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武器使用权的立法缺失与法律建议

摘 要 本文从现行法律立法缺失和立法建议两个方面探讨如何完善人民武装警察武器使用权法律制度，以期对进一步规范、制约、指导执法和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 武装警察 武器使用权 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TJ01；D912.8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目前治安形势严峻，严重刑事犯罪高发，犯罪形态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多元化、暴力化和恐怖化，担负着反恐、处突、维稳任务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任务将更加繁重，武器的使用也更为频繁，有关 “武器使用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人民武装警察法》明确赋予武警部队使用的武器的职权，第15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使用警械和武器，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即《人民武装警察法》对武警部队使用武器的具体规定。

1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立法缺失

《人民武装警察法》中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不仅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奉行的是严格限制、严格规范、严格监督的原则和态度，而且法律规范相对较为严密、完备。但人民武装警察武器使用权制度仍然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从法律上而言深层次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1法律原则和规则不够明晰

武警部队与公安机关两者在担负的任务、警械武器配备及使用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公安机关负责领导、管理社会治安和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又是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武警部队根据《人民武装警察法》第2条规定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人民警察配备的武器多为手枪、微型冲锋枪、狙击步枪等，长武器较少，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而武警杀伤性武器不仅包括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轻型火炮，远远超出了《条例》中“武器”的定义范围；在武器使用权的法律适用上武警以“命令、服从”为基础的武器使用方法也与人民警察单兵作战判然有别。显然《人民武装警察法》采取简单援引法律文件的立法不能完全适应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现实情况和需要，是匆忙的应急之作。

加之，《条例》先天不足，又严重滞后，更加影响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正确运用。（1）有些关键词过于模糊。比如：《条例》中“判明、足以、紧迫、危及、可能、可以”等词过于笼统，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加大了武器使用后果的不确定性。（2）个别规定较难把握。《条例》第9条第5、7款中“紧迫危险”，第9款“用其它方法不能制止的”，第13款中“凶杀”的规定，同样令人瞬间难以判断，事后难以评估。

1.2法律支持和保护流于形式

《条例》对警察使用武器的规定比较模糊，对警察权益保护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条例》的性质属于行政法规，警察依照行政法规行使致命性强制力，违反了《立法法》的基本精神。其次是现行相关法律规范中只规定义务和责任，将警察在执行任务中的防卫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正当防卫权。第三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使用武器防卫的时机、情节和损害程度，“不作为”和“使用武器不当”均承担法律责任。从法律上分析，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按照《条例》规定使用武器却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究其原因是适用法律不一致所导致的。开枪的警察用的是《条例》，判案的法官用的是《刑法》的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只要超出必要限度就要承担责任，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合法权利的保护。《人民武装警察法》提高了赋权的位阶，从法律层面保障了武警官兵的合法使用武器的权益，部分消除了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的疑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3命令与法律相悖的两难选择

武警部队在执行安全保卫任务中使用武器的先置适用原则，即依据命令使用武器，在法律这一唯一的判断标准之上又预设另一标准，这必然导致法律与命令的矛盾，命令与现场情况、态势之间的矛盾互相交织。而使用武器往往又是间不容发，两难选择必然导致犹豫迟疑，可能错失战机，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既不利于事态的处置，也不利于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保护，更毋庸谈武警官兵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比如：武警部队使用武器要遵守“三个慎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时，严禁使用杀伤性武器。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事后判断而非现场判断，导致有些处置现场武警官兵根本没有携带武器，即便事件性质已然转化，出现可以使用武器的合法情形却也无武器可用的尴尬局面。

2武警部队武器使用权的立法建议

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行为既涉及武器使用权的有效行使问题，又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同时还涉及人民武装警察执法权益的保障。统筹兼顾、适度平衡这三者的利益关系，既是武器使用权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也是解决执法实践问题的根本出路。

2.1修缮《条例》中“武器使用权”的相关规定

（1）要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将其由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解决其自身合法性的问题，可以考虑将《条例》并入《人民警察法》或出台新的关于“武器使用”的具体法律规定。（2）明确“武器使用”的定义与范围。明确界定武器与警械的界限，明确“武器使用”的外延。“使用”应是广义上的概念，除“开枪射击”以外，还应进一步加以明确包括射击前的拔枪、举枪等环节。在这方面，香港警察有拔枪、据枪的事后报告制度，值得借鉴。（3）强化武器使用的原则把握，弱化判明条件。在这一点上，笔者反对过分细化“可以使用武器的（下转第176页）（上接第165页）具体情形”。首先应明确 “武器使用”的原则。在依命令使用武器这一先置原则之下，强化“最低限度使用武器”原则这一基础性原则，在武器使用“判明”标准问题上，适用“合理确信”原则。决定是否使用武器，取决于当时的情景与所掌握的事实，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或不确定的猜测。同时，依据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相关法规做出补充，尤其注重“武器使用”层面的立法完善，充分考虑行为对象的表现，并结合战术运用的需要，以增强“武器使用”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

2.2完善“武器使用”的审查规定，明确认定机构

武警部队的武器使用权，是国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设置并赋予武警部队的一项职权，既不是出于私权的保护，也不是为了剥夺他人的健康权与生命权的一己之私。因此，责任认定的正确与否对武警部队依法履职的决心和打击犯罪的力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武装警察法》第34条规定了违规违法使用武器的法律责任，但仅仅是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条例》第14条也规定了警察违法使用武器的法律责任，但对警察责任的认定也主要是根据调查报告，没有明确的采取客观化、情景化的审查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特殊的情境。为了避免调查对象变成审查对象，建议在修订或立法中要明确考虑特殊情境这一变量，来认定武器使用的责任问题。而认定武器使用是否正确也无专门且明确的机构，专业性不可知更无法保证责任认定的准确性，无法防止依据政治命令和社会影响确定责任的情况。

2.3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

当前，在武警部队使用武器方面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是因为当前没有建立起健全的使用武器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即使问题发生了也是由武警部队来承担责任，与相关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势必造成责任的错位、缺位。在监督制度上，《条例》第13条规定了向所属机关书面报告的义务。但以往的情况是人民武装警察使用武器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很少有书面报告，既未履行义务也不利于证据保存。《人民武装警察法》第五章监督检查中规定，其落脚点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及时查处。”这一规定的核心仍然是自己监督，加之缺乏具体的法律后果规定，达不到对武警部队使用武器的有力监督。所以应强化外部监督，完善各种制度规定。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武警部队的武器使用进行外部监督，武警部队自身也应对其所属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监督的核心是是否合法、是否守纪。及时出台配套的法规制度，规范武警部队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实现武警部队与行使检举、控告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以及明确武警部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行政监督责任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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