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法公正消弭群体性冲突

近年，中国大规模群体性抗争事件频发。政法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绝大多数参与事件者与该事件的诱因没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参与者与某宗事件风马牛不相及，却采取暴烈的手段，竞相投入该事件。这个现象值得深思。换言之，这无非说明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数量在急剧增加，成为冲突之源。

细察当今社会，民众对政府最不满意之处，并不是“民主”（究竟有多少人明白实施民主之后正负面的后果——存疑），甚至也不是“民生”，而是社会不公正。正是许多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切身体会，促使他们声应气求，投入。

平心而论，中国社会矛盾并不比美国更尖锐。美国贫富悬殊，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韩国、日本大公司CEO工资本来就不高，但累进个人所得税率可高达90%，年收入不过百万美元。韩国、日本资本高度垄断，资产额超过美国大公司，高管收入却比美国低许多。尽管不少美国大公司亏本经营，高管却有成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贫富悬殊略见一斑。况且，美国三亿人口，民间拥有四亿多枪支、两亿多汽车。枪支多则杀伤力强，车辆多则爆发力强。为什么美国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却迄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呢？

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司法尚称公正，民众对司法系统具有信心。司法系统发生营私舞弊的现象少之又少。民众对个人遭际不满意，就诉诸于打官司，而不会动辄上访或者聚众闹事。

不管利弊得失，民主毕竟是大时代的潮流，莫之能御。中国必定要顺着这个时代潮流去做，晚做不如早做，自上而下主动去做，要比自下而上被迫去做，效果更为理想。当然，什么时候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阶段到位，还是一步到位，如果是分阶段到位，先做到哪一步，以什么方式去做，都需要从长计议。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上访民众及弱势群体中，很少人对民主提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因为这同他们的切身利益并无关联。目前亟需解决的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应该以此为抓手。

司法系统之于社会大系统，就相当于一栋建筑物的排污系统。社会不公正，在民众心目中，首先体现在司法系统不公正。恰如下水道畅通无阻，就不会污水四溢，波及整栋房屋甚至社区。这也正是中国民众在传统观念中“青天老爷”情节挥之不去的缘故。

访民中，难免存在个别“上访专业户”亦即“刁民”，不能否认的事实却是，大多数访民还是明事理的。访民要逐级上访到北京，可能意味着要倾家荡产，希望仍很渺茫，不是怨大苦深，不会走到这一步。访民众多，是社会不公正的必然结果。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改观了，民间怨气少了很多，访民之数自然锐减。

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如果不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那么自下而上的革命随时会扑过来，悔之晚矣。而在现阶段，即政治体制存在弊端之际，试图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则又可能把国家带入险境。

这方面，可供参考的史料很多。辛亥革命以后，元老胡汉民在报刊发表文章称，清朝覆灭的原因之一，就是亡于清末新政，包括废除了科举制度。明朝亡于天灾，而辛亥革命前的两三年，中国风调雨顺，不存在天灾。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洋学堂，知识青年失去了当官的盼头，于是投笔从戎，去新军当兵，成了革命急先锋。武汉新军在全国办得最出色，结果革命就先在武汉爆发。

有人认为，清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改革晚了20年。这话有道理，可是改革是一项大系统工程，仍须辩证看待。如果西太后慈禧厉行改革，或许能仿效明治维新。光绪皇帝力挺改革，维新诸人却在策划把西太后软禁起来，西太后闻讯后反扑过来，于是维新戛然而止。另外，清朝各省成立咨议局，类似于后来的省议会，把地方实力派拉进去了。地方实力派既有经济地位，又有政治发言权。辛亥革命发生后，各省咨议局并没有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却和革命党人结合在一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洲也发生过类似的状况。从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前，沙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在欧洲名列前茅，银行、工厂、铁路、大学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经济发展的局面相当傲人。在接踵而来的俄国社会大动荡中，这些改革却无助于沙俄皇室在动乱面前保持政权不坠。

要认真进行改革，须视之为一项社会大系统工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以何处作为抓手，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处处令人煞费踌躇。因此，施政应该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避免较大的社会动荡，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

如何在低代价、高收效的前提下，往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和谐的方向前进一步？似乎有一个简捷可行的办法以资遵循，现行体制既不致于伤筋动骨，又足以在较短期间内收到明显的效果，即改变民众对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观感。

应该说，除了乌托邦，没有一个社会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不过，时至今日，务求恢复司法公正，还是做得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只有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再考虑如何入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样才在政治层面上具有可操作性。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

责编/李逸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