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无涉”的暗道功能

正好用来为缺德献策凿开一条避免良心谴责的暗道

如果有谁要说“价值无涉”的半个不字，是会被一大堆学问家耻笑的。“价值无涉”可是马克斯・韦伯为社会科学立下的法呢。

这确实是韦伯立下的法，在学问家眼里，差不多如同摩西为犹太人立法那样神圣。虽然韦伯也并不否定价值关联或者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然而毕竟大家只乐于接受“价值无涉”，好像一旦承认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就会成为政治奴仆或者不配成为科学一般。

“价值无涉”成就了学术的独立，也为学术“不讲道德”提供了庇护，价值判断已经不再被认为有意义。我知道经济学家就鲜明地表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态度，而只是需求、效用、交换、价格等等，据说道德不是经济学要关心的问题。

不讲道德以后，经济学真的变成了一把好快刀。例如有一年发大水，有的地方“人或为鱼鳖”，毁掉的设施不少，损失的房屋更是不计其数，大水一退，立即有经济学家高呼“水灾拉动GDP增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设施坏了要修复，房子倒了要重建，这就有了需求，黄沙水泥窗玻璃都好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大家一看，果然是这个道理，除旧布新，再建家园，简直就是一桩其乐何如的事情，那些家园被毁的人们无告的脸神经济学家是不在意的，经济学也不必讲人性，或者说只承认一个人性，那就是“理性人假设”，感情问题固不在经济学范畴之内，经济学家戴上职业眼镜，就没感情可言了。

要说真的“价值无涉”吧，好像又不尽然。经济学不讲人性、道德或良心，看起来是“价值无涉”了，不讲好坏了，把价值问题清除出去了，实际上却仍然在讲好坏，只是要另讲出一套好坏来。把道德、政治、分配、公平等因素清除出去以后，经济简单化为经营，企业固然是经营，国家与社会不过一“经营”领域罢了，什么“经世济民”，难道除了“经世”之外还有“济民”的办法吗，所以只谈论“经世”就好了，要谈济民就是不好的。腐败嘛，是有利的，这可以把权力卖掉啊，实际上提高了效率，而且钱来权往，资本也并不消失。医疗教育高收费，房地产大涨价，都是可喜的，这样就开辟了新的消费领域，拉动了内需，把存款都“逼出来了”，而且刺激了赚钱的愿望啊，人们将因此而更加拼命地工作，效率又得以提高。减员可以增效，国企卖给经营者可以增效，这是好的，在失业与趁火打劫的是非问题上计较就是不好的。

当然，经济时代嘛，经济学又是显学，或者叫霸王之学，故而经济学是要照耀到所有的地方去的，“婚姻的经济学分析”、“的经济学分析”、“说谎的经济学分析”、“募捐的经济学分析”、“单身的经济学分析”、“开会的经济学分析”等等，都会有人来做。经济学可以谈论一切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来谈论经济，因为“不懂经济学，就不要谈经济问题”。拥有单边话语权，这就是显学的厉害。

显学的厉害，还在于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经济学怕讲了道德就感情用事不客观，所以不讲道德，又有什么学问该讲道德呢，都可以不讲道德的。历史学，也很怕不客观，所以也不能“儿女子态”，为情所困，为道德所累，以至于辨不清历史大势，举凡岳飞抗金是否不利于民族融合、史可法抗清是否逆历史潮流而动、清兵屠扬州是否有助于盛世的塑造，都是新的课题，值得研究。法学就该讲道德吗，更加不能，法律与道德本来就应当区分开来的，你说严刑峻法不好，但它毕竟是法啊，是法就要遵循，不管法是好是坏，你都得接受，法本身道德不道德，那不是你该管的，你的义务是遵守。新闻呢，真实乃是生命，更加不必顾道德了，只要真实就好，杀人嘛，怎么杀的，杀了几刀，身首是否异处，原原本本拍了来，隐私嘛，不干犯一下你也意识不到隐私权是多么重要，就像胃不疼你就感受不到胃在工作是不是。政治也不必讲道德，岂不见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吗，早就将道德从政治中剔除了。文学艺术当然也不可以讲道德了，生活本身就多有不道德之事，用不着你来剪裁和评说，你要忠实于生活。

这就是说，道德就留给伦理学家讲讲好了，除了伦理学家，所有人都不必再去讲道德、良知。所有价值问题，让伦理学给包圆了，成为伦理学的专业活，别人不必操心，各人干各人“价值无涉”的事去。据说即使如此，社会仍然很好，因为“我们并非没有道德，只是不去讲它”。但“并非没有道德”的经济学家讲腐败有利、失业不足虑、水灾有好处等等，又实在让人看不出“并非没有道德”来，但此时，“价值无涉”正好用来为缺德献策凿开一条避免良心谴责的暗道，――这是“价值无涉”在避免学术为非学术所困、让社会科学得以成为科学之外的第三个功能。

刘洪波，1966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长江日报评论员。有杂文集《文化的见鬼》、《高雅的落俗》、《苍蝇的光荣》、《读出滑稽》、《淳朴的异议》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