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拒绝潮流

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建筑师王澍从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手中接过了奖牌。这是这一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建筑行业最高荣誉的奖项自1979年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王澍是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他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王澍始终对潮流保持警惕与拒绝,这使得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从学生时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建筑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终于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建筑思想。这种建筑思想在他49岁时获得了世界级的承认,成为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第一个中国公民。

“很奇怪,当你真正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竞争的市场。很多项目摆在面前等着你挑选。”获奖后,王澍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

人要过有信念的生活

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分阶段完成。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画图时,他也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时不时冒出一些“顽念”的王澍还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对此,有一个让王澍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位老奶奶4次来到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不为看展览,只为寻找曾经的“家”的影子。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王澍在设计和建造博物馆时,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老村落拆毁后收集到的旧材料,并刻意把它们呈现出来,拼砌成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近十年来,王澍无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这个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不敢想象,照这个速度拆下去,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再过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自己生活在中国了。真正存在于生活中的实物都不在了,你凭什么说自己还在中国?”王澍说。

他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他说,“而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对传统的向往,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王澍童年时,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大三时拒绝画商业效果图,还带着同学到教研室谈判。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开禁。”

别人睡午觉,他练毛笔字;别人在教室上课,他去图书馆自习;别人研究后现代主义建筑,他四处寻觅后现代主义电影、后现代主义文学。

读研究生时,同学们狂读西学,王澍却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能形成一股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风气。仅批判社会大环境,他觉得难以到位,就拿大师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些名气的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

他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硕士论文命名:《死屋手记》,答辩前,还特意在教室里挂了自己创作的一幅黑白抽象作品。论文虽全票通过,学校却因其言行“狂妄”,并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翻烂了。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具备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拨学生砌完,下一拨学生再推倒重砌。

为了开阔视野,王澍还经常邀请外国建筑专家来学校上课,专家与主题每年都不同。学生们眼中的王澍式教学,多靠一语点拨、当头棒喝帮他们“大彻大悟”,而非你讲我听的填鸭式灌输。

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重拾活着的传统

面对工程中难以避免的建筑拆迁或异地保护,王澍深感无奈。他不无讽刺地把“保护性拆迁”形容为“中国人的创造性”。“故宫会不会也在某一天被整体保护性拆迁?”得奖后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尖刻地说:“那里实在是北京城里最好的地段,商机无限。”

王澍设计的房子也不全是传统的建筑,他也会对现代建筑材料重新解读,比如把浇注混凝土时用的竹板放在瓦片下做支撑,或者,混凝土房顶上还覆着旧瓦片,瓦在这里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只是对传统的一种演绎。

仔细欣赏王澍的作品,你会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混搭,新旧材料一起使用,起到的效果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不过你别把他想成一个天才,他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对王澍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建筑评论家史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厚积薄发,“他真正做建筑之前,就已经把东西方的建筑理论参透了,所以,一出手就是设计理念非常成熟的东西。”

保持内心的宁静

王澍说:“标准化生产的建筑就像资本主义,是以异化的人作为前提进行设计。”

研究生毕业后,同学纷纷进入京沪大型建筑设计院,融入城市扩张的浪潮。王澍却回到杭州。“北京、上海没有我心目中的中国,而杭州有。”他曾这样解释。

刚到杭州,家徒四壁,铺着一张草席,睡在水泥地板上。婚后,他在50平方米的家中探索、演练着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比如,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榫卯结构自制画桌,在阳台上构造出一个“亭子”……一天夜里,他鬼使神差地琢磨出一套房子一样的木制灯具,八个不尽相同的外罩套着八个尺寸相同的内壳。木工被这个诡异的想法搞昏了头,他只好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当木灯以不同角度安装妥当并放入灯泡时,魔幻般的光线把所有工匠惊得目瞪口呆。

“等我把钱挣够了,就像你这么去做。”“等我拿到副教授,就像你这样生活。”……昔日同窗这样说,但王澍不以为然,“在那条路上走得太久,沾染了一身‘习气’,就回不了头了”。

为了不沾染那种“习气”,王澍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将创意和质量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谈及获普利兹克奖,他说,他并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或许大家可以意识到,他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

年近半百的王澍,年轻时的狂傲渐渐变成了淡定、接受与宽容。一次,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看到王澍的作品被人肆意篡改,气得在电话里大叫:“你怎么能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知不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是什么位置?!”王澍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现实。”

生活中的王澍不用电脑不上网,甚至很少使用手机。他认为那些事物对生活无益,他要保持内心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