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村:棚户里的老知青

50年前，他们是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响应精简城市人口，压缩城市口粮的号召，“上山下乡”。30年前，他们回归城市，在复兴村搭棚为居，受困于户口住房。

关于这一“老知青”群体，偶有史料记载，将其称为“失声的群落”。较之“老三届”， “新五届”，他们的故事看起来或许不够波澜壮阔，也不曾被浓墨重彩地解读。

同样作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后辈，至少还有时间和机会上学，做生意，从而改变自身命运。而他们，只能多年来挣扎于“乡村无土地、城市无户籍”的尴尬窘境。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周天喜一样，拥有着看似普通平凡的人生，背后的无奈与艰辛无人知。

如今，他们被困在城市的村落中，如同村落本身一样，近在咫尺的繁华，却又远在天涯。

我们所讲述的的故事，并不能囊括这一群体所有的青春热血、中年艰辛、暮年残梦，只愿有人记得他们曾为时代牺牲过。

更多的人已带着遗憾长眠地下，活着的人理应有更好的未来。

她想有个能“闭眼睛”的地方

晚饭后，75岁的胡桂云会出门散步。她去年拿掉了胆脏，所以这一路，她步履蹒跚。

她通常怀揣心事，扶着水泥扶手慢慢走下阴暗的楼道，跟路边的邻居闲话家常，吐露心事。二十年来，她的头发变白了，身体不如从前，但她的心事如同周遭的景致一样，并无多大改变，都是一副郁结的样子。

雨天时，这里显得更落魄，三到五层的小楼房参差错落，杂乱的电线在逼仄的楼房空隙间交错，有流浪狗倚靠在门户前的破旧沙发旁避雨，女人们聚在缺了一个脚的台球桌旁织毛线、嗑瓜子，三轮车驶过，飞溅的泥水弄湿了路边售卖卫生纸的小摊。

胡桂云走出杂乱的小区，沿发展大道高架桥一直向前，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一路高楼林立，南边是有正在打造的王家墩商务区，西边的各种现代化建筑摩肩接踵，距她家不远的某楼盘现在每平米过万。她用四十分钟走到汉口火车站，坐公交车只有两站路。

暮色四合时，霓虹灯在她的瞳孔里扑朔迷离。她开始往回走，这段走了二十几年的道路，她并不陌生，却始终有一种距离感，似乎这里从未属于过自己。

回到这个叫做“复兴村”的家，外面的世界与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当她看到收工回家的小儿子时，心事更重了——何时能够离开这里，住上廉租房。

这是她毕生最后的心愿，对她来说，有了廉租房，就意味着41岁的小儿子还有成家的可能，“虽然我们是武汉人，但是因为没有房子，小儿子一直没有找对象。”再者，自己也可以有个最终闭眼睛的地方，现在的房东是绝不会允许年事已高的她，死在这里的，“随时都有赶人的可能”，尽管她已经在此住了十几年。

这里曾是棚户区，一度被称为武汉的“贫民窟”。从卫星地图上看，它卡在林立的高楼中，房子低矮地有些突兀，气势如虹的发展大道高架桥让它显得更落寞。

复兴村社区，位于江汉区西北部，解放大道北，青年路西侧，由复兴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合并而成。

早前姚姓人家在此首居，称姚家墩。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期间，日军在附近的王家墩修机场，强迫村民外迁，该地沦为荒地。抗日胜利后，村民返回重建家园，改名复兴村。1980年，复兴二村并入，藕塘、菜地，以及60余户，约300人的菜农构成了复兴村雏形。1985年，汉口火车站破土动工。次年，市政府整治黄孝河，沿岸600多棚户3000余人迁入复兴村，仍然以种菜为生。

今天，这些最初的菜农是“贫民窟”中的有产者，比如胡桂云的房东，他们中绝大多数拥有三到五层的私人楼房，这让更多的像胡桂云一样的“无产者”，十分羡慕。

这些无产者们，多为6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武汉市下放到农村的职工和居民，于80年代初期和中期携家带口返回城市，在此栖身落户。

几乎没人记得是谁在这儿搭建了第一座牛毛毡棚，甚至许多武汉本地人也并不知晓这一村落。在为数不多的官方资料中，有记载称：复兴村棚户区的迅猛扩大，源于政府给原住在黄孝河两岸的部分返城人员解决了住房和户口问题。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武昌八铺街一带的返城人员获悉后，联络住在汉阳和江岸两处有相同情况的返城人员，率先在这一地区搭棚落户。随后，分散居住在武汉三镇的返程人员，纷纷涌向复兴村占地搭棚，迅速将原来的荒地填满。

据统计，在当时约60亩的土地上，居住着1000余户，约8000余人，形成了早期的棚户区。这些返城人员，也是现今复兴村的主要住户。

“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

1962年，周天喜带着老伴胡桂云，两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儿子，从武汉市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农村。在此之前，胡是武昌某国营饭店的服务员，周是汽车司机。

此时，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城市人口粮食供应不够，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鼓励农业生产，并适当缩减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

湖北省委要求武汉市有计划迁移20万到40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武汉市委作出了压缩城市人口、压缩城市粮食销售定量、组织劳动力上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

这是第一次有计划的，成规模的城市人口上山下乡运动（1955年至1961年，有少部分城市人口自愿去农村）。下放对象包括工厂工人，单位职工及其家属，和城市无业人员。

和周天喜同一时期下乡的人有很多，属于“城市居民下乡”。比起1966年之后的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被称之为“前知青”，全国约有130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又被称为“无声的群落”，而不像后来的“老三届”一样被历史赋予浓墨重彩的记录和解读。

“周天喜们”下乡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政治背景清白，像周这样响应单位号召——精简工厂职工，为城市减轻负担，自愿下乡的人员居多。“那时我们就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把自己拧在哪儿。”

没去之前，周天喜想象中的农村，是像电影《朝阳沟》中的农村一样，风景如画，生活惬意。电影主要讲女主角自愿去支援农村，实现了人生价值，最后将城里的母亲也接去农村共享天伦的故事。

周被这个故事打动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尔·柯察金是他的偶像，在他心里多少存在一些理想主义情节。只不过他的大学专业是市场经济，而当时计划经济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有些超前，派不上用场”，最后，他决定将一腔热血撒到农村这片更为广袤的土地上。

胡桂云的想法比较简单：“农村有地，有大米吃，城里吃不饱。”当时，周在城里每个月的粮食是35斤，其中有两斤拿去支援灾区，还剩的33斤大多是杂粮，主粮只有6斤左右。

最初的几年，胡桂云觉得下乡是英明的，她确实不用再饿肚子了。她从一个将“麦子当韭菜”，什么农活都不会干的城里人，学会了割麦锄地，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晚上摸黑种自家菜园，并盖起了砖房。周天喜是生产队的记工员，不算太累，还能挣到足够的口粮。

但是，四个孩子的陆续出生打破了最初的美好，胡桂云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挣工分，却一直都是“超支户”，分给他们的口粮永远填不饱一家八口的肚子。

她感到劳累又茫然，在后来的“老三届”想办法回城时，她甚至没有精力计划回城。“每天想的都是努力干活，挣工分，不饿肚子。”再者，前两年城里的领导不时下乡慰问，说好的三年回城虽然没有兑现，但她觉得总归有那么一天。后来，领导来了不承诺了。再后来，领导不来了。

更多的人，尤其是后知青们（1966年之后下乡，包括“老三届”，“新五届”、“后五届”），都在不择手段回城，比如伪造病历的“病回”，托关系走后门在城里找工作；甚至有女知青为了一个回城名额向干部奉献自己的“身体”；而男知青们，即便已经和农村姑娘结婚生子，却不敢登记领证，只为了脱身回城。

云南知青们集体抗争，罢工、卧轨、绝食等方式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掀起了知青返城潮。

但这些，与周天喜无关。他不曾动摇，也并无后悔。“想想保尔·柯察金，我在农村至少还是有吃的，虽然不够。想想那些上前线打仗的人，更没有退路，而我们最终不是回来了吗？”虽然农村有限的煤油，让周天喜已经不能在夜间阅读“保尔·柯察金”，但他仍然捍卫“农村”这一自己早先理想的战场。

他们仍然相信，现实与明天就像他们所唱的《武汉知识青年之歌》里的歌词所写的那样：随着那太阳出，伴随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用我们的双手改造地球，修造宇宙，光辉的明天一定要到来。

但是，随着的取消，农村实现分田到户，彻底粉碎了周天喜早先的理想。如果不是失去土地，也很难说他是否会回来。这从回城之后，因为安置问题，周天喜前去上访，和领导的对话可以略知一二：“当时领导说，现在城里面没有工作可以安排，你们应该在农村就地安排，我就笑了，我说领导啊，那你应该早点这样安排，如果现在农村还有，我还有地可以种，你让我回去，我马上就回去。”

农村不再需要“周天喜”们，他最终还是回来了。此时，知青返城潮已经退却，这批于80年代初中期返城的一代，没有单位接收，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收归公有，如此便导致了他们没有户口和住房。“没谁安排我回来，但也没有谁不让我们回去”。

“周天喜们”抱着房子和户口迟早会有的这一侥幸想法，拖家带口来到复兴村占地搭棚，过了将近十年的“黑户”生活。

这些“黑户”中，也不乏在农村有地有家的人，他们有个农村户口的老婆或者老公，或者孩子嫁给了农民。这些人并不像周天喜一样无路可退。

“为了孩子嘛！城里总归还是要好些的。”将近50岁的一位被左邻右舍称为“季师傅”的人这样感叹，当时他随父母下乡还是几岁的孩童，回城时已经娶了一个当地的农村姑娘。“宁可回城扫厕所也不愿呆在下乡地”，这句话在知青圈子流传甚广，只是季师傅没料到，回城之后那么艰难，为了工作、户口、房子、社保，数次上访。

“现在，农村多好啊，钟祥多好啊。”张正文（化名）是随岳父一家回城的，他本是钟祥农村的当地人，他回忆称当时在家乡自己开拖拉机，住房宽敞的情景时感慨到。

可是，回不去了。

棚居中的“黑户”生活

回来的光景并不好过。人们挤在泥的、板的、铁的、毡的各色小“屋”中，乱拉电线，宛如蛛网。棚与棚相连，道路不畅，沟道不通，污水横流，垃圾成堆，蚊蝇成群。

随父母下放回城的梁凤娇就是在这样的小屋中，举办了婚礼，1989年，她的女儿在这里出生。当时的她也并不觉得太糟糕，因为比起邻居们来，这是个幸运的姑娘。父母将她供到了高中毕业，认字，会做生意，在工厂门口开了小卖部，卖香烟和汽水，能维持生计。

她的同龄人大多从事着卖菜，打临工，甚至捡垃圾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户口，在城里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周天喜的六个孩子中，除了一个女儿读完初中以外，其余的鲜有读完小学的，小儿子只读完一年级：“40多岁的人了，还在打临工，挣不到钱，不能买房子，所以至今也没有结婚……”胡桂云谈到小儿子时，几度落泪。“以前，只要说是复兴村的，都很难讨到老婆。”复兴社区办公室一郭姓工作人员说。

在本该上学的年纪，为了吃饱饭，周天喜的孩子们刚懂事就开始挣工分，放弃了上学的时间。大儿子十岁去守稻谷场，大女儿十一岁去水库做工，二儿子十岁开始放牛……

回城后，这种状况愈发严重。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学校可以接收孩子。周天喜的孩子错过了教育机会，但他还是四处活动，最终在村里组织建立了自立小学，他是名誉校长。

即便是季师傅这样在农村当过老师的人，回城之后，受到户口的限制，也只能倒腾着卖鱼。后来，他也加入了踩三轮车的大军，汉口火车站的兴建，使三轮车一度成为这里绝大多数人养家糊口的工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三轮车，他们每天都去火车站拉乘客货物”。2003年，武汉市整顿市容，三轮车被禁，每辆车的补贴是4000多元钱，全村的“支柱产业”一夜沦陷。

现今，仍然有三轮车装载杂物或者垃圾在街头巷尾穿梭，管理者与他们心照不宣。

“三轮车不是被禁了吗？”

“切，那我不拉三轮，谁养我啊，喝西北风啊！”三轮车夫面对我的疑问，满腹怨气。当我想跟他打听一下周围60年代初期下乡的老知青时，他甩出一句：“死得差不多了！你别耽误我做事，我还要挣钱！”背影便消失在杂乱的街头。

在武汉原新疆兵团老战友情系天山联谊会的公开资料中，当年返城的“黑户”被重点提及。这些人的年龄返程时一般都在30岁左右，通过做点小买卖，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但快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因年纪偏高，打工没人要，自身也逐渐失去劳动力，干不动体力活；随着城市管理的规范，一些小买卖也做不成了，生计便成问题。

2000年10月下旬，第三届“原新疆兵团老战友情系天山联谊会”召开不久，部分生活无着的当年支边青年聚集在一起，开始了为争取基本生活条件的上访之路。

从那时开始，历经两年的上访，武汉市社保局下发了关于解决这批援疆返汉无业人员进入社保的问题，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后的生活才得到基本的保证。时隔3年，经过他们继续上访，医保问题也解决了。

周天喜们并没有一个像这样的组织，他们只能联合复兴村居民数次上访，为户口和住房。但是他们没有新疆兵团老战友们幸运，仍然有一些人老无所养。

1991年，季师傅拿到了一个封皮是绿色的临时户口本，一家人中只有一个户主。季师傅在这个过程中吃亏不少。因为当时的小孩户口随女方，季师傅的老婆是外地人，即“半边户”，那么他家的小孩便不能上户口，直到1998年，小孩才全部被纳入到正式的红色的户口本中。而后来的棚户区房改，又与户口息息相关，很多半边户家庭都遭遇了麻烦。

1992年，因乱接电线导致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火灾，70多家棚户烧毁，500多人无家可归。大火之后，政府将复兴村棚户区改造提上议事日程，一期建设的四栋楼在一年之后封顶。

1993年4月18日，复兴村发生了第二次火灾，520多户人家的1000多棚居化为灰烬，3600多居民成为“无产者”，一名四岁的小女孩丧身于此。

“当时并没有很慌张，铺盖卷一抱，就出来了，因为穷的本身没有什么东西拿嘛！”周天喜回忆说。对于他们来说，这场火灾带来的好处甚至远远大于灾难——空出的两万多平方米为棚户区改造腾出了“位置”。之后，棚改工程全线上马。

新建的小区房，便是现如今大多数人的住所。当时的政策是“先集资先住房，后集资后住房，不集资不住房”，集资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有正式户口的，人均花350元钱便可分到7.5平米的房屋面积，半边户需多缴纳150元钱，即500元才能分到同等大小的面积。

1995年春天，第三次大火再次袭击了这个灾难深重的村落，这一次，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大多数人住进了新房。

分房的那一年，胡桂云生了场大病，失去了购置新房的财力，所以至今她还与小儿子挤在出租房中。好在其他五个儿女已经成家，买了各自的新房。现在老两口不得不“分居”生活，周天喜随大儿子一家三口，挤在当时分的20多平米的房子中。

据复兴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像这种“几代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的情况在复兴村并不鲜见，甚至四世同堂的都有。房改所建的房屋多为筒子楼，一家住户面积至多四五十平米，人们在狭窄暗长的楼道中生煤炉，晾衣服，公用一个卫生间。

“申请廉租房的太多了，别的社区估计就只一两家，我们社区有一千多家。”社区办公室主任每天上班时，办公室总是排着长队。而她下班时，尽量不走社区的主干道，本来就三分钟的路程，走完需要三十分钟，因为这一路上总有左邻右舍拉住她问廉租房的事情。

她觉得没有哪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会有像他们这么多忙不完的事情。“我很理解他们盼望廉租房的心情，可是武汉市的资源也很有限，落到每个人头上，总是需要经过各种审核程序，来判断个体情况的轻重缓急。”因为低保等事情的处理，我们的采访也一度被打断。

复兴村是低保大村，周天喜夫妇便依靠低保维持生活。同时，他们找亲戚借了两万六千块钱，买了居民社保。

每当想到迟迟不到手的廉租房，胡桂云便心生抱怨，周天喜会打断她：“别说了。”她便收起怨气，转而说：“国家的政策还是挺好，政府对我们很照顾，我们还是相信政府的。你看，上个月，他去医院看病花了1700多块钱，自己只掏了67块。”

可是，当话题再次绕回廉租房，以及上山下乡时，她仍然很激动：“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响应号召下乡，可是为什么不给我算工龄，我最后还是得吃低保，自己掏钱买社保呢？”

能让她心情愉悦的，只有摸得着的未来。采访是在胡桂云的小女儿家进行的，老人坐在这个三十平米小屋的沙发上，指着挂在床头的照片——那是她正在上大学的外孙女说：“成绩蛮好，考一本只差两分呢！”

这个客厅和卧室合为一体的屋子干净而简陋，靠窗的外间是厨房，并被隔出了一个大约不到两平米的书房，那是小姑娘学习的地方，墙上挂着她心爱的吉他。

比起胡桂云来，周天喜更加释然，他最后的愿望并不包括廉租房，只是——多活几年。采访完后，他下楼，坐在不知谁家扔在道路中间的旧沙发上。

任思维在棋盘上脱缰，是他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只是此刻，他并没有置身沙盘，而是安静地看着远方簇拥着的棋友。

他大概已经很久，没有与人诉说过遥远的过去和现时的荒诞，有些累了。毕竟，和他一起走过的人，大多数早已长眠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