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容量与能源创新

摘要新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环境危机与治理困境，潜在后果则引发主要力量在责任分配、未来发展权益竞争等方面的较量，进而影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在全球气候变化外交中，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实现能源分配和环境容量的垄断。西方国家一方面对新兴大国冲击既有环境资源和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软法”和“硬法”来约束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而在经济分工和权力转移中继续保持主导优势。中国应以共进策略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一方面在不同谈判联盟之间及内部，积极协调环境资源和容量博弈引发的冲突和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共享能源创新成果，用共同进步的思路解决目前国际环境政治困境。

关键词气候变化 环境容量 能源创新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51-58

资源占有和环境容量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的重点。全球资源短缺危机和冲突会影响到整个地球气候和生态系统。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和环境容量进行约束。经过2007年八国峰会、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联合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把“达尔富尔冲突”、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等与之相连。气候变化更是成为2008年八国峰会的主要议题。从本质上来讲，气候变化反映了环境容量和低碳经济这两个方面的博弈：欧盟、美国、日本等都提出各自减排方案，谋求领导世界、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主要发达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趋势已形成共识，以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低碳发展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新一轮竞争高地。

尽管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有怀疑、猜疑，甚至提出针对中国的“环境”，但对人类文明基础的威胁（气候、水、食品和土壤等）正推动全球各国从安全战略和外交角度来反思、甚至寻求生态问题的终极解决。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围绕环境容量和低碳经济的竞争较量方兴未艾。人类未来取决于对现有能源资源格局的改造或者新型低碳经济的建设。大国应共同协调设计全球环境能源机制以及为人类未来发展确定方向，让中国等国将全球环境治理融入其国内利益和政治。面对日趋复杂和严峻的气候变化政治态势，中国既要避免和西方在环境、能源和资源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又要维护未来发展权益；既要做大做强自己，也要推进世界各国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进步。

一、环境容量和能源创新的二元博弈的理论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具有全球性、整体性、长期性、不可逆性和人为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影响范围很大直至整个人类生态系统；影响层面很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性；由于具有长期性，故而容易被人所忽略；带来的种种伤害和损失往往是不可逆转的；与人类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活动密切相关。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博弈以资源环境危机形式折射于国际体系，产生两重互动：基于创新力的权力转移和基于制度议价的全球治理。第一个层次主要涉及环境容量，即一定时期温室气体减排的集体行动；第二个层次与能源创新和国家竞争力有关，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基础。

（一）突破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竞争方面

科斯定理指出：“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或制度来得到解决，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1]，因此在各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可以实现成功的集体行动。通过集体权责（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主要途径。[2]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气候变化合作 [3]。由于环境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财产，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环境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此如何划分和限制环境容量成为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核心议题。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加总法则”[4], 各国的贡献和破坏总合决定气候变化公共物品，环境容量是各国今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环境容量的定义是，“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所施加的限制”。[5] 霍墨•狄克逊从供给、需求和环境结构稀缺性三个因素来定义国际政治中的环境容量。[6]

西方国家把全球变暖部分归咎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迅速增长，并希望加以限制。彼得•哈斯和托马斯•迪克逊等学者提出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发展中国家对稀缺环境资源的无序竞争 [7]，詹姆士•罗西瑙等也提出全球治理正从“权力均衡”向“付费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全球污染付出代价 [8]。一些学者认为与其让发展中国家“搭便车”[9]，不如通过环境容量约束发展中国家。埃肯伯瑞强调国际制度和集体行动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10]。霍普金斯认为国际集体行动限制、规范了各国的行为和议程；决定何种国家行为应当被谴责 [11]。

国际制度的限制可以分为“软法”和“硬法”两种。当国际法中具有约束力和非约束力的规范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时，一般我们称为“硬法”制度和“软法”制度。[12]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硬法”制度就是指通过详细的法规条文准确地从法律上保障和裁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与责任，并通过授权给权威机构进行解释和履行这些义务和责任。[13]“硬法”制度必须完全具备三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义务、准确和授权。[14] 而所谓“软法”制度则指缺少“硬法”制度三个必要条件即义务、准确和授权中的一个或多个层面的制度安排。这种软化（softening）可以发生在每个条件的不同程度差异上，也可以在不同条件层面的组合差异上。[15] 规定集体行动的软法和硬法限制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也是大国“隐性资源”和软实力较量的重点。

（二）能源创新和权力转移方面

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 [16]，如丹尼尔•耶金的美国“石油霸权兴起”和保罗•肯尼迪的“英国煤炭霸权”。技术创新对能源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乔治•莫德尔斯基 [17] 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学说 [18]、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都论证了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对于国家兴衰的历史性作用。他们都强调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进程中的“技术的重大改进”这一因素，并且指出，周期的高涨起因于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能源（电力、蒸汽机车和内燃机）等领域。[19]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则指出国家应把创新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模式置于发展国家竞争优势主导地位。[20]

因此，环境容量国际谈判掩盖了西方国家追寻能源创新和谋求垄断的意图。伊文思等都认为掌握了国际体系的大国必然具有创新优势和不断谋求新的创新优势的能力，而目前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是未来能源权力转移的关键所在。乔纳森•戈卢布 [21] 等学者指出欧盟的环境政策是为提升全球竞争力服务，而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可以提升其产业创新力和竞争优势。2007年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低碳经济道路报告》都认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低碳经济先行者，也让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并且为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打下基础。美国高官葆拉•多布里扬斯基，以及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等提出美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既可以提升巧实力（smart power），又可以增强产业竞争力。

二、气候变化集体行动中的环境容量划分之争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所产生的利益结盟团体，主要包括欧盟、“伞型集团”、“77国集团加中国”等。[22] 在个别集团内还可细分成不同立场的次团体，例如整个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盟国家对减量政策大力支持，非欧盟国家则反应较冷淡。其中有两条主线贯穿于气候变化联盟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其一是关于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伞形联盟的矛盾，其二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气候变化全球集体行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科学共识为先导、以相互依存下气候变化泛安全化为基础、以全球能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任务，并以南北大国协调为必要条件，它的核心是建立制度以保证公平正义的环境容量划分。为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搭便车”和“帕累托改进”，各国围绕硬法和软法限制进行协调谈判，其平台既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相关谈判，也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和制度（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欧盟和八国集团等）。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处于利益攸关方的地位，随着这些新兴发展中大国碳排放量的大幅上扬，发达国家提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迅速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没有硬法约束其减排指标，因此美国和欧洲企图通过采用一些带有正面选择性激励的机制来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协调对话，并促进这些国家减少排放量。

（一）硬法约束

气候变化的主要谈判议题都涉及南北关系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减排的硬法约束一直是谈判的焦点和难题。全球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能忽视国家之间在经济和历史责任的差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任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环境受益，但与之同时，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受益将会减少。王逸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仍然需要在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合理增长，像发达国家人民所享受的清新空气和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品。[23] 发达国家在降排温室气体方面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受益。据统计，当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同时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呈低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量恒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不大。[24]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问题上要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义务，这不仅仅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问题，而且是由于发达国家更加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已经清楚地表明，除非在公约中明确承认不同国家在公约中的地位，并且规定不同国家的软法约束和硬法约束，否则将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国际公约。

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是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进行硬法约束的积极倡导者。美国根据《伯德法案》力图将“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以及“承担降排温室气体义务”等条款放进《京都议定书》。2001年美国终于退出《京都议定书》，并宣扬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就不考虑重新加入《京都议定书》[25]。美国一直利用“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责任”为借口来推卸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环境责任。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出台后，美国政府仍坚持在中国和印度接受强制性减排时间表之后，美国才会根据市场和自愿原则减排温室气体，同时转让低碳技术。

目前西方盛行的“环境”，其目的就是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硬法限制。首先，一些国家宣称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承担主要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人炸式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以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这些都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其次，由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西方国家的传统主导受到挑战，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心理反感直接导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硬法约束。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提出：为了保护环境、防止气候变化加剧，应当允许各国对影响环境的产品征收碳税或者贸易税。这一主张所影响的主要是那些被认为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国家和产品，尤其是中国产品首当其冲。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6700亿人民币，其货物出口及服务出口总额约68580亿人民币。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4380亿人民币，而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为83960亿人民币。[26] 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使得中国增加了碳的排放量。因此，欧盟推行的全球碳税政策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软法约束

集体行动理论的“最弱者法则”和“激励兼容机制”要求让所有参与方都认识到合作会带来明显的国家净利。[27]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碳排放量的大幅上扬，发达国家提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迅速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降排温室气体义务。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没有硬法约束其减排指标，因此美国和欧洲企图通过采用一些带有正面选择性激励的机制来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协调对话，并促进这些国家减少排放量。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着来自美国、欧盟等工业大国施加的强大“软法”政治压力。[28]

美国与欧洲都和主要发展中大国建立了“清洁能源伙伴关系”。这些机制很多起到了从软法角度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2007年10月，美国提议召开了“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与会的16个主要经济大国以及联合国、欧盟代表一致同意加快行动，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2008年2月，第二轮会议召开，美国表示要促成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落实“巴厘岛路线图”，达成减排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会上强调：主要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达成新的“国际共识”，以便推动各国务实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努力。2005年和2007年的八国峰会均希望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等）都能为减排温室气体做出实质努力，并达成一项全球性而非发达国家的减排框架协议。2007年12月16日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其中“巴厘岛路线图”提及了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都要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2009年必须完成后京都减排安排 [29]。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容量的限制逐渐向硬法约束发展。

如果要解决全球能源和环境的困境，则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环境援助，但是，西方国家提出的环境贸易机制等环境容量软法机制不仅不能遏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反倒容易引起全球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提高，最终导致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流产。[30] 清洁发展机制主要是指“高减排费用国”（发达国家）可以向“低减排费用国”（发展中国家）投资清洁发展机制，减排效益主要是发达国家受益，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基准线（baseline）方案下的成本，发达国家承担增量成本，这在集体行动成本分摊方面也是不合理的。在发达国家中，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单位费用将会降低，而其排放量在增长，[31] 发达国家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耗能项目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也会导致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多，实际上中印两国大幅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正是源于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而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集体行动成本的分摊也不合理，承担主要集体行动成本的欧盟仅占全球排放量的15％，占全球排放量1/4的美国到2020年还要增加约1/5的排放量。[32]

三、气候变化与新能源权力结构的竞争

由于传统能源稀缺和气候变化问题凸现，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必然逐步向适应于新能源要求的方向发展 [33]。欧美一方面通过环境容量的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市场，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制度议价过程中，逐渐实现对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创新力的控制。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是否有国家（或非国家实体）拥有了可以挑战现行体制的能源链条或其中的某些环节。这包括：新能源的发现、能源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能源应用技术的革命性进展、能源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经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国家对能源使用的控制力等等。历史上能源的主导权关乎权力转移和霸权更迭。当前在美欧日经济复苏、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源需求供给矛盾失衡、环保压力趋升、主要产油区地缘形势不稳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体系的主导权正在朝向新能源方向发展。因此，各国新能源竞争不仅关系到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成败，也关乎能源权力转移和国际体系转型。

（一）气候变化引发新能源权力结构的竞争

能源链的竞争与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创新能力以及资源占有息息相关，这些要素互相作用构成了完整的能源链。新能源发现、能源链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国家能否最有效利用能源的基础，也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 [34] 。获得新能源主导权的国家通常也是制度和技术创新大国。最有效的发现、占有和使用新能源必然要突破各种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按照长周期理论的分析范式，新能源和国家技术与制度创新息息相关，并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经济分工和国家竞争力的重大变化。在对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中，新能源的主导者也将会改变全球权力格局。

欧盟各国大多数是核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输出国，也积极推动国际性碳税，通过援助发展中国家（CDM、GEF机制），援助中东欧国家（JI机制） 等措施来实现欧洲在全球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市场方面取得主导地位，由此保证欧洲占领未来全球新能源市场和取得国际经济竞争优势。欧盟在2006年3月就公布了《能源政策绿皮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各成员国在绿色能源政策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欧盟提出到2020年减少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耗总量的20％，并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30％。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一方面鼓励科技进步和创新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指风能、太阳能和地热等[35]。2007年2月，欧盟委员会达成强制性目标协议，计划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至少20％，将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20％。2008年1月，欧盟在一揽子决议中重新确认了其减排承诺。[36] 美国小布什总统制定了相应的《先进能源计划》，并重视新能源和能源多元化。美国倡导成立亚太六国“清洁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关系”（APP）来实现对亚太新能源的主导。美国还发起了“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第四代国际论坛”、“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益伙伴计划”等新能源国际机制。此外，美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技术。为推动燃料乙醇业的发展，美国不仅对乙醇原料――玉米种植业者提供税收优惠，还对乙醇混合汽油的生产和销售提供汽车燃油税的减免。该项减免使得乙醇油价能与传统汽油竞争。[37]日本在风能、太阳能、温差能、废气物发电、燃料电池、生物发电、雪冰热量利用等方面也雄心勃勃，希望成为世界清洁能源出口大国。日本政府认为应对影响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多极化风险因素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能效、能源多元化和分散能源。日本2007年的《新国家能源战略》以及《2030年能源供求展望》提出了日本的“能源技术战略”构想。[38]

（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和防范

面对经济不断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等国都不会给这些国家新能源核心技术，他们既要防止核心技术被获得，削弱其竞争力，又担心这些国家不保护其知识产权。此外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能源结构的全面改善和提升。如果中国成功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对美国的软国力构成威胁。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欧美的新能源技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或者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设备谋取超额利润，一直是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巨大障碍。很多拥有新能源技术的国家将技术视为限制中国的一张牌，机器价格总是定得特别高。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高耗能产业不仅导致全球温室气体的增多，更为重要的是削弱发展中国家能源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发达国家对新能源的垄断。实际上，中印两国大幅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正是源于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国务委员马凯曾专门列举一组数据来批驳这种环境。他认为：“从历史累计看，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从人均水平看，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39]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大量国际环境贸易和援助来促进其走向低碳和清洁能源发展道路，但这种投资远远未能满足需要。2007年1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没有尽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在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里，发达国家对援助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方面仍然没有明确的承诺。[40]

综上所述，本文引入了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这两个概念，以此为出发点分析气候变化催生的二元化博弈，即一方面，气候变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挑战，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对未来排放额度限制或环境容量进行博弈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危机因气候变化压力而陡然升起。因此，气候变化二元博弈的表面层次是如何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未来发展空间，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

气候变化二元博弈将给中国外交带来三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继续主导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尽管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存在矛盾，但他们对维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限制新兴大国崛起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并继续处于后京都进程中的博弈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进行沟通和协商，建立后京都时代合理和有效率的环境容量约束制度，来维护能源消费、地球气候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均衡；另一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环境容量的软法和硬法约束。二是在气候变化二元博弈中，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后发劣势。重大的能源创新都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革命和全球产业的重新配置。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下，正逐渐承担气候变化问题的义务，由于本国不具备相应的新能源、节能和能效等优势，则势必成为西方企业的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利用气候变化机会来巩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竞争力优势，进而继续主导国际体系。各种环境贸易机制本身就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基准线方案下的成本，发达国家承担增量成本。发达国家的目的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容量限制，并最终实现用硬法约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三是建立良性的二元博弈机制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气候变化问题引发了许多问题如硬法限制和软法约束、国家创新竞争与技术援助非商业化、代际与代内的公平效率问题等。无论是环境容量的划分，还是能源创新竞争都需要一个良性的环境容量和能源创新博弈机制，它能够推进世界各国在能源技术和结构转型方面的共同进步，并帮助各国共同走上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能源需求必将迅速攀升。而在2008-2010 年左右，京都议定书将被新的机制取代。目前欧洲与美国为代表的伞形联盟国家将在限制中国和其它国家能源发展方面达成一致，届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将会面临巨大压力。中国应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到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积极利用和建设气候变化二元博弈进程。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观念，要求“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和“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因此我们应深入研究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双重博弈，为中国谋得最大的环境容量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可行性建议。

注释：

[1]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2] 参见Thomas Risse-Kappen,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于宏源：“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4]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Marc A. Stern,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8-56.

[5] 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翻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6] Thomas Homer-Dixon: 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

[7] Ibid, pp.26-43.

[8] [美]詹姆斯• N•罗西瑙著，张胜军、刘小林译：《没有政府的治理 :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3页。

[9] See Christopher D Stone, Defending the Global Commons, from Philippe Sands, ed., Greening International Law, Earthscan Publication Limited, 1993, p.36.

[10] G. John Ikenbery, “State Pow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rgain: America’s Ambivalent Economic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Rosemary Foot, S. Neil MacFarlane &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1.

[11] Geoffrey Garrett & Barry R. Weingast, “Idea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Construct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Internal Market”, in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 Keohane ed.,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3-206.

[12] 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Kenneth W. Abbott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3, 2000, pp.421-456.

[13] Kenneth W. Abbott &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p.421.

[14] Kenneth W. Abbott, Robert Keohane, Andrew Moravcsik, Anne-Marie Slaughter ,Duncan Snidal, “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3, 2000, p.401.

[15] Kenneth W. Abbott &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422.

[16] 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载《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17]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18]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9页。

[19]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李默译：《财富增长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3页。

[20] 参见[美]迈克尔•波特著，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1] Zebich-Knos.: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Post-Cold War Era: Linkage to an Extend Security Paradigm,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vol. 5, No. 1.

[22] 其他谈判联盟还包括小岛国联盟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中美洲国家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等。

[23] 王逸舟：“从政治现代化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推迟承诺降排温室气体的必要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气候变化专题研究》，1998年第9期。

[24] 潘家华：“全球环保潮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6期。

[25] 庄贵阳、陈迎:《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0页。

[26] “China: 5-year forecast tabl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ViewsWire, April 16, 2007.

[27]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Marc A. Stern: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99, p.485.

[28] Joseph S. Nye Jr., “The velvet hegemony,” Foreign Policy, Vol.136, No.1, 2003,p. 74.

[29] “Bali Action Plan, Decision -/CP.13”. www.unfccc.int

[30] 于宏源：“国际环境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逻辑”。

[31] 从1990年到2004年，如果不算东欧和中欧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减排量，发达国家排放量实际上增加了11%。《气候公约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载中国科技信息网，2006 年 11 月 1 日。

[32]“20年增排两成温室气体”，载《中国新闻社－经贸通》，2007 年 3 月 5 日。

[33] “Bali Action Plan, Decision -/CP.13”. www.unfccc.int.

[34] 于宏源：“权力转移中的能源链及其挑战”。

[35] Aoife White, “EU leaders meet to fix targets to cut greenhouse gases, use more renewable energy”, 2007.

[36] “EU aims for moral high ground with swingeing climate change package”, The Guardian, January 24, 2008.

[37] 吕学都：“气候变化国际博弈”，载《商务周刊》2007年 6月。

[38]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New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Digest), May 2006.available at< www.meti.go.jp>.

[39] 转引自：“中国环境用意何在”，载《半月谈》2007年第12期。

[4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富国没有尽到帮助穷国的责任”，新华社，2007年12月11日。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40）

收稿日期：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