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互动与文化偏见

时间:2022-10-19 07:07:49

认知互动与文化偏见

摘要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互间因历史和现实的情感体验,极易导致认知偏差的发生。而两者间不客观不全面地认知,夸大了两种文明的差异,而这种被夸大的差异转而再次影响双方对对方的认知与评价,如此周而复始,严重伤害了双方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感情,进而加深双方的裂痕,导致更为剧烈的冲突。

关键词认知 互动 偏见 西方文明 伊斯兰文明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65-72

认知是互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地认知有利于正确理解对方及其行为所表达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反映。这一原则既坚持反映论的客观性原则,又承认主体在认识中的创造性过程,而且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桥梁”作用。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观察、了解他人并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

依据上述理论,主体所认知的对象,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对象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一方面,由于认知对象处于不断表现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制约,主体不可能全面深入地认知对象;另一方面,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并不是简单而直接地摹写,其中包括一定的选择性和重构性,即人们所认知的对象,是按照自己观念所选择出来的、经过加工的部分世界。同样,人们所认知的事物、文化、群体,都是以“认知者”的认知能力、所掌握的信息,以及“认知者”本身所持的观念为基础,其中不免含有错觉、偏见和歪曲成份。

这也正是温特提出“观念有建构作用”的理由之一。从微观层面看,国际体系结构由主体间的实践而构成,是主体间的互动结构。既然是主体间的活动,自然不可避免地烙有主体的观念印记。因为行为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通过社会化,他们内化了特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规范。他们的互动依赖文化符号而完成,所以,因他们的互动建构而成的结构必然是观念结构,是文化结构。这一点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动中得以体现。

美国留给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印象,最初是“友善”的,因为它曾帮助中东国家发展教育事业,而且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迫使英、法、以三国放弃对西奈半岛的占领。然而自它在阿以冲突中执行偏袒以色列政策起,美国在中东穆斯林的认知中,便开始成为傲慢和霸道的代名词。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更由于其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

应该说,双方的认知并非完全杜撰,但其中也确有偏见成分。偏见源于不完全了解。认知主体依据已有经验或个别经历形成了评价,然后据此去认知当前对象,从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当这个结论固定以后,就形成了偏见。从媒体与民众之间的相互认知中可以看到,对对方的了解越多越全面越深刻,对对方的评价就越温和,反之也是如此。

一、传媒认知

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中,媒体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媒体的覆盖率最高、涉及面最广,“杀伤力”也因此最大。而且,在媒体的动机中,很大程度上包含着通过炒作,扩大影响力,以提高发行量的内在驱动。这种驱动使得媒体在报道有关局势和事件时忽视全局与整体、客观与全面的基本要求,而着力于挖掘热点和新奇事,并在语言和文字上作一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努力。因此很容易发生因过度关注轰动效应而导致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倾向。此外,每一位记者和报道者,都是持有一定观念的宣传者,他们采访、报道的视角,对案例的筛选,都经过个人理念的过滤,都会折射出他们本身的文化价值取向。

(一)总体报道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是美国媒体报道的海外焦点。我国学者宋庚一曾经以美国主流媒体《时代》周刊为例,对美国媒体关于中东穆斯林形象的建构作了比较全面地分析。他归纳了《时代》周刊从2003年5月5日至11月24日关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总结出其内容的主要特点:

第一,负面报道占绝大多数。关于恐怖组织、、恐怖袭击和反恐行动的文章51篇,占36.4%;关于伊拉克局势,以及在美帮助下重建的困难与重建的对策占22.9%;关于萨达姆父子的暴政、暴行以及父子及其财产踪迹的报道占11.4%。

《时代》仅有3篇文章是介绍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而且其中一篇是一组组图,介绍什叶派的一次集体自残性宗教仪式;另一篇介绍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认为它是一个激进、残暴的组织;第三篇则是通过探访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来介绍伊斯兰文化,以了解恐怖主义的起源和传播。 [1]2003年6月30日的《时代》杂志,有三处关于对穆斯林看法的报道。一篇文章写道:一位女士在课程(培养传教士的课程)结束时带领学生做祈祷:“但愿伊斯兰被毁灭,相信上帝的血液足以原谅每一个穆斯林”。第二篇报道里引用了当时美国司法部长(John Ashcroft)的一句话:“伊斯兰教就是一个‘主’要求你派遣你的儿子为他送死的宗教,而基督教则信奉上帝将派遣他自己的儿子为你而死。”文章还引用了纽约某个基督教组织的一位女士的话:“伊斯兰教就是恐怖主义,穆斯林是受害者。”这位女士是在给一群即将被派到国外传教的学生上课时说这番话的。2003年9月15日,在一篇探讨恐怖主义起源的文章里,通过记者奔赴巴基斯坦、英国、印度尼西亚进行采访,《时代》周刊得出了自己的评论:“伊斯兰国家的孩子从8岁起只学《古兰经》,不习数学、地理、历史和计算机”,“他们从小被灌输了激进和仇美的思想。”[2]

第二,整体呈现出歧视与偏见倾向。《时代》周刊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内容上,都强烈刺激着穆斯林的神经:如6月30日《时代》周刊封面是一个巨大的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主题内容围绕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传教而展开。其中一篇长达4页半的报道以赞扬和崇敬的语气,讲述了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东地区传教的历史和现状,并缅怀为此付出生命的人。文章称这一超过2. 7万人的群体“爱着穆斯林,但鄙视伊斯兰教”,并引用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评价“他们经常帮助别人,但不是简单的帮助,因为他们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3]

“9•11”事件后,除上述报道以外,各大传媒都发表了大量的复仇言论:声称要发动一场世界性的报复战争。第一个报复战争是打阿富汗,第二个报复战争就是打伊拉克。[4] 美国主流传媒上的复仇言论更加、血腥:《国家评论》总编辑里奇•劳瑞(Rich Lowry)认为:“美国激发的愤怒是正义的,这种愤怒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力量。那些支持本•拉登或支持他这种类型的人的国家,有必要让他们感到痛苦。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案就是部分地捣毁大马士革或德黑兰,或其他可疑的城市。” [5] 专栏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撰文说:“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直接参与这次恐怖袭击的具体人员。我们应该入侵他们的国家,杀死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的人民驯化成基督徒。” [6] 类似的复仇言论显而易见应该归入“极端言语”之列,其中的感性成分远远高于理性成份。

不仅是媒体,美国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也发出恐吓性言语:“对于这些人,只有一种对付办法,你必须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 [7] 而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军官的威胁性言语是这样的:“记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我们把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现在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抓起来。” [8]

有的把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查尔斯•G•博伊德(Charles G•Boyd)撰文道:“这个国家(指美国――引者注)象征着自由、力量、宽容和献身自由和和平的民主原则。对于暴君们、专制者和封闭的社会来说,我们在政策、姿态、言行上的任何改变都无法说服这些人停止对我们的仇恨。” [9] 还有的把个别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文明联系起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认为,那些对美国的怨恨,是“跟不上全球化的落伍者的愤怒、厌恶西方文明和文化价值的绝望者”的愤怒。“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和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许许多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嫉妒。因此,它很容易成了人们袭击的对象。” [10]

媒体在“9•11”后集中刊登这类文章,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理性地看似有不妥。此类言论过于偏激且数量不少,一方面可能误导美国民众,使民众把极少数的中东极端分子,认知为中东的穆斯林全体;把极端分子的暴行,认知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的产物。另一方面,容易给中东伊斯兰世界及其民众留下印象:仿佛所有的美国人,从政府到民众普遍讨厌中东穆斯林,从而引起中东民众的“逆反心理”。事实上,部分极端的美国人和部分中东极端分子,既不代表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全体民众,也不代表美国政府和中东伊斯兰国家政府,他们只能代表自己。而媒体的这类过于片面过于激烈的报道,很容易就此形成双方在认知互动中的刻板效应,即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从而引起双方的对立情绪和相互之间的偏见直至敌意,因为人们一般讨厌不喜欢自己的人。

(二)记者的逻辑

有的报道并不一定代表媒体的本意,但是限于报道者本身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其选材的角度,以及逻辑推理都会发生问题,以致造成偏见。比如:2006年5月10日下午,美国《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记者麦克尔•塔切特(Michael Tackett)对埃及艾资哈尔大学长老阿里•戈玛(Ali Gomaa)作了一次专访。记者说道:许多西方人都担心,埃及会回复到伊斯兰政治中去,因为欧洲国家曾经把埃及当作一个中东的典型国家,以西方化加以改造,但现在的趋势令人担忧。长老回答说:“我们不是吸取了西方人的民主经验吗?你们西方人所研究、实践和宣传的民主制,并没有公开反对宗教。民主的理念从来没有排除过有的人执政,布什总统也是口口声声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你们为什么单怕有信仰的穆斯林在埃及执政呢?” [11]

这段对话反映出,采访者与回答者至少陷入了三个误区,第一,问答之间涉及的主体不“同一”。记者说的“许多西方人”与答者说的“你们西方人”,是否是“同一群人”?第二,“许多西方人”,以及“你们西方人”,与布什总统代表的美国政府是否具有“同一”性?第三,是谁“怕有信仰的穆斯林在埃及执政”?这位记者的采访和报道角度,至少反映了他个人的逻辑思维比较混乱。而诸如此类的逻辑错误,不仅见于各类记者,还见于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在“言论自由”、“价值多元”的美国社会中,众所周知,政府与媒体、与学者之间,并非是行政上或宗教上的隶属关系;政府没有权力,也不会干涉媒体与学者的话语权。因此,混淆政府与民间的“声音”,至少是对美国的一种不真实的反映。

在专访中,戈玛长老谴责西方媒体对他的许多演讲作歪曲报导,如他发表的教法演讲和他组织公布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教律原则;又如他发表的关于禁止塑像的讲话、穆斯林妇女离婚的原则等都被西方报刊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他说,现代造谣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消息的渠道很多,大家可以作证,例如电视演讲、传真信息、互联网消息。西方媒体还是停留在历史的传统习惯上,随意编造谣言,或者曲解别人讲话,结果让世人看到这些西方媒体编辑很愚蠢,幼稚无知,而且居心叵测,令人憎恶。[12]

这里强调的是,媒体的片面认知,歪曲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的形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激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强烈不满和深度的不信任。

二、民众认知

总体而言,民众的认知与学者、媒体的认知相比相对感性、相对朴素。西方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众之间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他们较多也较容易受到媒体舆论及学者观点的影响,或者更多地根据政府政策、对生活在周边的部分西方人或部分穆斯林的表现来认知对方。

如前所述,主体所认知的对象,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受到主观性与情景性的制约。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与具体对象的互动,形成了对该“对象”的看法与评价,然后在特定情境和氛围中,受到“类化原则”(即按照一定标准将人分类)的影响,容易将对特定且具体对象的看法与评价推及同类的其余对象,从而形成对某一群体的看法与评价。此外,由于认知的偏差作用和认知的“选择性”特征(根据各人独特的经验和认知结构做出选择),民众的认知容易受“以往体验”与“刺激物”强度的影响。下文摘取美国“皮尤”大众与新闻研究中心2006年6月份的调查结果[13]中的三个问题,即关于对方形象、关于双方关系,以及对巴以冲突双方的同情心展开讨论。

(一)对方形象

关于对对方形象的认知调查报告是2006年6月13日的。具体问题涉及两个方面:西方民众和穆斯林(包括西方穆斯林和中东穆斯林)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双方对对方正负面特点的回答。

1. 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

西方民众对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依次为法国(65%)、英国(63%)、俄罗斯(59%)、美国(54%)、德国(36%)、西班牙(29%)。虽然西班牙民众对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数比例最低,仅占29%,可能会认为这与2004年“3•11”连环爆炸案所留下的阴影有关联,因为那次血案导致196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而且导致西班牙政权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于2005年发生“7•7”连环爆炸案,时间距离更近,为何英国民众对穆斯林的好感的人数比率却高于俄罗斯、美国和德国?也许会以为“7•7”血案造成5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后果没有西班牙“3•11”血案惨烈。但是,后果最惨烈,损失最严重的“9•11”事件,也没有使美国民众对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数比率低于德国。这是否意味着欧洲民众基本上还是能够把穆斯林与中东极端组织及其成员区分开来?

穆斯林对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依次为法国穆斯林(91%)、西班牙穆斯林(82%)、英国穆斯林(71%)、德国穆斯林(69%)、约旦(61%)、埃及(48%)、巴基斯坦(27%)、土耳其(16%)。说明欧洲穆斯林对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数,要远远多于中东穆斯林。由于欧洲穆斯林生活在基督文明圈内,对基督文明的优劣感受相对真切,而且与基督徒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解相对全面。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由于受西方的压力较大,许多穆斯林很容易把西方政权和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与具体的基督徒联系起来,从而导致了对基督徒的负面印象。巴基斯坦民众对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比较低,仅占27%。

西方民众对犹太教徒有好感的比例明显高于中东民众:法国比例最高,达86%,其次是美国(77%)、英国(74%)、德国(69%)、俄罗斯(59%)、西班牙(45%)。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对犹太教徒好感的比例也超过中东民众:法国穆斯林(71%)、德国穆斯林(38%)、英国穆斯林(32%)、西班牙穆斯林(28%)。而中东民众对犹太教徒有好感的比例极小:巴基斯坦人数比例最高,也只占6%、埃及为2%、约旦为仅占1%。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对犹太教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占71%,超过了德国和俄罗斯民众。

多数犹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更接近西方。从看,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相似处也多于伊斯兰教。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表明,双方越接近,交往越频繁,相似处越多,就越容易产生同情、好感和友谊。而绝大多数中东民众之所以对犹太教徒反感,除了他们之间相似点很少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与犹太人侵占了他们的家园有关联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西方民众对穆斯林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如法国65%、英国63%、俄罗斯59%、美国54%),与中东地区“相对稳定”国家穆斯林对基督徒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如约旦61%、埃及48%)大致接近,都在半数左右。总之,西方民众对犹太教徒好感的人数比例,超过对穆斯林好感的人数比例:法国86比65、美国77比54、英国74比63、德国69比36、西班牙45比29。而欧洲穆斯林与中东穆斯林对基督徒好感的人数比例,超过对犹太教徒好感人数的比例:法国穆斯林91比71、西班牙穆斯林91比71、英国穆斯林71比32、德国穆斯林69比38;中东穆斯林的比例更为悬殊:巴基斯坦27比6、约旦61比1、埃及48比2。

2. 双方关于对方正负面特点回答的人数比例

给予西方人正面特点的评价,生活在欧洲本土的穆斯林人数要明显多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比如关于尊敬妇女,82%的西班牙穆斯林给予肯定,是土耳其和埃及穆斯林的两倍,将近巴基斯坦的四倍。关于大方、宽容和诚实,半数至三分之二以上的西方穆斯林给予正面评价,而给予正面评价的中东穆斯林不足三分之一。比较而言,英国穆斯林对西方人正面特点的评价人数要低于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因为众所周知,英国对移民的政策相对美国及欧洲其它国家而言更为苛刻,生活在英国的穆斯林有较为严重的被边缘化的感受。

关于西方人的自私和傲慢,各地区穆斯林给予的评价比较接近(半数左右);而关于暴力、贪婪、不道德和狂热,作此评价的欧洲穆斯林约有三分之一,中东穆斯林则约有三分之二。但在欧洲,英国穆斯林对西方人的评价则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穆斯林。这反映了英国对穆斯林的接纳程度不如欧洲其他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外国兵团”中,来自英国的穆斯林人数最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人对穆斯林正面特点最为鲜明的感受是虔诚,绝大多数西方民众(西班牙86%、德国85%、英国84%、法国69%、美国67%)认为穆斯林是虔诚的。其次为诚实。除了俄罗斯(22%),西班牙和美国民众接近半数(分别为43%和44%)认为穆斯林是诚实的;在德国、英国和法国民众中,超过半数认为穆斯林具有诚实的品质。但在尊敬妇女、大方和宽容方面,西方人对穆斯林的评价相对较低。显然,在多数欧洲人的眼中,穆斯林最主要的特点是虔诚、狂热,然后是暴力;但他们中认为穆斯林是贪婪的和不道德的人数比例较小。

(二)双方关系

关于穆斯林和西方民众对双方关系的认知,“皮尤”全球观点调查具体涉及3个方面:对双方关系的评价、双方关系有裂痕和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主要责任。

1. 对双方关系评价的人数比例

表态人数比例最高的是法国,法国普通民众和穆斯林均占99%;其余依次为约旦93%、德国93%、德国穆斯林89%、英国89%、埃及89%、美国87%、英国穆斯林85%、土耳其78%、西班牙75%、西班牙穆斯林72%、俄罗斯71%。

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巴基斯坦民众之外,其它国家参加调查的民众,基本上都认为双方关系总体上不好。虽然在西班牙参加调查的民众中,认为双方关系总体还不错的人数是相反意见者的两倍多,但是表态人数仅占75%。而巴基斯坦表态的人数仅过半数,占55%,所以也不能说明这两个国家的民众真的认为双方关系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穆斯林中认为双方关系不好的人数,是认为双方关系还不错的7倍;而该国的基督徒认为双方关系不好的人数,只有认为双方关系还不错的两倍。当然他们表态人数的比例要低于穆斯林,仅占到76%,而表态的穆斯林要占到87%。这既表明穆斯林比基督徒更关注双方关系,也表明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双方关系的裂痕所带来的压力。

2. 双方关系有裂痕的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双方关系不好,但对责任的追究却不同。西方人把责任归于穆斯林或归于西方的人数比较接近,尤其是美国人,分别为33%和26%,说明他们认为关系不好双方都有责任占22% 。西班牙有52%的非穆斯林和40%的穆斯林认为双方都有责任,是所有参与调查人数中比例最高的国家。但该国的非穆斯林认为责任在于穆斯林的人数是认为责任在于西方人的3倍以上,而穆斯林中认为责任在于西方的人数是认为责任在于穆斯林人数的近6倍。

中东穆斯林中的绝大所数则认为裂痕的责任应该归于西方,持该观点的人数在土耳其是持相反观点的11倍以上;在埃及是56比1;约旦是61比3;在巴基斯坦是60比14,与前三国比较显得相对平衡。而欧洲穆斯林的态度似乎没有如此悬殊。持这种态度的中东穆斯林的人数要多于欧洲穆斯林,而且有部分中东穆斯林把责任归于以色列犹太人。

3. 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主要责任

西方多数人把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归咎为政府腐败、现代伊斯兰主义和教育不发达。但在西班牙和俄罗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把责任归咎为美国和西方政策。该结果与西方各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基本吻合。除了美国,英国是最强硬的“以暴制暴”中东政策的支持者。虽然德国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也较少,但是他们中的半数以上,将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责任归咎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这一调查显示,西方民众依然有把中东极端分子等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模糊观点。正因为西方把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归结为政府腐败、缺少教育、不够民主和现代伊斯兰主义,所以他们大多在核心点和关键处赞同美国的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

穆斯林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有责任的人数很少,尤其是中东穆斯林,在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仅分别占他们人数的14%、19%、10%和9%。多数人认为,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原因,除了政府腐败和缺少教育外,相当一部分责任在于美国与西方的政策。其中中东穆斯林,除了巴基斯坦,把责任归于美国与西方政策的人数比例都高于欧洲穆斯林。这也是他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甚至愤懑的重要因素。

(三)对巴以各方的同情

关于对巴以双方的同情心调查,“皮尤”全球观点调查具体涉及2个方面:在巴以冲突中更同情哪一方和欧洲民众对双方同情心的变化。

1.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更同情谁

在同情以色列胜于同情巴勒斯坦的西方人中,以美国为最(48%),法国(38%)和德国(37%)次之;奇怪的是英国同情巴勒斯坦(29%)的人比同情以色列(24%)、或都不同情(22%)的人要多,不知是否因为英国是犹太复国的始作俑者,因为它开启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大门,为此对巴勒斯坦怀有愧疚之心?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中东国家毫无悬念,绝大多数人同情巴勒斯坦:埃及(97%)、约旦(97%)、土耳其(63%)、巴基斯坦(59%)。而俄罗斯、西班牙和日本表示都不同情的人数比例较高,分别为:(37%)、(34%)和(29%)。

2. 欧洲同情心的变化

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同情比例正在逐渐增加。美国2002年为41%,2004年为46%, 2006年上升至48%。法国2002年为19%,2004年为20%,2006年上升至38%。德国2002年和2004年均为24%, 2006年上升至37%。英国2002年为17%,2004年为22%, 2006年上升至24%。也许,这与中东极端组织暴力活动的增加,令西方民众反感有关。

在西方民众中,认为双方关系有裂痕的责任在于穆斯林的人数略多,而西班牙半数以上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多数人认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欠发达的责任在于国内。西方约有半数以上人认为穆斯林狂热,半数左右认为他们有暴力倾向。在正面评价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穆斯林虔诚。然而“虔诚”其实是一个中性评价,它必须与之信仰的宗教相联系才有意义。所以这里的实质性问题是,西方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评价究竟如何?

由此可见,双方民众在认知互动中的关系并不佳。这种认知在相当程度上既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也是主观认定的结果。因为以“符号”为媒介的互动,不可避免受到观念的影响:评估对方的标准一般都是以自己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取向为准则。而这种带有主观倾向的认知结果,客观上可能对中东民众的心理产生负面作用,增强他们的不平和不满情绪;也有可能促使“文化自我实现”的预言发生作用。

三、偏见导致的情感受挫

由于认知对象处于不断地表现和变化的过程之中;也由于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不是简单、直接地摹写,其中包括一定的选择性和重构性;所以,主体所认知的对象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对象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认知偏差既源于情感与观念,也源于客观现状。在情感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敌对史,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史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而且有的西方人把两种文明在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这种比较令穆斯林感到痛苦和屈辱。正像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在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后指出的那样:“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14]

在客观现实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建立起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这给中东伊斯兰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情感创伤。而且,当今的全球化潮流也形成了对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冲击:它将贫困和动荡传播到了欠发达的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曾为此担忧:“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正面临一个艰巨而令人恐惧的挑战。现有形式下的全球化是对我们和我们宗教的一个威胁。[15]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16]

情感层面和现实层面的体验,极易导致认知偏差的发生。其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认知具有“选择性”特征,即在具体的社会背景、社会观念和心理状态(如动机、情绪等)下,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的全部材料可能有所选择。一般而言,这种选择往往容易受“以往体验”的影响,即愉快的体验引发积极的认知倾向;相反则置之不理、逃避或诉诸于排斥和反抗。第二,社会认知的“完形特性”常常在认知过程中发挥作用:人们在认知时,往往倾向于把有关对象的各方面特征材料规则化,以便形成完整的印象。但是由于认知主体所掌握材料与信息的不全面,他们或者凭借主观认知进行臆测,或者朝幻想化方向发展,或者人为地对认知对象添枝加叶,求得完整,进而导致不客观不全面的认知偏差。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相互间不客观不全面的认知,进一步扩大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偏见。双方的错误解释、原型思维和夸大的认知偏见,导致两个结果:第一,对双方政府及决策层的决策产生消极影响,促使决策层对外政策的激进化,从而激化双边矛盾,影响双边关系。第二,通过媒体的渲染和夸张,对双方民众起误导作用,使民众对对方产生敌意和厌恶感,最终激化双方矛盾,影响双边关系。

综上所述,认知偏见夸大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客观差异性,而这种被夸大的差异转而再次影响双方对对方的认知与评价,如此周而复始,严重伤害了双方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感情,进而加深双方的裂痕,导致更为剧烈的冲突。

注释:

[1]、[2]、[3]参见宋庚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以〈时代〉周刊个案为例”,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2期。

[4] 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5] Washington Post,2001年9月13日。

[6] New York Daily News,2001年12月9日。

[7] CNN,2001年11月9日。

[8] Washington Times,2001年9月14日。

[9] Washington Post,2001年12月9日。

[10] 转引自李希光:《畸变的媒体》,第187页。

[11]、[12]参见伊光编译:“专访艾资哈尔长老谈时事”,中国伊斯兰之光,2006年5月24日。www.省略/mld/timesleader/news/world/14553215.htm

[13] Muslin-Western Relations, Conflicting Views in a Divided World 2006, The Global Project Attitudes.省略/reports/pdf/DividedWorld2006.pdf

[14]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5] 转引自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0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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