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是中华民族心腹大患

2015年6月，国家环保部公布《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给出了“2001―2014年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总体水质年际变化曲线图”（见图1）。

图1 2001―2014年中国主要河流总体水质年际变化曲线图（资料来源：国家环保部《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公报》对该曲线图的解读是：“2001―2014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总体水质明显好转，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32.7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21.2个百分点。”

笔者在写作《人口困局》一书时，全面、系统地研究过我国最近30年水污染状况（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近海）及其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最近20年是水污染形势迅速恶化并逼近爆发大规模水危机边缘时期。因此，笔者对《公报》关于我国最近14年水污染形势“明显好转”的研判不敢苟同。水污染形势研判涉及我国水污染长期趋势，有可能误导公众，误导管理层和决策层，并带来决策失误和治理失当失效的严重后果。

评价总河长增加“稀释”了水污染严峻形势

假定《公报》所依据的基础数据真实（该假定要打折）。这些基础数据可以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为依据。在此条件下，图1的研判数据及其结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评价总河长的增加稀释了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2001至2014年的14年间，我国主要流域评价总河长增加了55%，而劣Ⅴ类水质绝对数量及其指数变化并不大。2008年以前，劣Ⅴ类水质增加值甚至超过评价总河长增加值。2009年以后，劣Ⅴ类水质绝对量和指数变动都非常小。但同一时期，评价总河长大大增加，从而大大降低了劣Ⅴ类水质所占比重。

二是Ⅰ～Ⅲ类水质比例的增加并不表示最近14年水污染形势“明显好转”。14年来，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绝对量呈现“稳中有升，降幅较小”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虽然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治理水污染，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改变。图1的Ⅰ～Ⅲ类水质比例为什么会“上升32.7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各流域增加的评价河长主要是Ⅰ～Ⅲ类水质河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环保部门最先监测的往往是人口密集、水污染较重的中下游河段，后来逐渐扩大监测范围。一方面扩大了污染河段的监测，另一方面，越往后就有越多的上游河段纳入监测范围。一般地说，上游河段人口相对稀少，重化工业比重较低，水污染相对轻些。

因此，简单依据图1数据就得出我国主要流域“总体水质明显好转”的结论，恐怕过于轻率。

2002版水质标准掩盖了水污染严峻形势

为了尽可能还原真实数据，需要先说明我国地表水水质分类标准的变动情况。

1983年，我国首次颁布地表（面）水水质分类标准，此后分别于1988、1999、2002年进行了修订。

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表水水质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Ⅰ类水，属于洁净的源头水，主要适用于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贵鱼类保护区、鱼虾产卵场等；Ⅲ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Ⅳ类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水，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也可作一般景观用水。（国家环保总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2000年1月1日起实施；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2002年4月26日。）

有关专家解释说，Ⅰ类水就是未污染的源头水；Ⅱ、Ⅲ类水虽有污染，但经处理后可以用作居民生活饮用水（即Ⅲ类水是居民生活饮用水的最低标准）；Ⅳ类水污染严重，人体直接接触有害，只能作为工业和农业用水；Ⅴ类水只能用于农业灌溉。劣Ⅴ类水，已经完全丧失水功能，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

鲜为人知的是，现行2002版地表水水质国家标准与之前标准相比“放宽”很多。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评价说，“2002年，中国地表水标准修订后，现在的Ⅰ类水标准只及当年的Ⅲ类”。如果将GB3838-2002标准与之前的水质标准仔细对比便可以看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首先，GHZB1-1999标准“基本项目”的监测指标有31项，而GB3838-2002只有24项。在缺少的7项中，有5项被单列为专门针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补充项目标准”，这意味着，“非集中式生活饮用水”不需要监测这5项指标。

更重要的是，GHZB1-1999标准在“基本项目”之外，还专门针对Ⅰ、Ⅱ、Ⅲ类水域设立了40项“有机化学物质特定项目标准”。这样，要确认Ⅰ、Ⅱ、Ⅲ类水质达标，共需要监测71项指标。但在GB3838-2002标准中，仅需要监测24项“基本项目”指标。

虽然，在GB3838-2002标准中，另外设立了专门针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的5项“补充项目标准”和80项“特定项目标准”，但对于“非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则不需要监测这85项指标。这就是上面那位水专家所说“现在的Ⅰ类水标准只及当年Ⅲ类水”的最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近几年各地纷纷“涌现”Ⅰ～Ⅱ类水的根本原因。（图1的评价指标仅有9项或21项）

再有，在GB3838-2002标准的24项“基本项目”中，Ⅲ～Ⅴ类水的总磷指标上限值（即具体数值）分别比之前水质标准放宽了100%、50%、100%，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分别放宽了33%、50%、60%，氨氮指标分别放宽了100%、50%、33%；而高锰酸盐指标早在GHZB1-1999标准中就分别比之前标准放宽了33%、25%、50%。（见图2）

图2 国家2002版水质标准四指标与之前标准比较（单位：毫克/升）（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ZB1-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可见，若粗略地依总磷、化学需氧量和氨氮这三项指标（许多场合有关部门就这三项指标确定水质类别，足见其重要性）确认水质类别，则2002版的Ⅲ、Ⅳ、Ⅴ类水依次只相当于之前水质标准的Ⅳ、Ⅴ、劣Ⅴ类水质，即依次降低了一类（图2显示，2002版Ⅲ类值与之前标准Ⅳ类值相等）。若再按GHZB1-1999标准监测共71项指标，则2002版的Ⅲ类水的确不如1999年标准的Ⅳ类水。

另外，在GB3838-2002的80项“特定项目标准”中，一些项目指标的限值也比GHZB1-1999标准提高（放宽）了许多，例如，前者的苯、甲苯和乙苯指标限值，分别是后者的2倍、7倍和30倍。

因为历史原因（当年水污染还不成气候），20多年前的GB3838-88标准缺失了一些重要监测项目，如缺少氨氮和硫化物指标，缺少GHZB1-1999标准专门针对Ⅰ、Ⅱ、Ⅲ类水域的40项“有机化学物质特定项目标准”，因此，对于如今“大锅汤”式的地表水来说，GHZB1-1999标准比GB3838-88标准更适用。

尽管如此，GHZB1-1999标准还是有缺陷。因为该标准的有些指标，如高锰酸盐、化学需氧量、凯氏氮和挥发酚等，均分别比1988年标准放宽了。

我的同事马小浩将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饮用水水质准则（第4版）》进行比较后，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根据我国饮用水标准与WHO标准比较，并与我国地表水GB3838-2002标准对比后发现，按2002版地表水标准，并考虑我国目前饮用水处理工艺，只有Ⅰ～Ⅱ类水可以作为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2006版国家饮用水标准，大部分采用WHO现行标准，并且我国2006版饮用水标准中的一些农药、致癌有机物指标是WHO饮用水标准中没有的，或他们认为在饮用水中不太可能出现，或存在的浓度远低于可影响健康水平，其中有很多是WHO禁用的高毒农药，这说明我国滥用农药导致水中农药残留对人体构成威胁，所以才需要增加这些项目的检测。其实，现在的Ⅲ类水不能饮用是一个公开秘密，地方官员都知道这一点。

地下水资源锐减，污染面积大

地下水资源的两个问题关乎生存。

第一，地下水资源锐减。2003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地下水每年每平方公里可开采量比1980年代锐减60%。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相当严重的警告，而人类的非理性活动是这一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10多年过去了，地下水资源趋于减少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第二，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越是水资源稀少的地区，地下水污染越严重；越是地面和地表水污染严重的地区，地下水污染就越严重。

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地下水严重污染比例从2000年的37%增加到60%。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在重点监测的约200个城市中，地下水严重污染（包括较差和极差）呈现增长趋势，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61.5%。

对于缺水地区来说，如果叠加上城市以外地区的地下水污染，那形势往往很严峻。例如，几年前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华北平原（包括京津冀及豫鲁的黄河以北平原）地下水资源中，Ⅰ～Ⅲ类水占24.24%，Ⅳ类水占25.05%，Ⅴ类水占50.71%。

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难以逆转”。浅层地下水与地表水系有一定水体交换，其水质会随着地表水水质波动而有所波动，但越往深处，地下水污染减轻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深层地下水来说，一旦污染就只会持续恶化，而绝无逆转的可能。（目前，我国已经有20多个省区市在不同程度地开采深层地下水。）

有些水专家认为，按现在的污染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全国主要（缺水）地区的地下水就将全部受到严重污染，届时不仅当代，甚至子孙后代都将失去生存的基础。

根据正在实施的全国地下水治污规划目标，到2015年，需要“逐步整治影响地下水环境安全的土壤，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源”，“城镇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有所改善，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到2020年，“全面监控典型地下水污染源，有效控制影响地下水环境安全的土壤”，“重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地区地下水水质明显改善”。

现在时间已过半，但统计数据显示其任务和目标很难实现。

水污染治理规划应当务实

其实，治理水污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控制住排污企业。

水污染本质上是一个河流水系的污染，它不仅意味着江河湖泊水库的水体污染，也包括流域污染、河岸及附近水域地域污染、江河湖泊水库的底泥污染等。流域污染不仅有工业、城市的点源污染，而且还包括更难治理的农业、乡村的面源污染，而所有这些污染都意味着土地、土壤污染。流域土壤污染、河岸地域污染和水体底泥污染往往难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对于那些已经深度污染的土地来说，即使停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和激素，在很长时间内，土壤毒素仍然会被农作物吸收，例如茶叶有可能20年内仍不达标。对于广大流域来说，面源污染是长期持续并且停不下来的（如今非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靠激素抗生素维持的养殖业、渔业等难以大规模转型），它会累积、加深土壤污染，恶化整个流域的水系环境。这里的严酷现实是，在“人口高位运行”（即我国人口在10亿至14亿之间运行）条件下，即使控制住工业、城市点源污染，但整个环境恶化也会持续加深。如果工业、城市的点源污染不能有效控制，那整个流域水系的水环境就会加速恶化。因此，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轻言“好转”“改善”，风险很大，更不用说以“明显改善”或“总体改善”为目标了。

这方面，有必要借鉴历史，而这些历史离我们很近。1994年，淮河流域大规模严重水污染第一次大爆发，震惊中外。淮河水污染事件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两年后，国务院批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九五”计划》。当年，有关方面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淮河流域点源污染，即大大小小的企业排污和城镇集中排污，而忽视了污染物范围更大的城镇、农村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大大高估了行政手段治污能力，严重低估了企业排污对于企业成本和利润的巨大影响，因而大大低估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难度。因此，竟然轻率地提出“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然而，花费巨资10年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依旧，2004年7月甚至又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特大污染事故”。据说，淮河里“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最后注入近海，“洪泽湖上氨氮超过平时的60倍，水质全为劣五类。”10年后再次爆发的这次“特大污染事故”实际上宣告了“淮河水体变清”目标的失败。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完成2000年“淮河变清”的目标，有关部门甚至提前修改水质标准（即颁布了GHZB1-1999标准），例如，Ⅲ～Ⅴ类水的化学需氧量COD指标分别比之前标准放宽33%、50%、60%，高锰酸盐指标分别放宽33%、25%、50%。（参见图2）

尽管如此，今天淮河流域水污染数据仍然很难看。毕竟，三四十年的严重污染已经让那块大地水系污染“定型”，土壤和水体底泥已经浸润了太多污染物，没有人口压力指数大幅度减少，没有真正的治本措施并长期坚持，淮河流域严重水污染不可能真正好转。更何况，有些污染根本就是不可逆的，比如，深层地下水污染、土壤深度污染、重金属污染等。

与“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目标相似的还有2001年实施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因为接纳来自大陆的绝大部分污水及其污染物，我国近海，尤其是近岸海域，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桶”，而渤海的污染程度和面积一直高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实施并没有遏制住海域荒漠化趋势，渤海最终沦为渔业资源几近枯竭的荒漠化海域。

其实，早在2006年8月，国务院召集的渤海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便坦承，渤海污染物入海总量居高不下，污染面积扩大，赤潮频繁出现，重大污染事故时有发生。事实上宣布了“碧海行动计划”的失败，“以后没人喊停，也没人说继续实施，这个计划反正就是不了了之了”。

无须更多的笔墨，笔者已经将“水污染治理规划”脱离现实的典型情形勾勒清晰。

前面已经谈过，在现有污染强度下，依靠现有治污体制和机制，完全不可能取得立杆见影的治污效果。事实上，由于我们已经丧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时机和必要条件（这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其中，人口数量决定了环境的后备容量和环境治理的战略纵深），因此目前最好的治污效果也只能做到减缓环境恶化速度。环境的“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早已成为常态。

笔者《人口困局》一书对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在人口高位运行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且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严重雾霾“突然”大面积爆发仅仅是开始）；未来十年、十几年，这种紧张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本书对上述严峻形势的演变有如下推测：如果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缓解资源环境与人口的紧张关系，那我国资源和环境系统的崩溃就可能成为现实，而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很可能不是温室效应，不是能源枯竭，不是严重雾霾，甚至也不是粮食短缺，而极有可能是严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

笔者不希望上述情形真的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发生，这就是笔者秉笔直书的本意。

（作者为雅安行政学院经济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