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买卖的香火

汽车在聊城乡间的土路上颠簸，扬起的黄土扑面而来。两边平房的红墙上用白漆刷着一句醒目的标语：生女也能传宗代。

“女”字又被一张彩色海报压住了头，变得面目不清。海报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笑容可掬，下方是一条送子热线：138XXXXXXXX。

男孩6万，女孩2万，这是聊城当地给孩子这种“商品”标出的价码。传宗接代的强烈渴望，重男轻女的顽固思想，让这个市场经久不衰，甚至水涨船高。

儿童“商品”

34岁的李玉刚有个外号，叫“八百五”。小时候，村里的孩子都这么叫他。

八百五――这是他被养父母买来时的价格。

每当有人这么叫他时，他都会冲上去跟人打一架，一直打到再也没人敢当面这么叫他为止。

但他心中的隐痛挥之不去。1982年，年仅5岁的他被拐卖到聊城市莘县的一个农户家。当时，这个家里已经有四个女儿，唯一的男孩在一年前夭折了。有些绝望的养父母从人贩子手里把他买了过来，以求传宗接代。

每当有陌生人进村的时候，养父母就会很警觉，生怕别人把他接走。到了上学的年纪，周围的孩子都去读书了，养父母却不让他上学。怕他读了书，有了文化，就走了。

这是他最恨养父母的一点。他觉得，是他们耽误了自己的一生。除了自己的名字，他一字不识。

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养鸡场，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账二十余万，但他经常算不清账。

村里还有十多个跟他经历相似的人，都是十几年前被拐卖到当地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提及这些往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间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莘县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特别严重。莘县公安局宣传科长张玉庆说：“1991到1993年左右，全国人大有个文件，拐卖妇女人数达到8个并有行为的枪毙，后来又出了一个补充规定，拐卖人数达到12个，即使没有行为的也枪毙。那几年，我们县里拐卖案件枪毙人数多达四十余人，这还不算判刑或者受其他处罚的人员，可以想象那会莘县人贩子有多么猖獗。”

莘县雁塔派出所所长窦丁格当年曾参与打拐行动。他说：“1991年的时候，在莘县的西南部，王峰乡、延集乡人贩子非常多，当时我负责承包王店子村的打拐工作，通过摸排等手段，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二十余名，后来枪毙了七八个人。”

这些都已成往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玉刚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里是我的家。我想我的亲生父母。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总是幻想着有全家团聚的那一天。”

从十六七岁开始，李玉刚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旦有线索，他就要过去辨认。希望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破灭。但他说，他不会放弃努力。

如今，李玉刚已经结婚十多年了，有了一对龙凤胎子女。由于自己童年的伤痛，他十分谨慎，要求家里必须安排一个大人陪在孩子身边，更不会让孩子们乱跑。

红火的“生意”

李玉刚的经历，是很多被拐儿童的人生缩影。只不过，如今儿童的价格已经涨到男孩6万，女孩2万。

即便如此，聊城的儿童买卖依然十分红火。

当地出租车司机刘常远说，聊城市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儿童买卖在这里并不罕见，主要集中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比如东昌府区内，就以武家庄和朱老庄这两个偏远的村庄里最为常见。

一番交谈后，刘常远承认，他和他哥哥曾经亲身经历过贩卖婴儿的事件。在他的回忆里，那仿佛是电影里的情节。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和哥哥驾驶一辆捷达车驶入朱老庄，车刚刚停稳在马路边上，打开车门的瞬间，几个人就围了上来。

借着车灯，刘常远的哥哥认出那些人就是此次交易的接线人。

简短交流之后，兄弟俩都被戴上黑色眼罩，坐上了另一辆车。汽车继续行驶。

一片漆黑之中，他无法判断时间的长短。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恢复了视觉，才发现他们被载到了另一处偏僻的乡村。车门外是一个抱着婴儿的。

简单检查了婴儿之后，他的哥哥对婴儿并不满意。一番交涉后，他们又被蒙上眼罩，按原路返回。

“从那以后，那群人再也没找过我们。”刘常远说。

本刊记者在聊城一周的采访中，类似刘常远这样买孩子的故事还有许多。

从阳谷县来聊城做广告牌生意的黄立南告诉记者，他们村里就有很多买孩子的现象，总体上，买来的男孩多于买来的女孩。村里人虽然都知道，但都碍于乡亲情份都不往外说。

他说：“村里人把孩子看得很重，一般外人要是多问两句，他们就会立即警觉起来，轻则臭骂一顿，重则大打出手。”

莘县后吴家村的吴大妈似乎对人口买卖不以为然，当众跟本刊记者聊起了这个话题。她说，村里很多买孩子的，但是对外，他们往往不提买的事，一律叫做“拿娃子”。

在她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一家便利商店。透过门帘，可以看到里间有一位毫无产后迹象的少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这是您的大孙子吧？”记者问少女的母亲。

少女的母亲顿起疑心，脸色倏地一变，转身冲进里间，一把抱起少女怀里的婴儿，推开房门，进了后院。

传宗接代

莘县村民孙书林认为，买孩子现象首先是观念和文化的问题。他说，他妻子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儿，当时，他父母“横竖都看不顺眼”。一直到他妻子第三胎生出男孩之后，父母才眉开眼笑。

在聊城的农村地区，没有男孩的家庭被称为“老作户”。意思是，生不出儿子，没法传宗接代，被全村嘲笑的家庭。

孙书林笑称，“老作户”不但被人嘲笑，更被人欺负。他举例说：“你要去邻居家借面，如果你家都是女娃子，邻居可能不借给你。但如果你家有男娃子，甚至有好几个男娃子，嗓门大，气势也足，邻居一般都会借给你，甚至都可以不还。”

村民吕文武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他说，几年前，全县村委书记大会上，吴庄村书记跟邻村书记在会上拌嘴。邻村书记用挑衅的语气向吕庄村书记说：“我们村今年比你们村多生了三个男娃！”

吕庄村书记反唇相讥：“你们村那些多出来的男娃都是花钱买来的，你们村都是破作户！”

这一番争吵引起了哄堂大笑，但多数人都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对。

这些笑声背后是失子家庭无法弥补的伤痛。聊城人郭刚堂的儿子14年前在家门口被人拐走。他感觉自己的魂都丢了。他给乡亲们都跪下了，不断磕头，请大家帮忙一起找。

后来，他和妻子倾家荡产，四处寻找，但还是一无所获。尽管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儿子，但这并不能替代他对长子的牵挂。

郭刚堂至今还没有放弃寻找。他说：“这些年，我看到太多被遗弃的孩子长大了都想找自己父母，何况我的孩子还是被拐的呢？所以，只要我一直找下去，孩子一定能找到。”

因为自己的切身之痛，郭刚堂还成为了一名打拐志愿者。

“那些铁了心想要儿子的买主，即使有了几个女儿也会继续生，直到要到儿子为止。我可以理解他们求子心切，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那些丢了儿子的家庭呢？他们得多么伤心欲绝啊。”

经济算盘

郭刚堂向本刊记者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一名母亲在怀孕期间有一年时间不能劳动。如果一天按照收入50元计算，一个月是1500元收入，一年也就差不多2万元。一个孩子一天至少需要10元奶粉钱，一个月就是300元，加上一些小病小恙，一个月按照500元计算，三年差不多又是两万。此外，这个母亲在带孩子的三年期间，误工费又有6万。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从孕育期到3岁，家里的开支超过了10万元。而在黑市上买一个两岁男孩，机会好的话，3万多元就可以买下，即使加上计生方面的罚款3万多元，总共也就6万余元，但这样的一次性付出，可以给孩子解决户口问题，成为合法公民，今后的上学、医疗保险等都可以享受。

郭刚堂补充说：“即使是自己生，也没有人能保证下一胎一定是儿子。”

从阳谷县到聊城来做生意的王亮告诉记者，他四叔家的孩子就是买来的，买的时候仅仅几个月，目前已经3岁多了。

“当初，四叔之所以买孩子，就是因为家里没有孩子。在我们那儿，如果家里没有孩子会被周围人瞧不起。我四叔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也就三四万块钱，他们要拿出一年的收入去买一个孩子，不是逼不得已，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当地还有一些家庭，有了儿子又想要女儿，也走进了人口“市场”，因为当地“儿女双全”的观念也很深厚。

王亮说，他父母家有个邻居就买了个女儿。“他们家本来有个男孩，又花两万多买了个女孩。据说，他们本来想自己生的，但是超生会丢工作，后果很严重，给孩子上个户口也就两万多块钱，所以就买了一个。”

在郭刚堂看来，买孩子之所以在当地盛行，是因为买孩子不仅经济成本不高，而且犯罪成本很低。

他说：“买家如果被发现，警方解救孩子时只要不抵抗、基本配合，那他们很可能就没事，即便受处罚也会很小，这样他们犯罪成本就很低。以小博大，谁会不愿意呢？其实，只要发生了金钱买卖关系，就是一种交易，人易就是犯罪，如果把解救的孩子再放回去，实际上就是一种纵容，这种纵容会产生示范效应。”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京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