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中间路线”的新意与困局

不同的政治人物，对待政治理念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人能够始终坚持理念，即使因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也在所不惜；有些人则一味追求权力，并不惜为此不断变更自己的政治“理念”。

当然，在政治人格的光谱中，处于极端两头的政治人物仍属少数，多数政治人物往往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灵活地展示不同的政治面孔，特别是在选举中，多数候选人都希望能尽量扩展支持者的范围以求胜出。

相近的两岸政策?

代表泛绿的谢长廷与代表泛蓝的，之所以被视为是“两岸政策相近”的中间路线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都在竭力向蓝绿政治光谱的中间游动。不管是对“公投”的跟进，还是谢长廷“和解共生”、“幸福经济”以及“考虑开发两岸三通”的论述，都是政治选举中常见的“剥夺对方议题”的选举策略。

通过这一策略，候选人可以向选民表明，即使在政治对手最为擅长的领域他们也毫不逊色。谢、马的做法可能会让深绿或深蓝的选民有所不满，但他们明白，对于这些满腔怒火的人，自己仍是比对手更为可取的候选人。

鉴于谢以往就两岸关系提出的一些主张及其对“正常国家决议文”的态度，有人便认为谢长廷与的两岸政策相近，并且“由于谢长廷代表本土，相对顾虑还比少一些”。这种看法忽视了下列可能性：中央提出“正常国家决议文”，继续打牌讨好深绿选民；“府院”方面则重新“激活”大陆客赴台观光、奥运圣火赴台等已被否决的议题，以配合谢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温和主张，以便分进合击，左右通吃。

谢长廷出自一个以为理念的政党，其子弟兵也是清一色的独派人士，今后能否摆脱独派而走中间路线，甚或善意对待祖国大陆的统一政策，实在让人怀疑。2000年上任时也曾称要走“新中间路线”，但后来却为深绿挟持而转为急独，前车之鉴可谓不远。实际上，面对“公投”与游锡“正常国家决议文”的两面夹击，谢最近又先后提出“现状就是”，“5年后正名制宪”，以及台海两岸应“两国一制”等论述加以回应。

如果能够在2008年选举中胜出，在两岸关系方面，谢长廷是否将比甚至“更好打交道”，对这一问题的任何武断回答都不会比占卦更有意义。过去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将两岸关系的改善寄托在台湾个别政治人物身上，我们最终只能收获意外与失望。如果不能扭转岛内政治“独意渐浓”的趋势，我们必将不断面临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那些好打交道的人没有政治影响力，而那些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却不好打交道。

对于我们的对台工作而言，至为重要的问题是：的政治主张在台湾是否越来越受欢迎?如果是，为什么?我们如何遏止甚或逆转这一势头?如果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台湾的任何政治人物都将面临如下选择：要么顺应诉求，以求获得政治权力并保持政治影响力；要么无视诉求，并甘愿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台湾社会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变迁足以表明，岛内主要政治人物的言行，以及两岸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危机都只不过是深层问题的表面症候。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台湾民众对待和两岸统一两种结局的不同态度。

的困境

由于2008年大选在即，为了尽可能扩大政治支持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软化了对“”的反对立场，并不断通过“台湾论述”来推动政党的“本土化”。的举动究竟是战略性还是战术性的，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已经开始根据台湾的选举政治来塑造其在两岸关系方面的立场。这样一来，也就无形中被逐渐纳入铺设的政治轨道，即所谓的“台湾的前途应由2300万台湾民众来决定”。

也许需要更多的政治挫折和失败才能使意识到，“中国”在本土化方面是永远无法与台湾的独派政党一比高下的。但即使意识到这点，仍将面对同样的问题：困在台湾的“中国”除了继续“深耕台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呢?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无奈，已不再愿意继续充当台海冲突的防火墙。与2004年不同，不仅未再批判绿营“公投”的相关动作，反而“拿香跟拜”，同样发动了“重返联合国的公投”。

一个长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全国性政党，必须自我蜕变为地方性政党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这是今天的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台海两岸目前的现状并非一种正常状态，独派政党的独立诉求由于能为支持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感，因此能够展现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反，尽管一直表示反对，但在统一问题上却态度模糊，缺少方向感，因此在政治上常常处于被动。毕竟，选民对一个政党的支持，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一直在反对什么。

如果在台湾之外能找到新的政治舞台，也许对的反对就不会如此软弱，对统一的主张就不会如此含糊。毕竟，用心良苦地维持台海关系的稳定，代价却是被扣上“不爱台湾”的帽子，进而输掉大选，当然会反思：为什么只有有义务不顾自身的政治前途去反对、促进统一呢?如果找不到新的政治舞台，无法理直气壮地举起统一的旗帜，困在台湾谈统一，则很有可能在台湾被迅速边缘化。而一个被边缘化的不但对统一于事无补，而且还将对势力失去最起码的制约能力。

在政治上，如果某一个问题难以单独解决，人们往往要将其和别的问题放在一起来处理，以便获得更多的转圜余地。就目前台湾及两岸的政治情势而言，要单独处理台湾的独统问题，或者要台湾方面毫无条件地接受统一，实际上非常困难。但如果能将中国的和平统一放在两岸政制整合的更大背景下进行，则不能说毫无成功的可能。

连战先生对大陆的历史性访问，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的共同立场，同时也就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维持现状本身却不能构成一项明智的政策。任何政策都不应仅仅是对现实的承认。政策应主要着眼于对现实施加影响，使其在未来的发展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对台海两岸的任何统派政党而言，将“维持现状”作为两岸关系方面的一项阶段性政策，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这种政策却也无法向人们说明，如果两岸统一在目前是难以实现的，为什么仅仅对现状加以维持就能使统一在将来更容易实现。现状是人们所熟悉和习惯的，维持现状的风险也往往最低，因为人们绝不可能有机会证明别的方法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过去十多年两岸政治形势的演变已表明，台湾岛内独意渐浓的政治氛围，不免让我们觉得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在战略上作好反对的准备，而不是在政治上向台湾作出过多的让步。

“灵活反应”的威慑战略

随着不断地“本土化”，很可能有一天，势力将不用再面对岛内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制约。到时候，能够对势力产生制约作用的唯一因素，便是我们在战略上的威慑(特别是《国家法》中的威慑战略)，而我们目前的威慑战略能否始终保持成功的记录(即在避免的同时避免台海冲突)，也还是个未知数。

这种战略与威慑可能失败后必须实施的战略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系。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粉碎”的威慑战略所具有的孤注一掷性质，对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意志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而降低了威慑的可信性。政治领导人在受到势力挑衅时必须面对巨大的决策风险。

在这种战略环境下，追求者的策略往往是将较大的行动分解为几个较小的步骤，而每一个单独的步骤都显得不值得大动干戈。在受到势力的挑衅时。我们始终面临要么破釜沉舟，要么无所作为的两难困境。

为摆脱这一困境，我们有必要将目前的孤注一掷式的威慑战略调整为一种“灵活反应”的威慑战略，在威慑战略与威慑一旦失败后所需实施的战略之间建立更为牢固的联系。“灵活反应”战略使我们在面对严重程度不同的事变时，可以作出不同的战略反应。这种战略可以给势力施加最大限度的威慑，同时又只需冒最小限度的风险。

我们针对的威慑战略一旦具备了“逐步升级”和“灵活反应”的特点，便可以使各种行动的代价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台湾的政党或政治人物可以通过推动和挑衅大陆来获取额外的政治利益，同时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动力去认真倾听对待我们在两岸关系方面发出的声音。

我们应该把台湾方面的每一次挑衅，看作采取果敢行动的机会，以改变岛内在独统争执方面的政治力量平衡。我们采取的行动既要坚定有力，足以使势力感到迫切的压力，又能够收放自如，为随后的谈判保留足够的空间。通过“灵活反应”战略的运用，我们既能在世人面前戳穿正在不断成功的幻象，又能迫使台湾方面来决定：是在诉求上有所收敛，还是让局势变得不可收拾?

不过，即使威慑战略能够成功地遏制，却不一定能改变台湾民众的态度。反对需要的是战略，实现统一则需要政策，或者说需要大陆方面采取政治行动，增强和平统―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

在决定解决的时间和方式这一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任何决策者都必须认真地问自己，我们作出某种决定，究竟是因为这种决策较为容易，还是因为决策尽管极为困难，但却孕育着成功。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纷纭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与因循守旧的作风进行斗争，克服坐等危机爆发和逃避制订长远计划的倾向。真正的政策绝不应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而应是一条通向最终目标的道路，并成为勇气、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

毕竟，将来能否成功实现国家的统一，主要取决于现在的政策是否正确而有远见，并为贯彻这一政策而愿意作出可能是极为艰巨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