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考尔文:为什么没人来阻止屠杀?

2月13日，在玛丽・考尔文（Marie Colvin）启程偷越叙利亚边境的前一天晚上，她在饭桌上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尼尔・麦克法夸尔：“我只想进到里面去，把报道做完，然后马上离开。”

2月14日凌晨到达霍姆斯城后，人们对她到来的狂喜和叙利亚的局势都超出了考尔文的想象。“在凌晨时分到达这个一片漆黑的城市，我立刻被拥入了一个欢迎外国记者到来的派对当中。这里的人们太绝望了。他们把我塞进一辆卡车里，把前车灯打开，然后全速行驶。人们在卡车后面欢呼着：‘Allahu akbar――上帝是最伟大的。’立刻，叙利亚军队开始向人群和卡车开火。”

2月22日晚，考尔文通过卫星电话做了生前最后一次报道：“城里有2.8万名平民，他们手无寸铁，四处躲避，最终还是被炮弹击中……更多人应该开始思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止每天发生在霍姆斯城的这场屠杀？’”

1986年加入《星期日泰晤士报》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后，考尔文已经有25年与“混乱、毁灭和死亡”打交道的经验了。这也不是她第一次选择留在战争受害者身边：1999年东帝汶危机中，考尔文拒绝和22名男性记者一同撤退，和一支联合国部队共同留守1500名被印度尼西亚军队包围的女人和孩子，持续向外界报道她们的安危。2001年报道斯里兰卡内战过程中考尔文失去了左眼，“从医院出来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找到一瓶伏特加和一包烟”。一周后，她在睡梦中被客房服务员叫醒，后者端着一瓶巨大的伏特加和一托盘配酒供她挑选。“是东帝汶的那些人――上帝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给我预定了这些！”

考尔文曾称战地记者的任务是“准确而不带偏见地报道战争的恐怖”，“将自己限制于所见所闻，不隐瞒也不编造”。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希望站在普通人中间试着在战争瓦砾中重构他们的生活。在2011年一次纪念牺牲战地记者的活动上考尔文曾说：“我们总是要问自己：为了这个故事到底值不值得冒这么大险……而真正的困难其实在于对人性拥有足够信念，必须要能相信，当你的报道见报时，有足够的人――无论是政府、军队官员还是大街上的人――会真的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