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责任奠基—评汉斯·约纳斯

作者简介：杨振华（1976- ），男，山东东明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南京林业大学思政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道德哲学。

摘 要：作为当代责任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汉斯?约纳斯用生命书写哲学，在他颇有建树的几个学术领域中，贯穿着对现代性整体谋划的批判。面对当代技术文明危机，汉斯?约纳斯揭示出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责任伦理，为人类生存与尊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关键词：现代性；技术文明；虚无主义；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31-04

德裔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是海德格尔的犹太弟子，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虽然在多个学术领域耕耘，但约纳斯的思想呈现出高度的整体性。他用生命诠释责任，又通过批判现代性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倡导技术时代的责任原理，最终为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用生命书写责任的哲学家

约纳斯1903年出生于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一个犹太家庭。在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指导下，他以论文《诺斯替的概念》（Der Begriff der Gnosis）获博士学位，并因此项研究初步赢得了学术声誉。与20世纪初很多高度同化于德国文化的犹太人（包括他的父母）不同，约纳斯对于犹太人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从高中开始就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终生坚持犹太信仰并为之“战斗”。

1933年，约纳斯迫于“反犹”浪潮离开德国，发誓不征服纳粹绝不返回祖国。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号召周围的犹太同胞加入反抗纳粹的战斗。［1］他本人甚至拒绝了情报部门的文职工作，加入作战部队奔赴前线。战后，他又投身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在漫长的十年之间，他基本上是作为军人为犹太人的生存与尊严而战。为了孩子们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成长，以及自己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约纳斯在1949年举家迁往北美（先在加拿大，1955年定居美国）。

战争的残酷与北美战后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哲学家敏锐地发觉到技术文明对人类生存构成的重大威胁，因而开始关注技术哲学。1969年，约纳斯参与创立Hastings Center，这个中心致力于从多学科角度研究现代医学与生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作为该中心的哲学代言人，约纳斯积极参与到科技伦理的公共讨论当中。由于该中心的巨大影响，“驻守华盛顿的某些国会专门委员会在讨论伦理问题时也不能不听取这个中心成员的意见”［2］。1979年，《责任原理：探索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在德国出版，这本被视为责任伦理运动的标志性著作追问技术文明时代人类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舒特兹(Christian Schutze)指出：“自从费希特发表面向德意志同胞的演讲，唤醒民族意识并改造德国的教育体制，因而影响整个德国走向以来，哲学家强烈影响公众生活的传统已经几近灭绝，是约纳斯重启了这一传统。”［3］

列维（David Levy）根据约纳斯本人“哲学即人生”的主张认为，他“比维特根斯坦更伟大，比海德格尔更有益”［4］。关注人类生存、提供人生指南曾是传统哲学的基本任务，但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之后便遗忘了这一主题，20世纪哲学界这两位公认的天才也不能为人们提供助益。约纳斯勇敢地站在时尚潮流的对立面，时刻不忘哲学家的思想责任，承担起对人“终极关怀”的义务。

战后，实现当初诺言的约纳斯作为胜利的盟军战士返回德国。他看望了在纳粹统治下洁身自好的艾宾豪斯教授，在与投入纳粹怀抱的海德格尔比较时，约纳斯追问道：“哲学究竟掌握在谁手中更好？是一个在抉择的关键时期不能把持信仰但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天才，还是一个不具原创性但正直并保持纯洁的人手中呢？”［5］约纳斯以自己的人生与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一生勇于承担责任，独特的生存体验使他深刻地领悟了责任对于人类生存与尊严的重要性。约纳斯用生命书写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理念，由他扛起责任伦理的学术旗帜决非偶然。

二、反潮流思想家：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批判

海德格尔“纳粹事件”成为约纳斯战后思想主题转换的诱因，他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之处发现了虚无主义本质，并认为这种虚无主义正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质。这样，他就将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上升为对于西方现代性谋划整体的批判。［6］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鲜明表述就是“最高价值的自我废黜”，亦即价值根基被抽空。在约纳斯看来，这与海德格尔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观是根本一致的。借助于最初运用存在主义方法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成果，约纳斯又用诺斯替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存在主义。他发现，两种思想体系形成了遥远的呼应，它们共享着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神与宇宙、人与世界、肉体与灵魂均被隔离开来。相比较而言，“诺斯替主义者被扔进了敌对的、反神明的，因而是反人性的世界之中，而现代人却被扔到一个冷漠的世界当中。只有后者才是彻底虚空，真正无底的深渊”［7］。在诺斯替主义那里，虽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但世界至少与人还有关系；而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世界则与人毫无关系、完全冷漠，人与世界的断裂更为彻底，其中蕴含的虚无主义因素更为强烈。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即形而上学为伦理学提供根基和论证，从宇宙论到伦理学一脉相承。进入现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世界失去了神圣性，无力流溢出任何律法，道德也就被抽空了根基，人只能在自身之内寻求价值的根源，最终只能说，“吃吧，喝吧，反正我们早晚一死”［7］。宇宙观的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了伦理学的反律法主义。“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被二分成一种主导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虚无主义在道德哲学与伦理学领域的回响。

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得二元论宇宙观日益走向极致，因为正是“自然观念的变迁，也即是对人委身其中的宇宙环境的观念变化，是现代存在主义及其虚无主义涵义产生的形而上学处境之根基”，“存在主义的自然概念明显反映了物理科学对自然的精神剥夺”［7］。人与世界整体的关联被剥离之后，人的躯体与灵魂也不得不割裂开来。笛卡尔主义“广延”与“精神”的身心二分伴随着科学事业的进步被严重放大。约纳斯试图通过重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等基本理论来挑战“是”与“应当”分离的现代教条。

现代主流哲学以意识为中心，而长期忽略身体（物质），约纳斯哲学则力图颠覆这一做法，实现哲学的身体（自然）转向。他指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表面上似乎使得对于身体机能的解释获得了保障，但同时生命事实本身就变得不可理解”［8］58。他尽力弥合二元论所造成的巨大鸿沟，把人置于自然整体之中并将身心合而为一以寻求对人的全新理解。约纳斯指出，现代生命哲学包括有机体哲学与心灵哲学两部分，这一学科研究范围的划定本身就蕴含着以下观念：“即使是在最低形式的有机体中也预示了心灵的存在，哪怕是最高形式的灵魂也保持着物质机体的因素。”［8］1亦即物质与心灵并非如笛卡尔信条那样是完全隔绝的。他高度关注新陈代谢这一基本生物学事实，并赋予其本体论高度上的重大意义：生命界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机能本身就表明，所有的有机体（而非仅限于人类）都是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存在物，意义与价值也就不是专属于人类的，因此，一切生命有机体都应该得到生存的权利和起码的尊重。他还预告了一种基于自然的伦理学：它“最终既不是奠基于自我的自主，亦非群体的需要，而是由事物按其本性而做出的客观安排”［8］283。也就是说，伦理命令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在自然中发现的。这样，约纳斯就从本体论角度摧毁了“是”与“应当”二分的现代教条。

三、技术文明时代的责任伦理学

二战以后身处高度发达的北美地区，约纳斯意识到现代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已无力继续为现代技术文明提供行动指引。对此重大问题的分析构成了责任伦理学的起点。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行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基于这种假设和前现代活动的特征，传统伦理学仅仅关注同时代人或者与个体直接相关的长辈和晚辈，在伦理考察中关注过去和现在，但几乎不关注（尤其是遥远的）未来。同时，传统的伦理意义仅存在于人际之间，自然处于伦理关注的视野之外。古代人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城邦之内，这个有限的人类共同体就是“人类责任全部和唯一的领域”，所有的传统伦理学“与由此结构所限制的活动尺度相适应”［9］4。约纳斯表明，现代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预设都已经失效了。首先，传统伦理学“道德的宇宙由当下所构成，其对于未来的视界由其生活的可视范围所限定”［9］5。自然之所以没有进入传统伦理学的视野，根本原因也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限制在它自我修复的范围以内。现代人类活动已经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展开，并且呈现出几何级数、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整体以及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其次，普通个体行为的影响有限，“为保证行为的道德性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或专家式的，而是对于善良的人们可轻易获得的那些常识”［9］5。传统个人活动（甚至包括大部分集体活动）的后果往往是当下即可预见的，责任一目了然；长远的（消极、恶劣）影响如果处于人们认知范围之外，就交付命运裁决而不必诉诸道德考量。但现代技术活动的集体性（甚至以千百万人为单位）、影响力的持久性没有高度专业的知识不可能对后果作出有效预测，也就是说，对技术行为可能无法作出明确的道德评估。

约纳斯把传统伦理学称作“近距离的伦理学”（short—range—ethics），而且明确指出，“所有的传统伦理学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9］4。他力图建立一种“远距离的伦理学”（lang—range—ethics），它首要回答的是面对技术统治人类整体的持续生存如何可能。为了突破传统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距离”的缺陷，约纳斯将伦理关注的对象首先指向包括人在内的自然整体，同时，将关爱的眼光投向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子孙。他这样表达自己的责任命令：“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与真正的属人的持续生存相一致。”或者用两个否定式来表达：“如此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后果不至于毁坏这种生存之可能”；“不得损害人类世代生存的环境”［9］18-19。由此，责任伦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视域。

约纳斯发现，最能体现技术文明威胁的是现代生物与医学技术对人类形象的侵蚀。基因工程试图改变人类体质的构成，医学则通过器官移植、延缓衰老等手段逐渐接近实现“长生不老”的古老梦想。现代技术的这些进展使得形而上学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关于‘人的形象’的反思，比尘世间的人的理性所苛求的反思更加紧急而迫切了”［10］23。技术本来是人用来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但在“形式动力学”作用下，现代技术自我确证、自我设定并自我推动，它取代原初目的而成为目的本身，而作为原初价值基础的人则被连根拔起，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沦为用具和被改造的对象。这就是约纳斯在以生物学－医学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中察觉到的虚无主义因素。他挑战了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中的“价值中立”原则：科学研究必须与公共福祉相适应，因而不可能存在完全的“研究自由”；［10］52-81技术（作为手段）也不是与价值无涉的。“现代技术的道德和不道德使用问题不再是一个具有自明的、质的区别的事件……而是迷失于关于最终后果的量的猜测这一迷宫中，并且必然使问题的回答依赖于问题的模糊性。”［10］25约纳斯举例说，乍看起来，有益的技术与有害的技术很容易作出区分：犁铧是好的，刀剑是坏的，铸剑为犁是值得庆幸的。但面对现代技术就变得复杂起来：化肥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养活更多人，原子弹是坏的，因为它能毁灭人类；而从长远来看，化肥（尤其是过度使用）同样是重大威胁。

约纳斯还对“技术承诺更好的生活”这一主导的现代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警告人们现代技术实际上正日益成为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因素，其中蕴含着的乌托邦理念将人类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约纳斯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包括科学进步的乌托邦主义，特别明确地反对政治家为了实现遥远的目标而将人类整体置于危难之中，并明确指出节制、审慎的行动应成为人们德性的核心。这一理念被学者视为当代已成为基本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预言式表达。［11］

结语：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约纳斯哲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质疑、批判甚至否定现代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盛行于整个西方学界，约纳斯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视为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纯粹解构式的、破坏性的后现代诸思想家不同，他更接近于大卫?格里芬与小约翰?柯布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路径。在批判考察现代观念之缺陷的同时，约纳斯也为拯救现代性危机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鲍曼认为，约纳斯“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对疯狂的现代化条件下现代性应该做的与其能做的之间矛盾的研究”［12］。他的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性困境的有益探索。

约纳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哲学探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积极影响。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精神剥夺与对生命意义的侵蚀，他将身体、自然这样的主题纳入哲学思辨的范围之内，并赋予形上高度的意义，为深入反思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作出开创性贡献。此外，他先于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为环境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20世纪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面前，约纳斯用“恐惧启示法”警示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危机，同时，他又没有陷入悲观主义的绝望之中，而是通过倡导面向生态整体与人类未来的责任伦理来纠正乌托邦式的发展理念，从而预言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在当代应用伦理学领域中，“责任”已成为核心词汇，在科技伦理、医学/生命伦理、环境伦理乃至行政伦理等诸多学科的论争中，约纳斯哲学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Jonas.Our Part in This War: A Word to Jewish Men. See Christian Wiese.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 Jonas ［M］.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7: 167-175.

［2］Wiese (ed.). Memories：Hans Jonas ［M］.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200.

［3］Schutze.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Influence of Hans Jonas ［J］.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special issue), 1995: 40-43.

［4］Levy. Hans Jonas: The Integrity of Thinking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80-81.

［5］Jonas. Mortality and Morality: 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49.

［6］杨振华.虚无与责任：约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拯救［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7］Jonas.Gnosticism and Modern Nihilism ［J］. Social Research. 19:1/4(1952): 430-452.

［8］Jonas. The Phenomenon of Life: 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9］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0］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3.

［11］李喜英.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伦理基础——约纳斯责任伦理学的现代效应［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12］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