜集、传递机制。该系统是开放的,不仅有银监局内部提供的信息,还有其他渠道信息。而且可以向社会公布电话、网址,利用市场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2、分析机制。将线性、非线性杂乱无章的信息梳理分析,先排除影响小的风险因子,将主要精力放在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因子上,并评估其风险。3、处置机制。在风险分析基础上,形成多种处置预案,包括预案的限制性因素分析、可能造成后果、再处置设想以及成本收益分析。4、决策机制。根据多种预案,决策层迅速作出决断,交付实施系统。5、责任机制。明确各层次关联人员的责任。6、激励和约束机制。论功行赏,该奖的奖,该罚的罚。

(三)建立我国国有银行脆弱性测评系统的难点和重点――综合指标设计和核心指标选择

影响国有银行脆弱性的因素众多。在建立国有银行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中,关于指标的选择和分类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有四种分法:一是分为宏观

审慎指标和汇总微观审慎指标两大类:二是分为先行指标、同步指标或当期指标、滞后指标三大类:三是分为核心指标集合和补充指标集合;四是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目前大多数机构和国家持第一种观点,将指标分为两大类,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集合进行研究,但是关于具体指标的构成看法不一。综合指标和核心指标集的开发是设计国有银行脆弱性指标体系的难点和重点,是目前国际金融领域就国有银行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1、综合指标的设计及其计算。

由于国有银行脆弱性水平受许多基本因素的影响,而各种基本因素又各有不同的量纲,无法量化,难以加总。笔者在他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利用各种基本因素的指数以及各种基本因素对国有银行脆弱性的影响度为权重的加权和作为度量整体国有银行脆弱性水平的综合指标,以便清晰地反映我国整体国有银行脆弱性水平的变化及其趋势,但并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n――表示与国有银行脆弱性有关的基本因素数量

FBISit――是第1个基本因素T年的指数

WIBSi――第1个基本因素的权数

FFSt――T年我国国有银行脆弱性水平综合指数

2、核心指标的选择及其构成图解法。

考虑到我国已经加入WTO的现实。本文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在选取指标上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根据国际与国内经济的具体情况包括更多的指标,使预警指标体系具有广泛性;其次,要根据实际经济与金融体系,选以的指标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第三,也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金融体系预警指标体系进行选取时,要注意监测指标的客观性、连续性和灵活性,把它看作由资本市场子系统、银行子系统、外汇市场子系统、金融当局监控子系统和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等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这样,研究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就可以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层层分解,具体从三个层次进行解剖。以银行子系统为例,目前银行子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体系如著名的CAMELS框架,用于监测银行系统的风险状况。其余四个子系统按照同一结构方式展开(见图表)。迄今为此,确定用于研究国有银行脆弱性的指标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随着研究的深入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开发一个规模小一些且更便于监控的核心指标集合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笔者曾经运用18个核心指标对中国1991~2000年的整体国有银行脆弱性水平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具有相当好的解释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在此笔者给出了一个核心指标集合,当然其科学性和可行性还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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