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容忽视的3个风险

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从“较快”转向“较好”，应该以结构调整为主：近期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下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应该特别关注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膨胀和与两类膨胀密切相关的流动性过剩三个问题。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态势。2006年11月份由于粮价上涨，CPI的数据显示通涨指标有上升的迹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在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下，适度通胀也有利于调整经济中一些矛盾和内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长率显示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明显，7月份更是达到十年来的新高5.6％。

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表现，高通胀高增长就是偏热的表现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就应对CPI预期上升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制定相关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猪肉和一些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否会成为引发通胀上升的扳机。

一般来说，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收购环节，应该是直接向生产者传递供给不足的价格信号，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的需求预期，在最短的生产周期内使供给得到调整，达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流通环节，就可能不仅仅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出了总需求，就会出现价格水平上涨的现象。这种纯粹价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造成的，特别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那么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不是孤立的现象，钱多了可能会使价格上涨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其他商品。这样会进一步推动CPI的上升，也推动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了。食品类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

其次，粮价上涨是否是自然灾害的短期影响。如果粮价上涨只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所致，粮价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粮价上升与国际粮价上涨有关。中国的粮食进口越来越大，国际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许多原因，粮食供应大国(比如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灾害减产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粮食库存去年几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点，而国际粮价只是1974～1975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国际粮价再次发生20世纪70年代库存不足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国内的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恐怕就不能忽视了。而且由于粮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业需求的增长，美国宣布要把其国内玉米(1676，5,0.30％)种植面积从7％增加到15％，这样会减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价格。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石油价格以及化肥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些都有可能通过粮价上涨变成决定通货膨胀预期上涨的刚性因素。还有各种因素带来的工资上涨，也是通货膨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关注，应该重点放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的变化，这会影响对通胀上升趋势的判断，把握不准确会错过调整通胀的时机。同时要关注价格上升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形态的表现，这会影响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判断失误会使政策的针对性，进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大为降低。

为了防止经济运行中货币总量超过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调整经济偏热的态势，要坚持对冲新增流动性，特别是要对冲新的资本流入。在必要时，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关注流动性增量的同时，要注意过去没有完全对冲所积淀的存量流动性。适当调整加息的频率，从总需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货币总量，超前治理通货膨胀。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以协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动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一些改革中的银行和国有机构注资，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动性的作用。对于低保人员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社会对通胀上升的担心，也有稳定通胀预期的作用。应加强价格信号向生产者的传递，降低季节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对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

对于国际粮价变化，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我们并没有土地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农业产品市场方面，从成本和技术方面似乎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粮食进口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应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战略的思路，实施像解决石油问题一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投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业生产机构：是否能够购买外国的农场；是否可以租种别国的土地，比如菲律宾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芜的；是否可以同非洲进行农业劳务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环节，减少中间环节：等等。这些跨国行为最好是民间行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价格膨胀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近十几年来爆发的经济危机，都具有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特征。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当前，我国资产类市场的情况和大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日本推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大外贸顺差，跟美国人发生了很大的贸易摩擦。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场迅速全面开放。对内部来说，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日本的支柱制造业发展需要某种调整，特别是其没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发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里面。对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近3万美元，日本人充满信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日本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与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在当时日元升值的预期下，资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资产价格。日本当时有“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日本京都、东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价上涨了280％。股票市场从一万点涨到两万七千点，最后涨到了四万点。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觉得不行了，开始利率调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压破了。当年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地价下跌了46％，最后整个经济一蹶不振，走进“失去的十年”。

日本当年没有处理好资产类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积累的巨大风险，犯了很大错误，最后导致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中国付不起这种代价。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持有人民币资产，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轮番上涨。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对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仍难以遇制上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种认为政府调控土地的政策不对，并笼统地提出应该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有很大的误区。

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不是一般商品市场，资产类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与一般消费品的供求均衡关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数的限制。市场商品供给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场就会达到供求均衡，价格就稳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对于住房市场，要区别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需求是“居住需求”，属于实际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满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类需求是“投资需求”，或者叫“赚钱需求”。这类需求属于非实际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换句话说，这类需求是以价格差异为目标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供给”水平能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因而也就没有均衡价格。特别是这种无限需求，在流动性过剩困扰的银行信贷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产循环抵押贷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资，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所以“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在意价格不上涨，“赚钱需求”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的“供给”，可能会把价格越推越高。在两类需求市场没有分开的情况下，“赚钱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会把平均价格拉高。用增加供给来抑制“赚钱需求”市场的房价可能适得其反。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两类截然不同的需求划分成两个市场，即“居住需求”市场和“赚钱需求”市场。两个市场相对分割，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会产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响。

在“居住需求”市场上，应该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给。政府应该主导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控制地价、房价的合理定价，严格把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购买和租住条件，保障公平。银行可以增加对“居住需求”的信贷，增加对“居住需求”的开发商的信贷。相信围绕“居住需求”的信贷业务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只要严格对“居住需求”住房的规则严格把握，银行的风险也会小一些。

在“赚钱需求”的市场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预价格，但是要严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招标规则，“赚钱需求”市场上的土地不能给任何政策优惠，完全进行市场竞拍，出高价者胜出。二是要切实落实房屋“封顶”才能销售的规定。三是严格控制“赚钱需求”贷款，限制银行向炒作房地产赚钱的人贷款。四是完善税收体制，加强各类税收的管理。只要坚持这几个原则，无论“赚钱需求”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选择，风险也由开发商和需求者分担，而不仅仅是银行承担。

当前，不能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为理由而放任银行为“赚钱需求”进行贷款。日本当年泡沫破灭，引起银行业全面崩溃的巨额坏债，基本都是在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信贷大量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所致。

现在有一个困惑，银行现在50％的信贷是对房地产的贷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赚钱需求”的滚动贷款。日本当年也有对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但是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破灭后，银行业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股市也是“赚钱需求”市场，目前市场也有靠增加“供给”调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动性过剩、资金非常充裕、投机氛围很大的市场环境中，“供给”的大幅增长可能会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弄得不好，会重演台湾股市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静。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不能拿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特别有意义。近期应该特别关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的价格膨胀带来的风险，防止以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表现是两个，传统的表现是通货膨胀，“近代”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已经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迹象，因此要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

首先，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这个现象由全球资产价格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大涨而充分表现出来。股市上涨更是全球性现象。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金融资本在快速流动中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有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有关。2006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非贸易和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全球金融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涌进中国，使中国外汇积累不断上升的同时，通过结汇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了中国，M2或者M1甚至两者同时增长，完成了国际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接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国际资本争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能需要防止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双重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从根本上来说，要从国内的结构调整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宏观上进行储蓄与投资的差异调整，减少政府储蓄和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居民为将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审慎储蓄”，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外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顺差造成的新增流动性。

微观上进行出口企业的成本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环境成本、员工基本卫生医疗体制、退休金个人账户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工资等方面，应进行强制性的完善，在调整国际收支和减少流动性的同时，也把利益留在国内。

近期通过税收的减免进行出口产品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的生产从中间产品进口环节和产品出口双管齐下的限制，应该得到坚持。

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认识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面对的情况，会更全面更深刻：对流动性过剩流入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流入带来的影响和最终结果，会有更充分的准备。短期内，中国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利用国际的多边平台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共赢。长期来说，中国需要立足国内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调整，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内外失衡的状况，加大经济体系的弹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