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违宪审查方能实施宪法

1982年宪法到了“而立之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最近在纪念其颁布30周年大会上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同时明确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

那么，如何确保宪法的实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从法理上讲，所有法律或者规则的实施都离不开司法，离不开法院对法律或者规则的适用。只有进入司法程序，法律或者规则才能得以落实，才能转化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机制。

宪法是一个国家或共同体的根本大法，其效力高于所有普通法律。它的实施同样离不开司法适用，离不开法院对宪法的卫护，离不开违宪审查制度。根本而言，宪法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政府越位，是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的行为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那么，当立法或行政机关违反宪法时，该如何救济？唯一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司法机关对它们的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适当的裁决。此即“违宪审查”或者“司法审查”，它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多数国家。

如果不允许法院适用宪法，不允许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审查和裁判，宪法的实施就无从谈起，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就难以保障。遗憾的是，1982年宪法颁布之后，法院几乎没有适用过这部宪法，遑论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违宪审查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最高法院在“齐玉苓案”的批复中，间接援引过一次宪法——当时法律界兴奋地以为迎来了“宪法司法化”的春天。但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该批复被终止，而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已停止适用”，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解释或者说明。

需要追问的是，1982年宪法已经颁布30年了，为何法院几乎没有适用过它？为何没有进行过违宪审查？宪法中不是写明“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吗？况且，在这部宪法中找不到一个条文禁止法院适用它，也找不到一个条文禁止法院进行违宪审查。

有一种声音认为，现行《宪法》确立的是“议会至上”的政体——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57条），让法院适用宪法并进行违宪审查，会与此产生矛盾，因为法院可能会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宪。

问题是，如果因此而不让法院适用宪法并进行违宪审查，那不是等于将宪法束之高阁吗？人们一方面说它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又不让它像所有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不让它的最高法律效力转化为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这不是更大的矛盾吗？

也有人主张，既然宪法已经确立了人大至上的地位，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能即可，用不着让法院承担此一要务；并且，《立法法》也规定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还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

可是，如何确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违反宪法？除非假定它们制定的法律不可能违宪，否则，就不能让它们来进行违宪审查，因为这违反了“任何人都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之根本原则。其实，立法机关制定违宪的法律不仅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依法理而言，宪法和（普通）法律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宪法是由全体公民制定的，反映全体公民的意志，而法律是由公民的代表制定的，反映公民代表的意志。毫无疑问，全体公民的意志高于其代表的意志，后者不得与前者相冲突。

必须承认，即使代表们系由公民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意志也不可能总是和全体公民的意志保持一致。既然如此，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就是不可或缺的了。既然立法机关不能审查自己的法律——也不应让负有执法义务的行政机关担当此任，那就只能将这一任务交给专门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

为了实施宪法，让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不仅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欲让法院真正发挥这种作用，必须确立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必须让法院获得独立地位，否则，即使它被赋予了违宪审查的权力，也很难化为现实。

为了理顺宪法上的基本架构，解决制度设计上的逻辑矛盾，让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平起平坐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分立与平等的制度框架，司法权就无法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制约，也就无法有效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

在制度变革需要时日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推进司法独立，让司法机关的翅膀硬起来，使其能够与立法权和行政权抗衡，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违宪审查。

实施宪法的关键在于确立违宪审查，推进违宪审查才是对1982年宪法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