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政治因素操控下的晚清翻译

【摘要】在政治因素的操控和影响下，晚清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翻译选材变得比以往更广泛且以具有教化意义、启迪民智的译作居多，尤其是政治、科幻及侦探小说的翻译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推崇。翻译策略也不再拘泥于之前的译法，译者们煞费苦心试图译出迎合国人欣赏口味的作品，以实现其救国救民、唤醒民众的政治需求。

【关键词】政治功利性 操控论 晚清翻译

一、引言

正如Bassnett所言：“对任何译作的评价都要考虑到它的翻译过程及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Bassnett，2001）。因此，研究中国晚清时期的翻译，不可避免要探讨晚清时期的社会状况和译者状况这些外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饱受外国侵略者的打击和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这些打击和失败唤醒了闭关锁国几百年的中国人，使他们意识到救国兴邦的重要性。于是国内开明的官僚、贵族知识分子以及民间大众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把大量具有外国进步思想、政治、经济类的书籍译成国语为民众所传阅，使受几千年封建文化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觉醒。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的一部分，晚清时期的翻译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伟大的翻译家，他们的译作和译论建树在我国的翻译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二、晚清翻译政治功利性的阐释

中国历代帝王视文章为经国大业，文人把文章当作出将入相的工具，一旦入士，兴也文章，毁也文章（周红民等，2010）。翻译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其政治作用不可小觑。1840年以前翻译主要被用作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被隐藏起来，不够明显，其社会功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洋务派意识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并把翻译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翻译由此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政治权力的斗争还伴随着话语权力和知识支配权的争夺。各种权力的争夺主要归结于政治权力的争斗。或许从洋务派和维新派对政治权力争夺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可略知一二。洋务派是清王朝解决外在危机的依靠，政治危机将其推上了权力的核心舞台，兴学堂，翻西书，为晚清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维新派，仅依靠有名无实的光绪帝，未能抓住晚清政治权力的要害所在，以致各种改革措施随着光绪帝的软禁而付诸东流。尽管他们采取了办报纸、建社团以及一些开启绅智的翻译等举措，但每一次进展皆步履维艰，因为固有的权力仍时刻阻碍着知识系统的吐故纳新。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严复为代表的支持维新的翻译家们引入了自由、平等、博爱、实用主义和天赋人权等西方新观念。随着严复译作的发表，国内开始把翻译推向了政治舞台，政治倾向几乎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由此，知识发展的动力不再是自我需要，而是社会的、外在的功利需要，这也说明国人吸纳知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

三、政治因素操控下晚清翻译的选材及翻译策略

操控论。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是翻译研究学派（操控派）的主要理论。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曼斯（Theo Hermans），勒费维尔（Andre Lefevere），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翻译研究学派（操控派）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主要探讨翻译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作给译入语文化带来的影响，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通常操控来自三个方面：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Lefevere，1992：preface）。它们决定着翻译活动，而政治因素又决定着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由此可见事实上是政治因素决定着翻译。

政治因素操控下晚清翻译的选材。在操纵派看来，诗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对主题选择十分重要，既所选主题必须符合社会系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重视（郭建中，2000）。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中主导的诗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强调翻译作品一定要能够开启民智，因此在选材上，原作的主题思想一定要具备教化功能。

在文学体裁中，小说以其通俗性、趣味性和感染力，最符合大众读者的知识水平和欣赏口味。因此，小说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启蒙民众挽救国家的最好的工具。而政治小说的翻译受到译者们的推崇，他们认为翻译政治小说可以有效地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推动他们参与到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去。此外还有科学小说与侦探小说的翻译。科学小说被认为可以开启民智，提倡科学，呼吁国人从封建愚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侦探小说的意义在于开拓国民的视野，使其领悟西方人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法制概念。正如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可以抒发个人的政治见解，传播政治主张，针砭时弊。

政治因素操控下晚清翻译策略。如前所述，晚清翻译高潮的兴起受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由于译法没有严格的规范，在选好符合时代要求的翻译素材之后，译者便试图通过改写原作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学教化的不足。

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的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王克非，1997）。作为一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通过合作者的口述译介18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既多产又颇具影响力的译者。有人称其翻译模式为“林纾模式”（Lin Shu Approach）。“林纾模式”具体表现在翻译实践中，就是翻译者根据个体的需求或者赞助人的需求，或者读者的需求，随意删改、增削，因为林纾是此类翻译方法的典型代表，故称“林纾模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豪杰译”（陈向红，2010）。尤其是晚清小说的翻译，大多数是遵循此翻译模式，即意译、译述甚至编译。

在处理原作的文学形式时，晚清小说译者更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认为传播原作的启蒙内容比文学形式更重要。例如，为了拉近译作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林纾将美国黑人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Uncle Tom’s Cabin译为《黑奴吁天录》。这样的题目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黑奴”一词点名了小说的主题以及“吁，天，录”几个既具有中国特色的字能够引起中国读者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感。使得他们想迫切的翻开书，看一下同处困境的异国民众是如何“吁天”的。这种译法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和震撼力。

四、结语

纵观我国翻译史，翻译服务于上层建筑也为上层建筑所操控。晚清翻译活动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窗户，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大量的西方语言的译入促进了中国现代语言的全面发展，尤为重要的是起到了启迪民智的作用，使科学、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后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腐朽的清政府统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虽然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但为以后的翻译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Bassb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ng of the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Co. ltd.， 1992.

[3]陈向红.晚清时期科学小说在中国的译介[J].民族论坛，2010（1）.

[4]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牟言[J].新民丛报，1904，（7）.

[7]周红民，顾维勇，方小兵.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滨兴”之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