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丁忧制中的满汉畛域

摘 要清入关后，根据满洲民族的特点及统治需要，对明制进行修改和调整，形成满汉官制互有不同的政治特点。丁忧制即是例证。汉官丁忧沿用明制，无论内外，皆离任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资俸。满官的丁忧制则细致而复杂。京官与外任官，满蒙官与汉军官各有定制；汉军官又根据父母亡故地之不同，各有区别；特殊地区的满官，则因地制宜，不循成例。满官丁忧制的特点，是清朝丁忧制中满汉畛域的集中体现。清朝的丁忧制度，一方面是具有规范作用的制度条文，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反映了满洲统治者对本民族以及汉族文化传统的政治态度。

关键词清朝，丁忧制，满汉畛域，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10-06

丁忧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封建王朝“以孝为先”、“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德观念在官制上的表现形式。所谓“丁忧”，指官员遭遇父母、祖父母等亲属之丧，又称“丁艰”。官员遇有丁忧，需离任守制，且不能婚嫁，亦不能参与娱乐、朝会、祭祀等活动。

清代的丁忧制度继承了历代的基本原则，但又有所区别：其制更加细致，且兼顾到政权内部满汉官的民族习性与文化传统。其沿革历程突显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与民族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观念上的差异与融合，都是研究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制度特点不可忽视的角度。

目前，学术界已有专文论述北宋、元、明时期丁忧制度的沿革及特点。①关于清代丁忧，现有研究成果只考察了八旗丁忧制的沿革概况，并未将满汉官置于同一制度层面进行比较。②本文在展现清代丁忧制度全貌的基础上，揭示满汉官丁忧制的畛域，剖析其内在的观念差异及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

1.满官丁忧制度的确立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吏部遵旨详察太祖、太宗两朝丁忧成例，但“吏、礼二部并无旧册可考”。③这说明，丁忧守制并非满洲旧制。

随着军事征伐规模的逐渐缩小，健全国家行政机制开始成为清代政治生活的主流。加入到清政权中的故明官员，亦参酌前代旧制来规划和完善清代的职官制度。满官是否应与汉官一体丁忧，就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之一。顺治十年二月，都察院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陈启泰上疏指出：

今汉臣仍遵往制，丁艰二十七月，满臣不在丁忧之例。守制之礼，满臣何独与汉臣殊？④

可见，入关之初，汉官丁忧仍沿用明制，而满官暂无应遵行的原则。陈启泰建议，除有军旅之责的满官外，其他文职满官与汉官一体丁忧守制。四月，经九卿会议，中央部院满官按汉官例，一体离任丁忧。⑤

顺治十年关于满官丁忧原则的规定，实开满官丁忧守制之先河。但时隔一月，再次调整满官丁忧之制。六月，吏部奏言：

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有管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练者，不便照汉官一例丁忧。议于在家居丧一月，即出办事，仍私居持服三年。①

由此，满官的丁忧期限由原来的离任守制二十七个月（顺治十年四月定），改为“在家居丧一月，即出办事”（顺治十年六月改定）。也就是说，满官若遇有丁忧事件，并不需开缺离职。

2.满官丁忧制度的调整

顺治十年以后，根据满洲民族习惯以及客观局势的需要，又对满官的丁忧制度进行了更为细致、更有针对性的调整。

首先，在京官员。康熙三年（1664年）规定：

在京满洲、蒙古、汉军文官遇亲父母、祖父母，与所后父母、祖父母亡故者，以故日为始，居丧三个月；奉差出征者，以到京日为始，亦准居丧三个月。②

这实际上是延长了满官的丁忧期限，由原来的居丧一个月改为三个月。这也是清代文献中通常所说的“百日”，百日期满即照旧进署办事。

其次，外任官员。顺治十年只规定中央部院衙门中满官的丁忧期限，并未涉及外任满官。这多是由于当时统一战争尚未结束，地方上行政事务的管理和军事征伐还有赖于满官的作为。顺治十八年，定在外满官丁忧期限：

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闻丧之日为始，亦照定例遵行（笔者注：守制三个月）。各省驻防及在外出征汉军文官，伊父母在任病故者，仍应照例遵行（笔者注：守制三个月）；父母在京病故者，准其解任回京，以到日为始，守制半年，仍私居持服，尽三年丧礼。③

在外官员的丁忧期限，根据其自身的特点以及亲属所在地之不同而有所区别：一是若本属中央官而奉差派至地方者，按在京满官丁忧原则，在家居丧三个月，即出办事，仍私居持服三年。二是若本属地方官，则根据亡故亲属所在地之不同而各有专门的规定：若亲属在任所病故，丁忧之官按在京官员例，居丧三个月，即出办事；若亲属在京病故，该官须开缺解任回京，在京守制半年。康熙十二年，统一旗下服制，在外满洲、蒙古、汉军文官，不论其亲属亡故于何地，均“令其解任，照汉官例，以闻丧日为始，不计闰，守制二十七个月”。④乾隆朝，再次修改外任满官的丁忧原则。乾隆十四年（1749年）谕：

其用于外任之满洲、蒙古官员，遇有亲丧照例丁忧离任，回京后亦令守制二十七月。但满洲、蒙古不似汉人众多，且旗员亦不应听其闲居不得当差。嗣后外任满洲、蒙古官员丁忧至京，已满百日后，著该旗引见。或于该旗，或于部院，朕酌量委用。⑤

也就是说，外任满洲、蒙古官员在百日满后，仿照在京文职满官之例，以京职委署。该官原由何衙门补授，即于何衙门行走。若无衙门，吏部掣分衙门令其行走。⑥需要强调的是，乾隆十四年对丁忧制度的调整，仅适用于外任之满洲、蒙古官员。

最后，汉军官员。康熙五年，专门修改外任汉军官的丁忧制度。这一变更的起因，源于庆远府知府李学礼的丁忧事件。李学礼就养于任所之父母相继亡故，自请扶榇归旗，并请照汉官例守制二十七个月。⑦但根据顺治十年定制，汉军文官外任者，若“父母在京物故，准回旗守制六月；其卒于任所者，守制一月，即起视事”。⑧可见，李学礼作为外任汉军官，且父母于任所亡故，要守制二十七个月的请求并不符合成例。但是，李学礼的请求，却成为修改汉军外任官丁忧制度的契机。清朝以“汉军官员父母至任所亡故者，如不允离任守制，则返榇无期，难以寄厝外省”，⑨命汉军外任官“以到京日为始，守制六个月”。⑩康熙十二年，又将外任满洲、蒙古、汉军官员丁忧的期限一律改与汉官划一，不论亲属亡故于何地，俱开缺回京守制二十七个月。虽然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再次调整外任官的丁忧期限，但并不包括汉军旗人。也就是说，自康熙十二年以后，凡是外任汉军官员遇有丁忧事件，俱开缺离任，回京守制二十七个月，并非如满洲、蒙古官员百日期满，即可入署办事。嘉庆十六年（1811年），镶蓝旗汉军尚维侗因百日孝满后呈请赏给苦差，被嘉庆帝严厉训饬。①嘉庆帝谕曰：

凡汉军大员丁忧，皆照汉员之例，守制二十七个月，并无呈请赏差之例。②

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待汉军官与满蒙官的政治态度是有所区别的。这一规定亦是嘉庆以后，直至光绪新政前，外任汉军官在遇有丁忧事件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京汉军官若遇有丁忧事件，其丁忧期限视其所补官缺的民族属性而定。“八旗汉军文职官员，任汉缺者丁忧；任旗缺者，不得丁忧。”③

3.满汉文官丁忧期限之差别

清制，凡内外汉官丁忧承重者，具文报部，以闻丧日为始，解任，回籍守制，不计闰二十七个月；④服阕，或以原官补用，或归选班重新铨补官职。比较满汉官的丁忧原则可知，两者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首先是在京满汉官在丁忧期限上的不同。

汉官若遇亲属亡故，均开缺离任，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满洲、蒙古以及任满缺之汉军官（任汉缺之汉军官丁忧原则与汉官同），若遇有丁忧事件则并不开缺，只居丧百日，期满即回原衙门原职办事。

其次是外任满汉官在丁忧期限上的不同。

（1）汉官与外任之满洲、蒙古官。汉官无论任职于中央还是地方，遇有丁忧，均开缺离任，回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但外任之满洲、蒙古官的丁忧制度则经历了由顺治十八年规定“居丧三月”，到康熙十二年“与汉官一同开缺回京并守制二十七个月”，再到乾隆十四年“百日期满即入原衙门供事”的演变历程。

（2）汉官与外任之汉军官。清初，外任汉军官丁忧期限的规定相当复杂。根据亲属亡故地的不同，有“守丧一月即出理事”和“离任守丧六个月”之别；康熙五年规定，无论其亲属亡故于何地，均“离任守制半年”；康熙十二年又改外任汉军官丁忧期限与汉官划一。

（3）外任汉军官与满洲、蒙古官。乾隆十四年之前，二者在丁忧期限上的规定是相同的。乾隆十四年以后，汉军外任官仍保持与汉官划一，而满洲、蒙古官的丁忧期限缩短为三个月，且期满即入京署供职。可见，旗员内部亦因其政治身份与地位的不同，而使得他们遇有丁忧事件时须遵循不同的原则。

4.特殊地区及官职的特殊规定

清代的丁忧制度相当灵活，并非囿于民族属性范围之内而无变通。在盛京地区以及中央太医院等衙门中，官员丁忧的规定即是这一特征的体现。

首先，盛京等处官员。盛京等处文官，父母、祖父母随任亡故者，准在任守制三个月；在京亡故者，或来京守制，或在任守制，听其自便，不解任。⑤

再次，钦天监官员。钦天监官员丁忧亦不开缺，只给假百日，穿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停其升转，仍扣资俸三个月。⑥

武官的丁忧制度在宋元以后基本呈废弛状态，始终未能形成像文官那样恒长而又有强制力的规定。明代不许武官丁忧守制，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亦是明太祖出于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考虑的结果。此虽一时权宜之计，但明代历朝恪守太祖之制，武臣不丁忧遂为定制。⑦

清承明制，顺治朝及康熙中前期，武官均不丁忧。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傅疏请武官亦应丁忧。⑧在武官是否丁忧的问题上，康熙帝认为：

孝者，治天之本，理应丁忧。且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丁忧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矣。①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康熙二十五年，九卿议定：

提镇以下，如奉特旨留任者，应令在任守制；其副将、参将以下等官，如系紧要地方缺，该督抚、提镇题留者，准其在任守制，余俱令解任守制。②

由以上可知，康熙二十五年以后，文武一体丁忧，且武官在丁忧期限上均“俟二十七月期满，始行补用”，③并无满汉之分。

至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修订旗员丁忧成例，将满武官丁忧原则改与满文官划一，即“持服百日，期满即行当差，并不俟二十七月”，④并规定：

嗣后除提镇内丁忧者，皆朕深知简用之人，朕酌量另加委用外，其选用副将之旗员内，遇有丁忧者，即照此例――由侍卫升用者，著在头等侍卫上行走；由前锋参领、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等官升用者，著在各原处行走，遇参领、副参领缺出，即行坐补；由世职升用者，伊等原处无品级相当之缺，临时著该旗办理，具奏请旨，以便酌量委用。俟伊等守制二十七月期满，应行补用时，仍著照例补用。⑤

由以上可知，与明相比，清代武官不仅与文官一体丁忧，而且满汉武官各有定制。乾隆帝认为，满官三年内无差使，闲散定居，对其生计有碍，且有骑射荒废之虞，故作此安排。

满、汉官丁忧期间是否支领俸禄的问题，考诸清代各政书，均无明确记载。但通过对一些零散材料的分析，我们得以窥其大概。

从乾隆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满官丁忧的规定，既考虑到让官员尽礼尽哀，以抒展其孝思；又顾及满官人数较汉官占少数，满官离任，是否会使政务办理乏人，进而导致公务怠滞；更重要的是，还为其生计考虑：

满洲官员及世职等，俱藉俸禄以赡养家口，如皆令离任开缺，无以为养赡之资。……虽人子之于亲丧，尽哀尽礼以答劬劳之德，乃出于天性至情，初不计及俸薪，而朕养育旗人之意，则不务不为之筹画万全。⑥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最终权衡的结果是：乾隆二年，乾隆帝谕令文武旗员，若遇有亲丧，百日后仍令入署办事，并照常支俸。⑦

由此可以看出，顺、康、雍三朝，无论满、汉官员，遇有丁忧事件，在丁忧期内是不领取俸禄的。乾隆二年以后，满官在丁忧期内则可以照旧领取俸禄。乾隆帝的这一政治举措，不仅是对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的一次大改动，而且亦是对沿袭了几千年的丁忧制度的大调整。

汉官在丁忧期内是否享受同等待遇呢？通过对乾隆朝梁诗正丁忧后是否照旧食俸这一事件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澄清汉官丁忧期内的待遇问题。

梁诗正，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及第。乾隆十七年，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的梁诗正，因其父梁文濂年已八十有余，奏请回籍终养，乾隆帝奏准。兹值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南巡之际，因梁诗正居乡“甚属安静可嘉”，加恩“照其品级在家食俸”。⑧二十三年，梁诗正之父去世。浙江巡抚杨廷璋据此请示乾隆帝，梁诗正“应否仍在家食俸”。⑨杨廷璋的奏请不但没有得到允准，而且还引起了乾隆帝极大的反感，杨廷璋本人以及户部相关人员亦遭到乾隆帝的惩治。乾隆帝训饬户部：

杨廷璋或据地方官之请，辄为咨部，则不但不知大臣养廉之议，且独不为梁诗正稍留地步耶？而该部复即为具奏请旨，试思此事，朕有何旨可降？即欲降旨，亦不过此数言而己。看来杨廷璋明系有心徇情，而该部亦复依样葫芦，俱可谓不识事体。杨廷璋、吉庆、裘曰修俱著交部察议。⑩

可见，汉官在丁忧期限内并无领取俸禄的资格，而且，这一成例是不允许改变的。杨廷璋等人误认为梁诗正乃皇帝“近私之臣”，在丁忧时是否食俸一事上或可稍作通融。

乾隆帝在这一问题上极其坚持原则，即便是对亲信之汉臣，亦不可将汉官丁忧不食俸之成例稍作更改。乾隆帝在解释为何不允许汉官丁忧食俸时提到：“此非为节用，乃教孝之大经也。”{11}这正暗示出：深谙汉族儒家经典的乾隆帝，正是利用汉族士大夫们所信奉、尊崇的“仁义孝悌”的道德伦理传统来约束其身、其言、其行，从而达到其在政治上进行管理、控制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丁忧守制对满官的仕途前景及日常生活基本不构成影响。但对汉官而言，意味着政治参与者与政治活动的决裂。政坛风云变幻，三年物是人非，政事与人事关系的巨大变动对丁忧官员来说，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仕途的蹉跎。况且三年丧期，并不算为资俸，更削减了汉官在升转迁除上的资历与优势。

从顺治十年至光绪新政，丁忧制度中的满汉畛域几乎与清政权的兴亡相始终。在满汉文化日益融合的大趋势下，清朝以制度条文的形式，严格要求满蒙、汉军以及汉官遵守各自的丁忧原则，是有深刻的政治寓意的。

首先，满汉人口比例上的差距，是清代丁忧制度存在民族畛域的客观因素。乾隆二年，乾隆帝曾指出：“以旗员人少，若皆守制三年，则公事必致有误，亦出于势之不得已也。”①清末民初的赵炳麟在分析满官丁忧制度建立的基本历史背景时，亦提到清代建国之初，旗人生齿未繁是满官丁忧制度有别于汉官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亦是与在政治上倚重满官分不开的。早在康熙五年，在确定外任汉军官丁忧原则时，即指出：“独将满洲、汉军官限以月日，特因任内职事不宜耽误，故定此制。”②

其次，满官文武互用的任官特殊性，是导致制度畛域的政治因素。康熙二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文奏，旗下官均应按汉官丁忧之制，一体开缺守制二十七个月。③但大学士明珠则认为：

孝道本期各尽，但满洲官员文武互用，有文职补武职者，亦有武职补文职者，难以一例。且人人素日整理盔甲器械，以备不时出征围猎。若准令守制，则于公事多废矣。④

旗官不仅是朝廷的臣子，也是皇室的属民，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必须随时听候皇帝或主子的差派，不能长期疏离朝堂。

再次，保证满官生活的经济来源，是满汉丁忧各异的经济因素。按照清代俸禄制度的规定，官员只有在任职期内才有享受俸禄待遇的资格。若遇丁忧等事离任，即不食俸。在乾隆朝以前，旗人人口尚不繁多，所以国家给予这一群体的经济补贴足够维持生计。但随着旗人的不断繁衍，加之旗人不能为工、为商，至乾隆朝，如何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已成为乾隆帝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乾隆朝修改官员丁忧期限内相关待遇的主要历史背景，乾隆帝亦曾多次在上谕中表达这一初衷。乾隆二年，乾隆帝明确指出：

满洲官员及世职等，俱藉俸禄以赡其家口，如皆令离任开缺，无以为养赡之资。……虽人子之于亲丧尽哀尽礼，以答劬劳之德，乃出于天性至情，初不计俸薪，而朕养育旗人之意，则不得不为之筹画万全。⑤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再次指出：

满洲、蒙古人员内，由道府等官丁忧回旗者，与汉员不同。汉员丁忧回籍，必待二十七个月，服阕，始以原官补用。满员则满百日后，例应行走当差，既令于原衙门分别补用，即有糈饭，足资养赡。⑥

由此可见，旗员在丁忧期限内仍可领取俸禄这一政治现象，反映的是统治者在经济上对旗员的特殊照顾。

最后，保持满洲习俗，是形成满汉丁忧原则各异的文化因素，这也是形成制度差异的根本所在。嘉庆年间，裕谦任漕运总督，丁忧百日假满，本应诣宫门请安：

裕独不可，乃称疾不出。俟祭后，始出补官。既受命，即上疏请令满洲文职官员无中外尊卑，凡有父母丧者，皆丁忧守制二十七月为服满，一律与汉员同。⑦

裕谦的请求不但没有得到允准，其本人亦遭到嘉庆帝的严旨驳斥，称其沾染汉人习气，失人臣致身之义，变满洲纯朴之风。统治者对满汉官差异的刻意强调与保持，正反映出在汉文化强大同化力的作用下，其为防止旗人汉化而在文化观念上作出的积极努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满汉官在丁忧制度上存在的畛域，是人为制造的不同，已由政治规定上的差异转变为观念、文化上的不同。

习俗源于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本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丁忧制度作为制度层面上的规定，虽然是清代职官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实质上却是文化与传统习俗的反映，是一个民族的心理与文化传统的表现形式。强调满官丁忧原则与汉官不同，是统治者为保持本民族的民族属性与文化特质而作出的刻意规定。

【作者简介】徐雪梅，女，辽宁庄河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chu and

Abstract： Since Qing Dynasty intruded into the Shan Haiguan， it had change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 and the needing of ruling， which form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on the official system. Ding You system was an example. Han officer followe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ing， and observed mourning of parents 27 months. The content Manchu Ding You system was meticulousand complexity. The specialty of the Manchu Ding You system was just the reflec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on the Ding You system. Ding You system of Qing Dynasty was the system provisions， which was also a cultural form that reflected the attitude of Qing Dynasty o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Manchu and Ha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Ding You System， Difference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Cultural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