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有一种认真的悲伤

已过不惑之年的骆以军,并非自少即热爱文学与写作。高中时期的他就是一个小混混,交友不慎,吊儿郎当,可世间事就是讲究一个缘,偶然间接触了沈从文、张爱玲、卡夫卡、加缪等人的作品,在文学中找到了感动,自此心甘情愿地耽溺在文学创作中。念大学时,从原先就读的森林系转到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并认识了小说家张大春、罗智成、杨泽等一干优秀的台湾文学创作者,并从他们的文学理念及经验中汲取养份。尤其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张大春,撇弃写实主义的教条,对文本、文字符号产生的深刻质疑,广搜博取而淬炼出的后设小说的手法及魔幻写实的书写策略,在在影响骆以军的小说创作观。

1993年出版处女作《红字团》,同年即获得台湾《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之推荐,虽未出道之作,却自有出尘气象,就中颇可见出骆以军个人对生命的观照,而对人性本质的探勘、生死善恶的诘问与可惊可怖的骆氏题材,已然勾勒出他日后创作的草草大样;同年11月,出版小说《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此书可视为骆以军的进阶之作,从对后设小说的章法把玩延展至对人类生命、宿命、运命的自觉省思,嘲谑的表情一转为深沉的叩问,骆氏文学堂庑愈加深闳。1995年,自费出版了诗集《弃的故事》、1998年出版私小说《妻梦狗》,王德威先生称其为“当代中文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摆脱嘲讽势必要转向抒情,而骆以军的抒情往往令人有“情何以堪”之感,他总能在人所习见的常态生活中窥见人所避惧讳言的惶恐与幽暗,自此其作品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角度并结合自身的感性经验,以奠定其小说书写的最主要特征。1999年出版介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间的《第三个舞者》,获得《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推荐。

2001年,出版争议作品《遣悲怀》,书中以自死的同志女作家邱妙津为沟通对象,结合“遗书体”与“情书体”的模式,大力书写“死亡议题”。他有意将时间与死亡、生殖与爱恋、笑谑与暴虐等等人性之大哉问熔铸一炉,与法国著名作家纪德悼念亡妻之作形成颇有深意的互文,而全书安章谋篇的用尽心力,恰与全书深刻的主题思想相得益彰,被评价推举为“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开创华文书写另一新高度。

2003年的《远方》以第一人称,细述两年前父亲在游历庐山时突然脑溢血,住进江西九江的一家医院,作者偕母赶赴当地抢救父亲的经过──在一干大陆兄长的协助下,细心照料昏迷父亲,同时联络保险公司及飞航单位,千方百计突破医院重重关卡,设法将父亲运回台湾照护。另一方面,描述其妻子即将生产第二个孩子,而他却被困在大陆医院无法亲自陪伴的焦虑;及至父亲回台住进医院疗养,作者携子探望,祖孙三代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与第一个孩子平日在台北各处游走的情形。出入于将生未生,出入于将亡未亡,摆荡在焦灼与等待、舍弃与眷恋、过往与未来之中的骆以军恍如蒙田所言“无休无止,不知悲苦”,必须让自己一一经历、体悟、记忆并最终复述与淬炼出更深沉的生死观照与悲喜经验。

而耗时四年有余,逾40万字,刚刚荣获全球华语文学小说创作最重要奖项之一“红楼梦奖”的皇皇大书《西夏旅馆》以11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骆以军在这部大作中肆力拔高现代小说书写的高度、维度与深度,我们在其中寻找探险,处处发现高度发展的心灵轨迹,而如介绍按语所言那般“我们将会看见原来原来,在猥琐糜烂的败坏中,原来原来一颗心是那么温柔美丽的散射温煦的有如熟透的葡萄酒光泽,从地平线缓缓地升起”。

骆以军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创作者,其身份、教养、气性令其迥异于一般的台湾文学创作者。这种差异,日后还会有更大的不同展现出来。其对文学的执拗与坚执,对小说书写本身的深思与慎思,对题材的大胆拣择与熟练调弄,在在让我们窥见骆以军的内心蕴藏是如何的宽博,笔力又是如何的拥有一种我名之为“浑厚的细腻”,语言之表达又是如何出入在日常与实验之间而获致的一种浓稠与有意的延宕顿挫。而不论其书写能量如何巨大,垦拓出的小说幅员又是如何辽阔,我总觉得最叫人歆服的并非这些小说的技艺,毋宁说在他的作品中总时刻弥漫着一股子“认真的悲伤”与“认真的诘问”,毫不讳言与逃避,毫不软弱与纤细,一任自己与读者在作品中咀嚼这令人难堪却又不舍的悲伤与诘问。

顾文豪

新锐青年书评人。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在读硕士,修读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性喜读书,乐至沉酣,读书之余,写作书评。现为《书城》、《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外滩画报》等多家主流文化媒体撰写文学艺术类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