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保钓遭遇困局

时间:2022-08-14 09:09:59

台湾民间保钓遭遇困局

49岁的台北县永和市市民黄锡麟除担任永和市这一社区最基层的民意代表外,还有另外一个职务――“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5月27日,黄锡麟乘坐渔船驶入附近的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渔船随后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两船最近相距只有1、2米。最终黄锡麟未能如愿登上,但也实现了其年内出海保钓的承诺。

2008年下半年,在台湾领导人上台后不久,台湾渔船遭日本军方扣押,黄锡麟和他的保钓渔船为讨回公道,在10艘台湾海巡署军舰为他们护航的情况下,成功在海域宣扬其主张,日本官员也最终低头谢罪。台日军舰在附近对峙,剑拔弩张,也让备受关注,台湾岛内“保钓”情绪一度高涨。

但两年过去,“保钓”热情和反日情绪在岛内已慢慢消褪,黄锡麟和他的“中华保钓协会”也陷入运营和经费困境,甚至最近一次出海,经费也不是来自岛内,而是海峡对岸的一位爱国商人。

不少“老保钓”壮志未酬

每当有记者采访黄锡麟时,他总会高举赠给“中华保钓协会”的题词,借助媒体向喊话。这位市民代表之前是台北县永和智光商职机械科的实习老师。1996年,刚从分裂出的新党发起保钓运动,当时黄锡麟是新党的义工,从此一头栽进去,全心全力投入“保钓”。1998年,黄锡麟代表新党参选永和市民代表,至今已经在这个泛蓝民众居多的社区获得3连任。

2000年执政以后,来自日方和扁政府的双重打压导致台湾民间保钓力量青黄不接。当日本青年社在擅自搭建宣示的灯塔时,和他的同僚们则正在台湾岛内掀起一场场类似把“中华邮政”更名为“台湾邮政”的“去中国化”运动,这几乎让前者至今“稳坐”。

台日关系发展良好,台当局―直冷处理的“问题”,曾经在台湾辉煌一时的“保钓运动”此时早已成为回忆,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保钓运动经历了近40年。当初热血澎湃的青年,至今多数白发苍苍,更有些朋友已因壮志未酬,含恨而去。”黄锡麟称,保钓这份工作吃力不讨好,还好有“老保钓”―直解囊相助。

为集中分散的力量,黄锡麟曾多次向扁当局申请成立合法社团,但是当局一直不予受理。直到重新上台,这些保钓人士才看到了希望――因为他们的新“总统”曾经是“保钓热血青年”。曾经是台大学生保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他们的组织下,1971年,台大学生发起“保钓大游行”。多年后,已经功成名就的对这段经历依旧刻骨铭心。他在《沉默的魄力》一书中写道:“彻夜画海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尔后,甚至还参与街头示威,拿起鸡蛋怒砸日本特使座车…一”

青年在问题上是当仁不让的“鹰派”,从政后也曾一度展现出强硬作风,更是说过“为,不惜一战”的狠话。‘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我们民间只要有一些大的保钓会议,只要有空,他都会来参加。有一年,我们做了保钓邮票,选了009号送给他,他亲手给我们题字:祝‘保钓’成功。甚至当时,他还说要弄一个‘保钓’博物馆。”黄锡麟回忆。

也的确未让黄锡麟失望。2008年11月,黄锡麟和他的同仁们从台湾“内政部”拿到“中华保钓协会”的批文,这意味着30多年愈挫愈战的台湾民间“保钓”运动终于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成立当天,发去贺电,并赠送牌匾,匾上题词“和衷共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惠赠题词“保疆护国”,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惠赠题词“寸土必争”。此外,郁慕明、立委林德福,前立委郑三元等政界人士也出席了成立大会。

一纸批文在手,想起浸透纸背的三十载辛酸,黄锡麟和一位“老保钓”不禁相拥而泣。虽然台“外交部”对外澄清,是依惯例赠词给人民团体,无政治意涵,盼台日关系不受个案影响。但日本舆论普遍认为,一向反目的赠题词祝贺该协会成立,是再度主张“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的。

“国安已经渗入保钓协会”

的保钓背景曾让黄锡麟充满信心,他一度幻想能给保钓协会一些经费上的赞助。但幻想很快在保钓协会成立一年多后破灭。在今年5月的一次出海活动中,当渔船被日本舰艇冲撞时,黄锡麟曾拿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台湾海巡署,希望派船舰救援,但海巡署要他们自己报案,根本不愿意出面护渔,保钓人士被迫前往海巡署表达抗议。

“台国安、行政系统已经渗入保钓协会了。”除不护渔外,最让黄锡麟恼火的是,在台官方的干涉下,一些原本承诺赞助经费的企业家被迫取消赞助计划。在台湾新一轮行政部门规划中,海巡署将和其他两个部门合并成为“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在刚上台不久曾积极护渔,但是只是一小段时间。海巡署降级了,指望国军护渔更不可能了。”黄锡麟称。

2008年11月,“中华保钓协会”刚成立时,协会的会员组成包括一些渔民、1970年代钓运人士,还有包括贾廷诗、刘源俊等少数学者。但是除一些渔民外,活跃的会员并不多,经费也十分紧张。虽然台湾对“保钓事业”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但“残酷的现实让保钓成员的热情和万丈雄心几乎消磨殆尽。目前从事保钓的人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不出海的话,(经费)运转还可以,但是出海费用,过去一直由我们几个理事自己掏钱。”黄锡麟的协会已经没有了提供资金支持的台湾企业,最近几次出海依靠的是中国大陆的爱国企业家。他认为当局的不作为是最大的原因。“你知道吗?选前是保钓,选后就跑掉!”7月中旬,黄锡麟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专访时显得格外愤怒。

两岸关系虽然缓和,但是也深知台湾与美国、日本间必须保持亲密关系。“他任内积极释出善意,致力推动台目交流,至少驻台的日本工商企业界已逐渐摆脱对的刻板印象。”台北市日本工商会理事长小椋和平称。

除需要维护台日关系外,的反对者――“绿营”似乎对保钓也不感兴趣。反对者认为,上任初采取的积极保钓策略,不仅使台湾远离了东京,更是想激化台湾民众的反日情绪,以达到安抚北京的目的。“卖台”、“北京”这些字眼,在台北政客眼里是万万不能靠近的。

卖衣服求购“保钓船”

虽然“中华保钓协会”成立两周年的日子临近,但是这个台湾首个合法的“保钓”组织的“官方联络地址”一直还设在黄锡麟所在的永和市民代表会,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负责联系媒体的游嘉文,同时兼任黄锡麟的助手。每当有媒体要了解保钓协会情况时,这位联络人的回答一般都是“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黄执行长可能比较清楚”。

黄锡麟希望能成立一个“保钓大联盟”。他准备联合全球各地华人团体,推动成立“全球保钓大联盟”的计划。此外,他还描绘了大联盟成立后的远大目标:在2012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冲绳归还协定》40周年之际,由该联盟向旗下团体发令实现全球保钓人士乘船登岛。

“跳出,把全球华人都拉进来,这样受到两岸政府限制的可能性就会减小。”黄锡麟的算盘并非无道理,与当局对保钓冷处理的态度相对应的是,大陆方面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议的思维一以贯之,一直未曾改变。在此原则下,北京自然也不会鼓励民间保钓行为。而香港特区政府也曾在2009年突然出手阻挠香港人出海保钓行动。此举被外电认为也是“仰承中央政府的指令行事”。显然,的官方显然都有各自的战略考量,这使得他们很多时候难以支持民间的保钓行动。

官方不支持,民间保钓行动的质量也在下降,黄锡麟坦言,公众对“保钓事业”正在失去信心。今年4月在深圳,黄锡麟参加了保钓团体共同承办的一个会议。7月,他们将拟出“保钓大联盟”的章程。此外在11月“中华保钓协会”成立两周年之际,他们还准备召开一个广邀全球保钓团体参与的“保钓论坛”。

但是当本刊记者问到“保钓大联盟”和“保钓论坛”筹划进展如何时,黄锡麟也坦言,没有经费来源,一切都还只是构想。

在5月那次“出海”中,黄锡麟曾向媒体控诉台湾海巡署拒绝救援,但是立马遭海巡署反口咬称黄等人根本没报案。回到台北后,黄锡麟至台北地方法院按铃控告“海巡署护渔不力、毁谤等罪名”。但是至今,他还是没能收到法院的立案公文。为此,他还向台监察院投诉,但是也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除“保钓大联盟”等长远目标外,黄锡麟最想得到一艘属于保钓协会自己的船,因为在渔业公会的干涉下,一些渔船船长也不敢租船给他,“出海”越来越难。

为筹够买“保钓船”的资金,黄锡麟们定制了一批“保钓衣服”。今后,在台北101、等景点旅游的大陆客们,除会收到一些岛内团体发放的在大陆被视为禁忌话题的宣传单外,也会遇到黄锡麟和几个保钓协会理事们向他们推荐“保钓T恤”。“大陆客人应该对保钓事业比较重视,应该会购买我们的衣服。”求船心切的黄锡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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