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

摘 要： 郭沫若和华兹华斯是中英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华兹华斯重视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息息相通，不追求奇特的想象和夸饰，不让放纵的感情扼杀真和美，认为浪漫主义诗学在过分强调个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歧义，而郭沫若则追求狂放的自我扩张，表现出一个个性极端膨胀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关键词： 郭沫若 华兹华斯 浪漫主义

一

郭沫若（1892―1978）和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是中英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相距一百多年，但面对的社会矛盾和诉求有其相似的一面，都要求冲决长期以来的专制社会对于人性和文化的束缚，都要激活一切在陈规陋习下僵死了的鲜活的生命力，都注重自我，注重精神和神性，都热烈地讴歌和抒发一切属于个人的感觉、情怀，都敏感于所描写的生活事件。

可以这样说，是泰戈尔、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煽起了郭沫若热爱文艺的心火，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使郭沫若“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1］（143）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郭沫若虽然远居国外，但是他最深切地感应到了时代的心音。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昂奋。他不仅立即组织了以“排日”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夏社”以响应国内运动，而且立即以本名和“夏社”的名义连续写出文章发表在1919年10月上海出版的《黑潮》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一面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疯狂侵略中国的行径，一面呼吁同胞迅速奋起，担负起救国的责任。

他这一宝贵的爱国热情，紧接着在《匪徒颂》、《凤凰涅》、《晨安》、《炉中煤》等诗篇中燃烧起来，含着血和泪一起燃烧。他控诉帝国主义的，诅咒祖国的黑暗，还把祖国比作他心爱的姑娘，他的“眷恋”之情像炉中煤一样烧得通红。

郭沫若显然是一个极富激情和理想的革命派和浪漫派，正如他说蒋光赤在“浪漫”受到攻击时，公开宣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更好的什么的，这种情况便是浪漫主义。”［2］（244）

华兹华斯在青少年时受到的思想资源和对革命的向往与郭沫若有大致相似之处。但他没有郭沫若那样深受母亲和哥哥的教诲和爱护，八岁丧母，十三岁丧父，靠了舅父的接济，才于1787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逐渐接受法国启蒙思想。此前他能成段背诵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毕业前一年即1790年的暑假，他沉迷于卢梭的思想之中，故与同学一道去法国等地旅行。在法国，他亲眼目睹了法国人民欢庆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的情景，一年前的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诗人心中唤起了激情。这种激情虽然因为法国革命最终没有实现“平等自由”的理想，因而――

你们涌上去观看的，不正是

一根在风中颤抖着的芦苇？

王公贵族、政客、律师、缙绅之辈，

病的、跛的、瞎的，不分显要寒微，

好像全一个德性，匆匆赶去法兰西，

带着新的贡品，叩见刚登基的皇帝。

……

――《一根风中颤抖的芦苇》［3］（188―200）

但诗人仍然憧憬着让“自由和伟力”来改变当时的英国。他在《密尔顿，你应该……》一诗中呼吁：“密尔顿，你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今日英国，多需要你那样的伟才。/她已变成了一湾泥淖，一泓死水/祭坛、刀剑、文明风俗和豪门巨富/已保不住英国人往昔的/得天独厚的内向的幸福。/啊，请回来使我们从自私中奋起/给我们以道德风范，自由和伟力。/……”［4］（188―200）

当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雅各宾时期的恐怖政策面前，在英国的腐朽现实面前，华兹华斯的世界观经历了最激烈最复杂的斗争，也是诗人游荡不定的时期，对启蒙主义的信念也不无怀疑和动摇。于是他回到湖区，并与柯勒律治、司各特等往还，过上了理想的“田园生活”。他也怀着同情的心理和静观的哲学观察贫苦农民的生活。他满怀乡愁，写下了《采干果》、《露丝》和《露西》等组诗，同时开始写长诗《序曲》和《孤独的收割者》、《不朽颂》等名篇。1807年，他出版两卷本诗集。1815年后逐渐稀薄，1835年后则几乎不再发表作品。他似乎显得低调和退化，即使最激情的歌唱也充满节制，在这一点上与郭沫若简直有天渊之别。但他却是公认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之一，英国文学史家一般倾向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人像安诺德一样，把他置于拜伦、雪莱、济慈之上。著名评论家德・昆西则说：“1820年之前，华兹华斯的名字给人踩在脚下；1820年到1830年，这个名字是个战斗的名字；1830年到1835年，这已是个胜利的名字了。”［5］（161）

二

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因人而异，正如歌德所言：“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世界……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用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6］（221）同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骄子，华兹华斯强调自然美，柯勒律治以植物的自然成长来比喻诗情的自然而至，雪莱强调善的美，济慈则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强调真的美。济慈是与华兹华斯比肩而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理论散见于一些诗作和《书信集》中，他在《希腊古瓷颂》中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济慈认为，由于诗人处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一定要强调想象所攫取的美必须是真实的。

对于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华兹华斯与他同期的英国同行取相近的步伐。通观华氏的所有诗歌，没有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和环境，而是选择普通生活中的事件和微贱的田园生活，以及下层人民如个体农民、破产农户、小艺人作为诗歌主人公，即使是歌颂黑人革命领袖的《致杜桑・卢维杜尔》一诗，那诗情也仅是自然流出，没有特别的夸饰，最壮丽的诗句也不过是“还有天空，大气和土壤/是高举你的旗帜的力量。”（《诗选》，第194页）

华兹华斯意识到浪漫主义诗学在过度强调个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的歧义，于是他力图把诗人主观的“目的”和读者主观感受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诗人的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的息息相通，要做到“诗人唱的歌全人类跟他合唱”。［7］（161）诗歌本来具有超越个人感情的属性，但华氏仍然在强调着共性，这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个人感情的放纵可能扼杀了诗真和诗美。

郭沫若与华兹华斯迥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表现在诗歌中炽热的个人情感和个性主义。“五四”前后，个性主义在一切传统的重压中有过相当的革命意义。就在这股要求个性解放、呼唤个人自由的社会大潮中，郭沫若带着他的芦笛登场了。他的声音雄浑高亢，迥非寻常。他诉说了人的个性被束缚，被压抑的痛苦，对摧残和扼杀人类自由精神的封建制度发出了强烈的诅咒。他高唱“自我”之歌，他热烈追求“自我发展”、“自我扩张”，凡是读过《女神》的人，谁能忘记那个“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歌者？谁能忘记那只不停地在飞奔、狂叫、燃烧着的“天狗”？谁能忘记凤凰的自焚？谁能忘记诗人在梅花树下的醉歌？那便是郭沫若的“个性解放”。我们看到，他的追求是那么大胆，那么狂放，真是快要狂了。《匪徒颂》共六节36行，感情强烈的惊叹号就有42个。再看《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背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经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8］（191―192）可谓灵感爆发，炽热的情感完全进入了迷狂状态。这是一个自我极端膨胀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郭沫若和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个人情感与个性主义色彩的迥异，除了他们对浪漫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外，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郭氏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性，而华氏“后期的政治思想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9］（132）

二是郭氏以“唯能论”观点解释生命。

这是过去郭沫若研究中很少言及的郭氏早期的《生命底文学》：

人类生命中至高级的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脑作用底总和。大脑作用底本质只是Energy底交流。

一切物质皆有生命。无机物也有生命。一切生命都是Energy底交流。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底交流。

接着，郭氏说明了文学与生命的关系：

Energy底发展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

Energy底发散在物质如声、光、电热，在人如感情、冲动、思想、意识。感情、冲动、思想、意识底纯真的表现便是狭义的生命底文学。［10］（62）

这就是“唯能论”。郭沫若以“唯能论”的观点解释生命，把“精神作用”说成“能底发散”，就混淆了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生命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唯能”，而在于物质运动。文学是精神现象仅是第二性的，社会生活即物质是第一性的，郭氏把文学说成“能”的发散，如天狗凭借“能”穿越一切，这就把“能”看得高于一切，把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混同起来了。

三

对于主观性的重视，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但是，不能向内心开掘趋于极端而显得畸形、变态。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感叹：“德国的浪漫主义病院里收容了一些多么古怪的人物啊！”甚至说它“从其源头来说就中了毒”。［11］（8，12）

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越来越不满这种泛滥的情感宣泄。浪漫主义诗歌备受新批评的责难，艾略特是始作俑者。他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认为诗人的思想（the poet’s mind）在创作中的作用如同催化剂，并未参与到各类文学、哲学，经验的材料在“非个人化的实验室”被加工，发生“化学反应”而成为诗歌的过程中。［12］（26）这表示，浪漫主义的情感宣泄和挥洒是为艾略特所厌弃的。

我们所以持相似的看法，乃是觉得放纵的情感内容超出了客观的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精神溢出了物质，理念压倒了形象，即便感到了美，却又远离了真。郭沫若的《女神》即是理念的心灵内容大大超出了客观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主体性的无限扩张，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女神》中的“我”几乎征服、占有了“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他“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我”像北冰洋的晴景一样壮丽，像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太平洋那样蕴藏着无限神力。郭沫若诗歌中那种罕见其匹和超越一切的力量是故意通过一种粗糙的形式来表达的，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归来并且在1926年创办《诗刊》的时候，那场严肃的革新――特别用诗歌韵律美抗拒粗糙形式方面――才算是开始上路。

上世纪前期的中国新诗对浪漫主义的理解确有其片面性，正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１３］那时，把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看成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必须，因而出现了形式的粗糙和内容的空泛。对此，茅盾也说：“因为是一般地要求着自由，就造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破弃一切传统的束缚。”［14］（89）

反传统、革命、幻想、夸张、个性主义、英雄主义是郭沫若诗歌的特质；而华兹华斯却重视传统，重视小人物、和平、宁静、真实，最大的特点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尤其是在目睹了法国的“革命”以后，他说过“革命不像自然那样给人带来纯净和和谐”。［15］（61）华兹华斯全身心地把目光转向了远离暴力血腥的牧歌式田园风光，山川、田野、野鸟、野葡萄、野蔷薇、高天的云雀、幽思的夜莺、娇小的蝴蝶，无不引起诗人极大的兴趣。且看他的《致蝴蝶》：

我整整半个钟头看着你，

你在那朵黄花上歇息，

小小的蝶儿，我真不知你

是在安睡还是把花蜜吮吸？

纹丝不动，即便冰封的海洋

亦不过如此凝然静止！

……

――《诗选》，第35页

大自然和小生灵的平和、安宁给了诗人极大的满足，也给予了他敏锐的诗心。正是这种诗心，他把窥探麻雀窝当做拜访麻雀的闺房，把野鸽的“咕咕”叫声，既看成是我们对它的呼叫，又是它原来的啼音，也是它孵卵时最喜欢倾听的声音――因为它标志平静安闲的满足。

华兹华斯也要求所有诗人应“是一个天生具有更强烈感受力，更多热情”的人，“由热情给心灵灌注灵气，真实就是它自己的证明”，这需要“对于人性有着更多的知识”，“比任何人还要喜爱自己的内心的精神生活”，因为“诗的目的是为了真理”。［16］（5―19）

真理并且真实，这才是最高的美。这至少消除了浪漫主义在艾略特等人眼中的缺陷：“夸夸其谈的辞藻，玄奥抽象的思想，生硬粗糙的感觉。”［17］（45）

参考文献：

［1］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1）：143.

［2］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44.

［3］［4］谢耀文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188-200.

［5］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1.

［6］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21.

［7］刘象愚主编.外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1.

［8］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191-192.

［9］Aidan Day.Romanticism［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6:132.

［10］凌宇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62.

［11］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册）德国的浪漫派［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John，H.Selected Prose［M］.London.Penguin Books，1963:26.

［13］李欧梵.文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4］茅盾.两洋文学通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89.

［15］Stopford，A.Brook.Naturalism in English Poetry［M］.Dotton Company Republished，1974:61.

［16］谬灵珠.谬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19.

［17］张耀军，古克平.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