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复活”亮相伊斯坦布尔

2013年11月10日，“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会展中心Tuyap落下帷幕。此次展览作为第32届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及艺术展中国主宾国最重要的活动，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凯撒世嘉文化传播责任有限公司、中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共同协办，美博文化（北京）有限公司承办。

此次展览集结了徐冰、徐累、武艺、李津、赵梦、洪凌、刘野、张见、姜吉安、康剑飞、封岩、冯海涛、徐华翎、吴笛笛、路昊十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作品形式涵盖油画、中国画、版画、雕塑、影像、装置等。展览展示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从传统中吸收养料并进行了现代语言转换的“改良”一派。在重又进入一个复兴时代的今天，文化的复兴必然自传统中找寻活的源泉，这正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影响力之所在。而通过视觉艺术特有的鲜活表现手法，也正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之正典，彰显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直观方式。

徐冰先生的《天书》以图象性、符号性等议题深刻探讨中国文化的本质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洪凌先生以中国水墨之写意精神渗入油画创作，在油画风景与中国山水的中间地带找到了新的视角。李津先生以大雅之笔入大俗之题，将中国传统的文人墨戏糅入现代世俗生活，向新文人水墨画的一池微澜投入一枚巨石。

徐累的绘画 “始于愉悦，终于智性”，有评论家评论，“徐累的艺术也许是中国画当代转型的真正开始，他的个人落点恰到好处地占据在历史和现代的临界线上”。 封岩先生以影像的语言敏感地捕捉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物品及场景的独特气质，但我们却从这些静态的自然物看到了活的精神，寓动于静；刘野先生以古典主义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塑造出投射了自己细腻情感的卡通形象，将中国式含蓄的幽默渗透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武艺先生“无法可拘”的用笔，将中国水墨的现代“逸品”之格做到极致。

姜吉安通过“光影”这一问题介入到传统绘画中，试图取消艺术作品关于题材、媒介、绘画材料的既定逻辑关系和秩序，试图重构现成品与绘画作品的关系；赵梦先生打破了受众对于“陶瓷”这一缘于中国的特殊材料的既有认识，将其“可塑性”的独立审美挖掘出来。张见的作品面貌有别于传统画种，同时又流露着纯粹的中国式诠释，虚淡的人物映衬着浓重、恢弘的背景，既相互诠释也相互否定；康剑飞先生以严肃、繁复的学院式木刻一丝不苟地雕琢着现代都市生活片段、波普形象―“艺术的意义”在消解中得以重构。

徐华翎女士的工笔弱化了传统工笔画所重视的勾描，在烘染中营造出中国画特有的味道，所以，在当代，我们已经不能说中国画是“线的艺术”；冯海涛先生以解构主义的精神重读、重走经典，试图引领生活在钢筋丛林里的观众以现代的视角建构属于当代的“中国山水”新的视觉传达方式。路昊以近乎宗教主义的精神追寻古典主义绘画技巧与精神，充满隐喻的人物、场景置换―“真实”与“超现实”巧妙地穿插，被娴熟地编入娓娓到来的新童话中；吴笛笛女士则致力于以油画材料技法表现中国式哲学智慧，在油画中国化道路上找到自己一小片世外桃源……这些艺术家的共同点以及重要性是，他们以成熟的当代形式、国际化的视野提供了一种属于今天的文化品质。

《传统的复活》在土耳其展出已吸引了数万名游客参观，令土耳其观众亲身感受中国当代艺术的魅力，并通过中国艺术展更加形象和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也在伊斯坦布尔与不同民族国家艺术的对话中产生新的领悟和升华，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与身份。

徐冰：时代的灵感与传统的激活

《天书》全称《析世鉴―天书》，由徐冰从1987年动工一直到1991年完成。他从《康熙字典》等字典与古书中找出一些偏旁部首，以中国汉字为型，拉丁文为体，破天荒地将其毫无规则地凑在一起，按照自己的逻辑创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继而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按宋版书形式制作成册，形成10米的长卷。早在1988年，《天书》的第一部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便引发热烈讨论，这些谁也不认识的“伪汉字”被视作对中国千年文化的嘲讽和挑战。《天书》更被多本国际艺术史教科书收录，奠定了徐冰的国际艺术地位。

2013年11月2日，《天书》亮相于伊斯坦布尔Tuyap会展中心举办的“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展”。22米长、8米宽的展台上，展示4000余个“伪汉字”，吸引众多游客围观。经策展人现场讲解，误以为展品是汉字的外国游客才恍然大悟，纷纷啧啧称奇，为中国当代艺术所折服。

文字作为沟通、交流、传达信息的载体，在《天书》中却无法解读、阻拦沟通，其交流功能完全被消解，并在观者思维中制造麻烦。作品引导观众通过与未知状况的对抗来了解自身本性，重新思考书面文字的价值和可靠性。“这是一种很荒诞的感觉。你走进一个空间，面对一堆漂亮的中国字，却完全无从下手。它们都是戴着面具的、充满矛盾的，它吸引你，却阻截你。它似乎说了很多话，却什么都没有说。”徐冰说，“这些伪造的文字，一个艺术家认真花了很多年的心血，一个字一个字的刻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如今，回顾这件作品，徐冰淡淡地说，“我觉得之所以一直在讨论，是由于它所表达的坚定的中国方式与态度。不管它的创作还是与观众的接触，都是一种源自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之所以引起西方反响，也是“因为西方艺术圈也需要补充本身缺失的文化养料，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就是一种养料。”

被誉为“能够超越文化界线，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的徐冰，其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探索未被人们认识或忽视但在中国传统智慧中非常优质的资源。他认为“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概念化的，大家都没有经验，因为过去一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学习西方经验”，如何运用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是艺术家进行创作时需要思考的。

强调艺术家与时代关系的他，更明确指出艺术的真正深度不是由材料、风格、流派之间比较出来的，而是艺术家用自己寻找到的艺术语汇，处理个体与自身所处的现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技术的高下才能体现出艺术的高下。“所有艺术史都是记载和表彰在艺术语言上有推进的艺术家。并不是记载他有思想，那是为哲学家做的，也不是记载他用文字表达自己作品表达得好，那是为文学家或批评家做的。艺术家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考虑从如何把对时代的灵感转换成有效的艺术语言落实到作品中。”

姜吉安：超越传统，建构新的艺术系统

Q：“传统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土耳其落下帷幕，您是如何理解“传统的复活”这一策展主题？

A：近几年，与传统相关的形式和符号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这种大众层面的转变，主要基于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及西方经济的危机，这些趋势加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使得与传统相关的活动明显多了起来。从较深的文化趋势层面来说，中国艺术主体意识的增强，首先与西方现代启蒙运动形成的以人的欲望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化遭遇危机有关，也与西方当代思想领域内部的“反启蒙”思潮有关，这两者加深了世界的反西方中心论的趋势。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所蕴含的那些温和、内省和主客体相融的价值理性就显得重要起来。这次“传统的复活”展览邀请了运用不同媒介的艺术家，没有局限于中国画，这意味着展览脱离了“传统等于形式和符号”的表象思维，指向了传统世界观和价值理性的再生这种文化艺术的根本层面。

Q：“传统的复活”策展主题的提出，及近年来水墨创作的火热，传统文化又再次被重提、探讨，这一现状与’85时期，“文化寻根”浪潮相比，是否有所不同？

A：’85时期的“文化寻根”，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小范围发生，是没有市场推动的艺术自觉行动，是纯粹的文化行动。我经历过的是“民间美术运动”，这是一个深入传统和强调中国艺术主体性的运动，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语境下，显得有些超前，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显学。

“85寻根”是离当前最近的一次传统运动，是有迹可循的先声。近年来的水墨热，与“85寻根”不同之处在于有了艺术市场，市场风向会影响一些人，会导致一些非文化自觉层面的跟风，“好卖”使当前水墨艺术形成了一种市井化、庸俗化现象。

Q：展览中新工笔作品占了较大比重，您如何看待新工笔与“传统的复活”主题之间的联系？

A：新工笔是中国工笔画历史脉络上的一个新阶段，是一种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再生。但是，传统也是泥沙俱下，并非传统文化中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应对我们面临语境下的问题，需要剥离、提升和重新建构。新工笔在提升建构的努力中，已经介入到当代文化问题的语境之中，使其获得了新生。

Q：激活传统的新工笔作品，在国外展出，它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新工笔在国外展出的主要目的是将一种新的中国艺术现象呈现出来，改变西方对3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简单化认识，将一些有系统创建意识、有方法论建构的艺术家和作品呈现到国际平台，来展现中国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界性文化问题的应对能力。

Q：作为在新工笔领域独有建树的艺术家，您认为在信息全球化的当下，新工笔艺术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更有效地运用传统资源？

A：“新工笔”能否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现象，取决于它能不能走出中西方艺术史中已有的艺术图像模式之外，如果仅将已有的中西艺术图像模式融合在一起，无论从西方的角度还是中国角度来看，都显得很平庸。新工笔的唯美、抒情、泼皮反讽、市井化问题，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当代油画的全部缺陷，应该超越这些，真正地去建构新的艺术系统。从这个要求来说，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意味着很大的潜能，传统思想所蕴含的艺术方法论空间并没有被充分拓展，传统思想资源的丰富性，更意味着无限可能。新工笔要成为重要的艺术现象，需要进入思想系统、艺术价值观和艺术方法论的层面，让它成为一种中国文化智慧的呈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