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8 08:23:50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单独二孩”政策正式落地，但政策并未带来生育意愿的“井喷”，也没有带来预测中的“婴儿潮”。至2014年底，政策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符合单独二孩再生育条件的1100多万对夫妇中，只有近100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尽管卫计委称符合预期，但此结果与之前预测的每年诞生200万单独二孩存在较大差距。“二孩”全面放开是否已到时机？此类争议较大的公共政策决策又该如何制定？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难题
“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单独二孩”政策的落地终于使许多人的梦想有机会变成现实。然而，许多符合条件的“单独”夫妇们，却在“心动”与“行动”间纠结徘徊，生还是不生，成了他们的难题。
84.9%的网友认为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为理想的，9.3%的网友认为3个最为理想，仅有4%的网友认为生1个孩子是理想状态。然而，当我们从理想状态中走出，放眼现实，衡量各方的条件限制，年轻父母们还能否轻松面对生二胎的压力与阻碍？
产检花费高，生产要花钱，宝宝生病需治疗费，营养钱不能省，教育更不能省……处处都要钱，不少网友算了自己的养儿账户后，大呼自己是“孩奴”。据测算，排除未来物价和教育费用上涨等因素，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至少要花费50-100万元人民币。如此高的养娃成本让很多人大呼“生得起养不起”。
育儿成本不断涨，教育理念的产物？
育儿成本高，已成为现代社会不争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夫妇拒生二胎的主要理由。不过，老一代家庭恐怕户户不止养育一两个小孩。他们当然有自己的艰难，但对于育儿似乎并非如今日般恐惧，何况现在的经济物质条件远非昔日可比。育儿成本的不断提升，固然有社会的问题，如医疗费用高、入学困难、房价高、食品安全隐患多等，现代父母过度关怀的教育理念，恐怕也是推动其上涨的原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父母希望在物质上给予孩子最好的保障。根据调查显示，儿童消费支出平均可占城市家庭收入的25%，在3-6岁儿童的抚养成本中，教育花费所占比例高达68.8%。由此可见，必需的生理抚养开销之外的花费，往往才是真正的经济压力来源。
全面放开“二孩”，时机是否成熟？
“单独二孩”虽然落地，但是很多父母却选择自动放弃了生育二胎的权利，刨去高龄和生育困难等的影响因素，适龄父母生育意愿降低的现实，使人们开始猜测即使全面放开“二孩”可能也并不会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否已到时机。
不愿生育致使人口下降的状况，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很普遍，“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生育率正在走低。同时，目前中国家庭普遍的“四二一”模式也让不少人感受到了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两个年轻人照料四位老人，难以兼顾成为很多人的无奈。
除了低迷的生育率之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也对“二孩”全面放开形成支撑。2013年、2014年的春节之后，不少企业里出现了下列奇特的场景：企业管理人员列队向工人鞠躬;有的企业甚至直接跑到其他企业门口直接挖人……这些现象背后是劳动力人数的减少，2012和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45万、244万。
公共政策制定，如何自防跑偏？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与否，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反思，类似争议较大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应该经历怎样的程序，才能准确预估政策的后果，以达到政策的初衷。
首先是改进决策环节，优化决策流程。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增加听证和辩论环节，增加对反面意见的认真考虑。在人口政策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更应该加强决策程序方面的考虑，如人口学者王丰所说，以“避免家庭和个人继续做无谓的牺牲，避免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其次是要准确摸到民众需求的脉搏，要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从而获取他们真实的意见。日本、美国等国家在政策修改初期，在国家电视台上，让官员、学者、代表、委员等对重大政策进行讨论、辩论或者解释，日本NHK的“周日讨论”，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智库交锋”就是这样的节目。如果我们能参考这种做法，先让民众充分了解生育政策的区别后，谨慎填写有关生育意愿的问卷，把更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决策者，是不是可以更准确预测政策后果，减少误判。
中国的人口基数和面临的资源压力，使得人口生育限制政策短时间内应不会解除。但我国已开始在不断放宽生育政策是事实，只是我们的“宽度”放到多少才最合适，才能真正解决所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仍需要各方的进一步商榷。（本刊综合）（责编：雷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