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诗意的苦难

第三种山东性格：

野性中的自由之光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将播出。这部据称集中了中国最好的作家（莫言），最好的编剧（赵冬苓），最好的演员（周迅）的电视剧，还未上映便受到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近日，一年一度的红高粱文化节在高密举办，茂腔《红高粱》、红高粱诗歌奖等从不同侧面解读红高粱文化。

在《红高粱》开篇，莫言即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这个舞台上，一群英雄好汉王八蛋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野性大战。乱舞的红高粱，象征着勃勃生机和不屈的灵魂；高粱地里挣扎的男女，无论是自由的野合，还是向侵略者的抗争，都极具个性。

这是“好汉山东”的一个变种，高粱地里不再是梁山水泊中的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乃至视女色为粪土，余占鳌完全超越了宋江和李逵为代表的草莽英雄。某种意义上说，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土匪”，原生态的野性，挑战命运以及抵抗侵略。

红高粱文化超越于水浒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女性情感和身体真实欲望的挖掘。闪耀无限光芒的九儿，莫言在小说《红高粱》中向其致敬：“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小说中还虚构了一个民谣：“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九儿不是余占鳌的陪衬，她是一个高粱地里独特的个体。

于是，红高粱文化超脱于传统意义上的“好汉山东”，完全独具一格。而山东性格的另一面――儒家文化，则依然与之对立。于是，在传统的“好汉与孔子”的二元对立之外，我们有了第三种诠释山东性格的可能，那就是弘扬自由与野性的红高粱文化。

莫言是一个天才的记录者，将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光辉与龌龊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他写出了小说《红高粱》，提取出我们民族内心本来具有的人性的光辉，并将之放大。

战争的诗意美学――

青纱帐与灾难自救

高粱地里的余占鳌，以及芦苇荡里的洪振海，甚至鲁南巨匪刘黑七，这些乱世里搅动时代洪流的好汉，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战争中的另类面孔。

反抗是一种诗意美学，对侵略的反抗，对制度的反抗，对束缚人性的伦理的反抗，一系列的反抗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维护自身人格的砝码。

《红高粱》颠覆了《荷花淀》的抒情、《小二黑结婚》的欢快、《林海雪原》的浪漫，没有“伟光正”，彻底的简陋与粗俗，但在那个传统叙事主导的时代，在虚假的温和乃至娘娘腔的抒情下，这种突如其来的离经叛道，出人意料的同时让人大呼快意。

当然，战争之残酷并不能用其间夹杂的些许诗意来取代。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是一个代表：男人们走向战场，前面是敌人的子弹，后面是己方的子弹，向前向后都是死亡，而死亡中间则是饥饿、寒冷和恶臭。

换句话说，所有人都会死去，死亡的诗意是那么悲壮，但这种间歇性的诗意，确实是人类光辉的展现。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讲述了人与马的故事，马与马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侧面看到了战争的面孔，透析了人性的可贵与可恶。当马肆意狂奔在无人区被铁丝羁绊的时候，就像无数士兵对战争发自内心憎恶的载体。马痛了，我们哭了。

战马成为苦难中的诗歌，就像我们曾经的青纱帐、芦苇荡。一个民族正是有了一次次苦难中的重生，才逐渐成熟；无数的战争，反抗侵略的自戕，最终成为一种丰富的资源。青纱帐里的荡气回肠会一次次回到我们的记忆里，给予我们以诗意的享受。